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海事
东方的陆与海
日俄战争前的俄国海军
欧洲边缘的帝国
在欧洲，俄国的形象一直和“野蛮”有着某种关系。这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当西欧与普鲁士工厂内的工程师热心于设计各种能取代人力的机械，校园里的学者和教授们专注于天体之间的作用力、热量传导的各种状态时，那些生活在欧洲边缘，最后一群摆脱蒙古人统治的，平时留着大胡子、穿着中世纪式袍子的奇怪部族，还热衷于把农民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用鞭子和棍子强迫他们日复一日干着奴隶做的农活。
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创者彼得一世曾竭力推进俄罗斯的近代化运动。这位在俄国历史上开疆拓土、功勋赫赫的君主，不但亲手剪掉了俄罗斯权贵们的胡子和袍子，而且还在晚年将“沙皇”这一尊号改成了西欧式的“皇帝”。由于农奴制度作为俄罗斯帝国统治的基石，因此并未遭到动摇，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彼得一世曾经下诏严惩窝藏逃亡农民的人，对其处以死刑并没收财产。为了追捕逃亡农民，官方甚至专门设立了侦缉队。
然而，农奴制度的缺陷显而易见——人本能的抵触各种对其直接的人身限制，会采取百般手段加以抗拒。就和古代的奴隶一样，采用农奴进行劳作是低效的，挣脱枷锁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在整个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王朝时代，农奴暴动层出不穷。甚至在皇朝鼎盛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普加乔夫大起义也像野火一样在俄罗斯大地上四处蔓延。所以进入19世纪后，当欧洲各国开始逐步改用“骗”和“哄”的方式，同时借助各种契约、法律手段来代替直接人身限制的时候，俄国这赤裸裸的奴役就显得极其野蛮了。
叶卡捷琳娜二世将俄罗斯帝国领入了全盛期。在此之后，借着对拿破仑帝国不屈不挠的抵抗和“神圣同盟”的确立，亚历山大一世又将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威望推上了巅峰。然而，辉煌并未持续多久。随着反抗拿破仑的英雄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的去世，其三弟尼古拉成为新的俄国皇帝。这位新皇帝自即位起就对奥斯曼帝国怀有强烈的野心，更对早已成为伊斯坦布尔的君士坦丁堡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而英国与法国也从中解读出了俄国企图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与达达尼尔海峡，并借此进入地中海。
为了捍卫自身的核心利益，曾经的敌人迅速站在了同一条阵线上。英法这两个最老牌的工业国家联起手来，与欧洲最“传统”的敌人奥斯曼帝国结成军事同盟。克里木战争就此爆发，并持续了整整三年。最终，俄罗斯帝国被掀翻在地。
这场战争强烈地震撼了俄罗斯帝国的每个层面。
一直以来，俄罗斯帝国通过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为其原始而矛盾重重的社会输送血液，同时接连转移社会矛盾。在对外扩张战争中，皇室与国家能不停地获得新的人口、港口与土地。而且军功积累可以使平民富贵，小贵族也可以借着武勋获得晋升。通过扩张取得的土地，则能够在不需要触动原有利益阶层的前提下，为新晋者带来足够的犒赏。
但是在19世纪中叶克里木战争以后，波兰早就被彻底瓜分。通过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被保护国与被俄国吞并前的波兰土地，俄国的边境已与普鲁士、奥地利等欧洲强国直接相连。如果俄国不想同奥地利或者普鲁士开战，那么东欧方向似乎已经没有继续扩张的余地。而随着《巴黎和约》的签署，克里木战争宣告终结，俄国在欧洲南方的扩张也到了尽头。
在战争进程中，英法两国为了取得胜利，维护其在南欧与地中海地区的传统利益，保障欧洲基本格局不遭动摇，便不遗余力地将诸多当时最新的军事及科学技术投入战场。于是，克里木战争就成了膛线步枪、散兵战术、蒸汽动力战舰、铁路、无线电通讯等最新科技展示价值与威力的舞台。
巨大的科技差距使俄国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使俄国上层意识到他们自彼得一世改革以来的再次落后。同时，克里木战争更令俄国上层直面军队的先天不足——由农奴所构成的军队无论在士气还是作战意志上，都无法和自由民众构成的英法军队相抗衡。此外，农奴制度也对俄国的国家动员能力造成了巨大的制约。战争时的征募与接连的军事失利，也引发了俄国国内的动荡。
战争的失败和国内种种现实问题，迫使俄国上层正视当前形势。1855年，俄国战败的前夜，那位被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揶揄为“在他身上有很多士官长的东西和不多的彼得一世”的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尼古拉·巴甫洛维奇辞世。其子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继位，成为新皇帝亚历山大二世。
终结农奴制度，使国家重新焕发活力。这就是亚历山大二世继位伊始想要做的。
松动的基石
迫使俄国上层做出改革的原因有许多，战争的失败只是最直接的导火索。
西欧近代化的本质，乃是资本力量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是资本发展的必要条件。为了满足城市中各个工厂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大量农村青壮年携家带口迁入城市。当西欧的农村人口大批涌入城市以后，其粮食供应势必有所削弱。另外，随着欧洲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对各类农作物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19世纪30年代以后，英法等西欧国家渐渐成了俄国粮食的主要买家，俄国每年将粮食总产量的20%供应给西欧。而供应需求在此后的几十年内还将持续增长。
