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打翻的五味瓶——中国人走近诺贝尔文学奖的历程

2000年最后一期的《书屋》“絮语”说：

“2000年10月12日，是令至少100位大陆和海外的中国作家心里的五味瓶被悄悄打翻的一天——这个数字和判断来源我一位朋友不无夸张的幽默；我倒觉得，这是令上帝又一次偷偷发笑的一天。

这一天，有一位叫高行健的法籍华人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从“五味瓶被悄悄打翻”的那个晚上以来，我断断续续想起了一些与此相关的人和事，从鲁迅到到沈从文，从中国作协负责人的谈话到老舍儿子的不满，顺便记下，也算是《书屋》絮语的絮语。

一、鲁迅：“我不愿意如此”

1927年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研究时，曾与刘半农商量，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并通过台静农写信征询鲁迅本人的意见。但鲁迅先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再度回首这段往事，这是鲁迅的谦虚吗？从他1927年9月27日给台静农的信来看，他的拒绝不仅仅是谦虚而已。有了这封弥足珍贵的信，后人的许多解释几乎都显得多余。先生在信中说：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这就是这个死后被称作“民族魂”的精神巨人对自己深爱的这个民族冷静、理性的认识，话虽然显得有些“刻薄”，却未尝不是一针见血。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他固然有谦虚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他对自己民族的虚荣心、虚骄之气清醒，彻底的认识，他不仅仅是谦虚，虽然他是多么渴望这个民族能站起来啊！

另外有一点完全不可忽略的是，鲁迅先生对他自己也不无担心，他怕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崇高荣誉后，自己又没有条件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有负于这一荣誉，所以他才会说：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事实上，自从《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之后他再也没有去写小说了。由于时代的黑暗、处境的险恶，他把毕生的精力主要用于写杂文，与各种各样的势力斗，与明枪暗箭斗。他构思中的反映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也终于没有完成。鲁迅先生深深知道中国新文学起步仅仅10年，用世界文学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确实还没有产生足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作品。先生是有自知之明的，不会被诺贝尔奖的光环照晕了头。因而，拒绝诺贝尔奖也是他的明智，在巨大的荣誉诱惑面前，又有多少人能够免俗、能够拒绝呢？伟人就是伟人，他的伟大之处是常人所无法企及的。一个人伟大与否并不取决于他是否获得了诺贝尔奖之类，比如两个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德国科学家勒纳德、斯塔克充其量不过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走卒而已，诺贝尔奖的神圣光环也掩盖不了他们人格上卑微、无耻的一面。

鲁迅先生虽然失去了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机会，但无损于他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代表。

二、林语堂：与诺贝尔的擦肩

11年后，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获得了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940年，她推荐林语堂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恐怕是中国作家第一次被提名，林语堂用英文写的《吾土与吾民》《京华烟云》80年代以来都出了中译本，至今仍畅销不衰，但他的文学成就毕竟有限，几乎没有引起瑞典文学院的重视，更何况当时正是世界大战期间，正常的评比根本无法进行。

三、老舍：亦真亦假的传闻

2000年7月底，离诺贝尔奖揭晓还有2个多月，报上出现了一条关于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消息。据老舍儿子舒乙向外界披露，老舍差一点获得了196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而老舍先生早在1966年8月24日“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不久，就因不堪忍受侮辱而投大明湖自杀了。

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脍炙人口，在60年代的中国作家中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比较多，其中也有瑞典文，1968年，他引起瑞典文学院的注目并不令人吃惊。据说经过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个候选人时还有老舍，秘密投票第一名就是他。当时各国已有传言：老舍已去世。瑞典就让驻华大使寻访老舍下落，同时请其他国家联合进行调查，“文革”正如火如荼，中国官方没有任何答复，瑞典方面断定老舍已经去世，这是一个没有文学的年代。鉴于诺贝尔奖章程规定死者是不能得奖的，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另外4个人中重新进行投票，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于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得了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舒乙说这个故事是当年庆祝川端康成获奖的宴会上，瑞典大使透露出来的。他还列举了两个证据：一是萧乾夫人文洁若。萧乾夫妇曾访问瑞典，证实过此事，文洁若将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留下记录；二是瑞典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谢海涛《儿子首次向外界披露：老舍曾获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见2000年7月31日《杭州日报·下午版》）

可惜这件事在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的《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一书中没有记载，文洁若老人也不予证实。舒乙又称这一情况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老舍学会会长藤井茶三郎专程到中国向老舍家属透露的。他相信日本就能找到相关材料。他说：“我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到过这件事情，从口头上来说应该是确证了，问题只是缺少相关文献。要是有一笔基金，派专人到日本去，肯定能找到这些材料。”但据马悦然先生说，老舍在入围之前已被淘汰。

