第6章 康有为的神话(2)

这本日记历经岁月的封存，终于在八十五年后被历史学家汤志钧从日本挖掘出来，尘封的历史开口说话了。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曾密谋兵变，他不知道毕永年居然留下了一本《诡谋直记》。

神话之六，汪康年主持《时务报》，排挤康有为弟子，后期不发表康弟子文章、有意不报道维新派消息的神话在事实面前也经不起一击。

1896年8月9日，著名的《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总理为汪康年，梁启超一度还是该报的主笔。汪是康、梁变法的亲密同志，《时务报》是民间报纸，舆论独立，多年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一创刊便风行全国的报纸，发行量达到1.7万份，是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民办报纸。

可是，百日维新第四十六天光绪帝下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原来是康有为试图通过权力，把创办多年、影响巨大的民报变成官报，把老百姓的喉舌变成政府的喉舌，最终达到自己把持的目的。当汪康年釜底抽薪，改办《昌言报》，给康有为留下一个“时务报”的空名，怒气冲冲的康致电两江总督，试图再次动用权势的力量治汪以“抗旨不交之罪”，一再借助权力来夺取一家民办报纸，即使在当年也不得人心。后世的人们因为把康梁看作戊戌变法至高无上的代表人物，往往会忽略这些历史的细节，其实只要查阅当年的《时务报》我们就能看清那真实的一幕。

本书揭穿的康有为神话还远不止这些，但足以让我们触目惊心。我当然并不认为这些都已是历史定论，但我完全相信我们在历史教科书和大量历史书中所认识的那个康有为是被人为地拔高了的，是被他自己，被他的弟子，被所有造神的人拔高了的康有为，而不是历史中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康有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为什么仅仅百年前的历史就会如此模糊？为什么历史学家会从尘封的史料中发现如此石破天惊般的事实？我们不禁要追问，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能欺骗一个民族百年之久？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我们习惯了造神，一旦有人风云际会，浮出水面，就把所有神圣的光环往他头上套。仿佛从来就是英雄创造历史，明星创造历史，广大普通参与者，更不用说芸芸众生都只是权力的垫脚石。多少年来，我们的造神运动又何曾中断过？

太平天国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洪秀全造神的历史，我们从以往的历史书上看到的多是被神化了的洪秀全。同样，戊戌变法也造就了康有为的神话，因此一百多年来，当我们回首那段历史的时候，总是笼罩着康有为自己和后世的人们所精心编织的神话之中。如果还历史本来面目，在19世纪末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绝不是个别“领袖”与“英雄”，还有大量的普通知识分子、青年学子，甚至功成名就的官僚，想想准备参与“公车上书”的就有一千多举人啊，仅仅1895年5月2日就有十五起上书，还有那些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那些办报、著书、写文章的，是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名的与无名的，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悲壮的维新运动。这其中光绪帝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鼎力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贡献也不会比康有为少，办报的汪康年影响也很大。

当然，康有为在19世纪末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从遥远的南海岸边走来，登上历史的大舞台。他倡导变法，顺乎当时的时代潮流，是大势所趋，从而演出了一幕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的正剧。1888年的康有为，一介书生，没有官爵，没有功名，连举人都还没有考上，按照清王朝的制度，他根本没有给皇帝上书的资格，也没有过问国事的权利。他却虔诚地开始了上书光绪帝，呼吁变法的艰难历程，虽然光绪不可能看到他的上书，但他锲而不舍，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光绪上书，最后终于打动了年轻的光绪帝，对开创昙花一现而光照史册的百日维新不无影响。

那个时候，康有为无疑是最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著书立说，讲学授徒，传播他的维新变法思想；他组织强学会、保国会，创办《中外纪闻》（《万国公报》）、《知新报》；他七上皇帝书，特别是1895年当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于日本的消息传来，他慷慨激昂，痛哭陈辞，连夜命笔作万言书，文不加点，一气呵成，满纸爱国热情，诚真男子也。

他在戊戌变法前写的那些上清帝书，也确实慷慨动人，文采飞扬，颇有见地。即使今天读来，我们也还能体会到他当年激扬的神采和满腔的爱国、救国之情，比他后来写的那些保皇、卫道的文字要有文采得多，因为其中也确乎包含了他的真情。

正是因为康有为通过讲学培养了一批追随他倡导变法维新的骨干，通过著书立说，传播他的维新思想，通过不断的上书，组织学会、办报、演说使他成为名动一时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的思想家和行动者，他功不可没，康有为之名也因此永远载入了史册。

但不能因此就不顾事实，把康有为的作用看得过大。我始终坚信任何历史都是由无数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并非某个人特别伟大、英明，独自创造了历史，那恐怕只在电影、戏剧当中。即使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中，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变法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把康书中关于“孔子改制称王”的字句全部删除，同时下令印发另一位改革思想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千部，张之洞的《劝学篇》也是官员人手一册，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当时显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视。康本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梁启超只是办译书局事务，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中也没有提到康有为的名字。重要的“军机四卿”中只有一个算是康门弟子，他们后来无一幸免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当康有为流亡海外，享受着世界各地华侨捐给保皇事业的巨款时，又何曾想过这些为变法流血的志士？康有为在意的是他的领袖地位，在意的是满清皇室对他的知遇之恩，在意的是他的高水准的生活，即使到了民国时代，他在垂暮之年，在杭州西子湖畔建造别墅，看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就毫不羞耻地纳为小妾，一边写《大同书》，说什么众生平等，一边却是三妻四妾。

与他同时代的严复也是一样，他曾留学英国，学习海军，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他大声疾呼变法救亡，迅速成为戊戌时期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他所译的《天演论》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精辟地总结出“物竞”、“天择”四个字，警告中国人如果再不变法图强，就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这本书1898年一出版就震动了全国，十年里出了三十多个版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那一时代最流行的词句，有些青年人甚至以此来做自己的名字（如胡适，字适之；陈炯明，字竞存），可见其影响之大。毛泽东把他称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个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因为他给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20世纪前半叶的几代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没受到过他的影响。他提出自由才是西方社会的根本，民主只是自由的产物，和谭嗣同大力歌唱的平等、康有为大同世界中的博爱一起构成了戊戌变法时期反对专制的启蒙号角。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开一代风气的人，后来竟成了保守派的代表，先是“筹安六君子”之一，再是反对白话文，反对五四运动。对于康有为、严复这两个曾走在时代最前列，领过历史风骚的人物，最后成为筹安会和复辟的主角之一，这是铁铸的事实，一失足成千古恨，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温故戊戌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这样一个康有为，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名著《广艺舟双楫》就肉麻地吹捧了翁同龢父子的书法成就以取悦翁）。他当然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但不是唯一的主角，他掩盖了一切对他不利的事实，试图把戊戌变法变成他一个人的独角戏。如果说戊戌之前他的思想、言论、行动都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站在时代的前面。那么，当慈禧太后的屠刀扼杀了百日改革的事业，他也落在了时代的后面，或者说被历史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最后和张勋一起成了复辟丑剧的主角。《温故戊戌年》仅仅把康有为的神话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某些历史的真相。走出康有为的神话，走出所有大大小小历史的神话，只有从神话中走出来，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希望，一个总是生活在神话中而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