需求不断刺激着生产。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满足市场的需要，一部分眼光长远的地主开始尝试引入西欧最新式的农机设备，并扩建水利灌溉设施，建立近代化的耕种体系。然而这么做的只是绝少数人，因为多数俄国地主发现改进种植方式和技术所要付出的成本，远比直接压榨农奴高得多，这些地主更热衷于采取提高劳役租和代役租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收入。于是，农奴本就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在俄国的一些地区，甚至有不少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作，却连全家一年的口粮都无法保障。
在日趋沉重的负担压迫下，许多农民选择借钱向东家缴纳一笔高昂的代役租获得暂时的自由，然后举家迁入城市去工厂打工，以争取更好一些的生活。
在推动变革的诸多因素中，俄国本土资本力量的发展和需求亦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历经几十年的缓慢发展后，到了19世纪中期，俄国的资本力量渐成规模。伴随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各类工厂开始取代传统手工作坊出现在俄国的城市里。有工厂就必须有雇工，当城镇人口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工厂需求时，雇主们猛然发现，俄国的绝大多数劳动力正被束缚在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随之而来的就是劳动力价格的持续飞涨，茁壮成长的俄国资本力量遭到了极大的遏制。
几个世纪以来，农奴制度都是构成帝国存在的基石。然而现实已经毋庸置疑，帝国如果再不做出改变，那么曾经的基石一样也可以用来当作墓石。
1861年2月19日，俄国政府以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的名义发布了《二月十九日法令》，宣布彻底废除农奴制度。从此以后，脱离了农奴依附身份的“新农民”，终于能享有和其他农村居民同等的作为人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不用再担心自己会像牲畜那样被送去买卖、典押或赠予了。但是，给予自由的同时却不提供出路让其维持生计，那也无非是从奴役迈向饿死的开始而已。为了给获得自由的农民找寻出路，与《二月十九日法令》一同公布的《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中规定，农奴获得自由以后，可以用赎买的方式在地主那里得到一块份地的使用权。当然，产权依然归属地主本人。
然而，任何自上而下旨在弥合社会矛盾的改革，都必须以自上而下的利益释放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最低层的人获得足够改善他们生存状况的必要资源。但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角度上，又有多少人会看得到现在的危机呢？即便有少数明智的人认识到了现状，又有多大的概率肯为了统治集团整体的必要、为了社会的安定去主动释出自己掌握的资源呢？更何况，俄罗斯最大的地主就是俄皇本人！在《二月十九日法令》公布以前，属于皇家的农奴多达百万之众，掌握的土地更是不计其数。所以这次解放的实质，只是俄国上层在农奴制度与土地政策越来越不合时宜之际，被迫仿效西欧开始以骗代奴。
仰仗皇帝陛下的恩典，获得“解放”的农民可以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是，其需要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此外，就算农民有钱赎买份地，在地主老爷点头之前，他还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包括缴纳货币代役租和工役租。直到老爷反复盘算觉得不怎么吃亏，同意将份地交割为止。
份地的面积依据位置和土质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无论是哪一种地，绝大部分农民就算全家不吃不喝，没日没夜地忙碌，都是交不起这笔钱的。那么摆在他们眼前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使用权”，继续像以前那样老老实实地卖劳动力——当然，现在他们不叫农奴了，而是换了个名字成了“佃户”，看起来地位似乎有所改善。佃户相比农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有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
，起码在司法这一层面上，他们享有和普通地主一样地位，而且还能投票。但是这些有实际意义么？如果没人买票的话，选举权是换不来面包的。再说每日连糊口都困难的人，他即便有人生自由又能怎么样？至于司法上的“平等”实际执行起来也没什么意义，因为只要司法规则依然存在，有产者或者有权者自有千百种方式可以让穷人和草根乖乖认栽——例如请一个排的律师和对方对簿公堂，直到弱势的那一方因为司法和律师费用流落街头，或者因为不堪承受压力被送入疯人院。
《二月十九日法令》给已经受苦几个世纪的俄国农村底层带来了短暂的兴奋，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除了脚上不再有镣铐之外，什么都没有改变。实际上，这副镣铐也只是从有形变成了无形——“小爸爸”施舍给他们自由，只是想让他们为了那遥不可及的份地，自觉自愿地辛勤劳作。又或许是方便这些劳动力能够走出去，向着需要他们的地方流动而已。但人们早已在这片土地上感到绝望，纷纷涌向城里，去谋求那丝渺茫的希望。