既然得不到来自瑞典文学院的证实，老舍几乎获得1968年文学奖当然就只是一种传闻而已。

四、沈从文：已经敲响大门

斗转星移，又过了20年。沈从文几乎获得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则得到了瑞典文学院方面的证实。

在20世纪的中国作家中沈从文是独一无二的。这个来自湘西的乡下人，30年代开始登上文学舞台，写出了《边城》等传世作品，他以无与伦比的质朴、美丽的笔调，再现了湘西那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深刻地描述了人性中的美与丑、善和恶、生与死、追求与堕落。所谓文学是超越国界、种族、阶级的，在沈从文这里得到了一次生动的证实。1949年后的几十年正是作家创作的黄金年龄，但他却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笔，选择了沉默，完全的沉默，去搞他的中国古代服装史。

直到80年代，沈从文才被人们像发掘古董一样地发现，他从边城走向了世界。瑞典文学院中唯一懂汉语的院士马悦然及时地把他的作品译成了瑞典文，1987年《边城》的瑞文版正式出版，接着《从文自传》《沈从文作品集》的瑞文版也出版了，沈从文代表作的翻译和出版成为瑞典文学界的一件大事，沈从文也立即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并进入了最前列，一个中国作家敲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门。如果不是沈从文在1988年5月10日猝然去世，瑞典文学院已经初步决定把1988年的文学奖授予他。难怪马悦然听到沈从文去世的消息时那么着急，他立即打电话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询问消息是否确切，使馆的回答是：他们不认识沈从文这个人！据刘再复说，马悦然对中国使馆的这一回答一直困惑不解，耿耿于怀。就这样阴错阳差，中国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而这一次成功的可能最大。

五、北岛：等待桂冠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这些诗句曾经激动了一个时代，从油印的《今天》到海外出版的精致的《今天》，这中间是一道永远无法跨过的鸿沟。70、80年代的北岛和90年代以来的北岛仿佛已不是同一个人。作为诗人的北岛也许在80年代就已在大地上消失，现在的北岛毋宁说是一个等待着“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候选人。

2000年10月12日，当瑞典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不知道这位昔日的诗人心中是什么滋味？我没有听到他对高行健获奖的反映，但说五味瓶打翻了恐怕不差。奇迹不知何时再度发生？等待希望也许是一个诗人的命运。我不懂为什么一个诗人在他成为诗人之后就写不出诗了，正如我不懂为什么那些自称诗人的人都飘在空中，和我们这片土地如此遥远。

六、巴金：文学倒在其次

巴金老了，他的声音却依然那么年轻。他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的心灵似乎永远都那么纯净。他的《真话集》虽然没有多少深刻之处，却也走出了假、大、空。他倡导的现代文学馆已建起来了，他呼唤的“文革博物馆”至今仍是水月镜花。

30年代以来的一代代知识青年很少没有读过他的“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的。但今天人们尊敬这位老人，主要不是因为他的作品。而是他的忏悔、他的自省，他说出真话的勇气与真诚。论文学成就他不如同时代的沈从文先生。钱锺书说老外把他的作品“故意翻译得不堪卒读”，以致他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此，巴金老人沉默着。他是一个难得的虚荣心不强的文学中人。我们尊敬巴金老人，他毕竟在生命的晚年说出了一些别人不敢说的真话。在说与不说之间，他选择了说。他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文学倒在其次。

七、李敖：孤岛的狂言

一本《北京法源寺》更像史论，而不像文学。作为文学家的李敖其实还没有诞生，他的贡献、影响都不在文学领域，他所沾沾自喜的1500万字中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文学作品。

即使他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是真的，也只仅仅是“提名”而已，所谓“放眼全中国，只有李敖最有资格得奖”，不过是一句孤岛的狂言。

八、高行健：“新的道路”

北京时间2000年10月12日19：00，从遥远的北欧，那个童话般美丽的瑞典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无论愤怒还是兴奋，这条消息都具有爆炸性——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0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旅法华人作家高行健，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2000年10月13日，中国各大媒体对高行健获奖的消息保持了普遍的沉默。

14日，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一条内容一字不差的新华社报道，引用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作家协会有关负责人”就“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得奖一事接受记者采访的谈话：“中国有许多举世瞩目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此并不了解。看来，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颁奖给高行健“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

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指责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是根据政治立场，而不是文学立场，因此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人眼中已丧失权威性。他说：“诺贝尔文学奖开了中国人一个大玩笑！”

他还说，高行健很好，但比他好的作家很多，这样的结果只证明了一件事——外国人太不了解中国文学了。

2000年12月13日，“法籍华人”高行健在瑞典用汉语发表了题为《文学的理由》的演讲，这是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第一次出现陌生语言。

穿越时间的通道，100年也许只是瞬间，但中国文学的诺贝尔之梦却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等待，那是几代文学家的梦。虽然鲁迅先生断然谢绝了对他的提名，但我相信他是不会拒绝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