动荡中的俄罗斯
俄国工业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蜂拥而至的劳动力，生产规模也在不断扩张，俄国输出的产品逐渐从原材料、粮食向着初级加工品进行转变。可是好景不长，迅速增长的城市劳动力很快就超过了资本的需求上限。这直接导致劳动力价格走低，使失业率持续攀升。
流民问题由此产生。而部分掌握着一些工作技能，或者运气比较好能够找到工作的人，也因为劳动力价格的下降而饱尝贫困滋味。仅能糊口谋生的底层人民，以及四处游荡的无业者渐渐聚集在俄国各大城市中成规模的贫民窟内。这些无论如何都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的社会底层民众，在现实的折磨下演变成了流民、暴徒，进而畸变为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党徒，以及社会上的各种不安定因素。
与此同时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也使俄国乡村深感劳动力短缺，不少地方的土地所有者时常抱怨缺乏足够的农活人手。而在以往，这些工作都可以交给农奴们自己去解决，地主老爷只需要坐享其成。
俄国底层的日益贫困化严重削弱了国内市场的价值，导致产品滞销、利润显著下降。这直接妨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化，进一步造成了就业机会的减少，失业率的增加，从而将更多的人推入生活无着的境地。对资本持有者来说，既然生产规模扩大化不能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么将手里的资本转向投机市场，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有一段时间，俄国国内的游资特别踊跃。它们不断地转战于粮食和各类原材料市场，抬高或者压低各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以谋求利润，然后迅速地逃离。接连的投机行为导致了市场的混乱，加剧了底层人民的困苦。
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俄国社会正日趋混乱。
不合时宜的农奴制度导致了国内反抗与暴动层出不穷，这曾是令俄国高层下定决心废除这一制度的主要原因。在克里木战争期间，俄国境内的暴乱一度风起云涌，战争3年间共发生了300次以上的暴动。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在《二月十九日法令》颁布以后，暴动与民变非但没有减少，竟还维持着逐年稳步攀升的态势。仅1871年，俄国境内发生的各种民变与成规模的反抗事件就有近400起，新兴产业的工人们正普遍陷于失业和低薪的困境内。此时，流民正在俄国的各大城市内泛滥，他们到处制造事端、扰乱治安，贫民窟成了多数市民不敢涉足的禁区。不可否认，俄国的社会发展正濒临停顿，甚至是倒退。
那么，究竟是谁造成了如此混乱的局面？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因为在全俄罗斯的土地上悬着一个最高的标靶——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耶维奇！
客观地讲，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意图是怀着善意的。其旨在通过折中的办法使改革双方都感到满意，从而在这场巨变到来时依然能够维持俄国国内局势的稳定。实际上，这位皇帝的政治立场也是倾向于自由化的，其不但开启了俄国地方自治，还创立了延续至今的俄国国家杜马机构。然而君主及其近臣集团的意志根本不可对抗帝国整个的利益集团，其对皇室与重臣利益的保留更是无法令那些深感失望的底层人民信服。
对于农奴来说，由于不能直接获得土地，所以他们感到不满意。对于地主而言，他们不得不放松对劳动力的控制，甚至需要向以前的农奴出让土地，这令他们更加不满意。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结果就是所有人都不会满意。更重要的是，他身为俄国的皇帝，最终目的是维持这个建立在各阶层上的帝国，而不是类似普加乔夫那样的起义领袖，可以痛痛快快地玩快刀斩乱麻进行财富的再分配。所以，当这些仅仅收获空有其表的“自由”，实则仍旧一无所有的人，从怀着莫大的希望逐步变为失望透顶的时候；当地主们渐渐丧失对劳动力的绝对控制权，甚至必须要向原本动辄挨皮鞭的对象出让利益的时候——从“小爸爸”到“混账东西”的距离，又能有多远呢？
不满慢慢演变为咒骂，咒骂最后又变成了公开的抗议。受到现实所迫的人很容易产生激进情绪，而一群激进主义者聚集起来又会出现极端倾向，并且迅速被组织起来构成秘密结社。到1874年以后，这些秘密结社的恐怖倾向也逐渐开始抬头。
极端主义者热衷于采用袭击甚至暗杀等恐怖手段，来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诉求。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想要达成某种目的，而仅仅是为了泄愤。在当时，俄国的一切达官显贵、社会名流都会成为袭击的目标。而皇帝作为俄罗斯境内的头号标靶，自然像吸铁石一样不断招来各种袭击。尽管皇室的特务与安保系统守护严密，但在多数组织经年累月的谋划与尝试之下，却也终有疏漏的那一天。1881年3月13日，亚历山大二世终于在圣彼得堡横死于人民意志党成员的炸弹之下。
希望在东方
19世纪中后期，俄罗斯帝国正逐步迈入近代工业国家的行列。其对外贸易形式，开始从主要向西欧输出农产品与初级工业原料，变为兼顾输出简单的工业品。自然地，俄国也就渐渐踏上英、法、德等老牌工业国家的后尘。其对外扩张的最初动机从单纯的领土贪婪，向着产品、资本输出方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经济的现状迫使其为国内商品获取更大的市场，以保障俄国的资本巨兽能够继续茁壮成长。但在当时，俄国生产的各种工业品无论是质量还是品种上都很粗糙，不足以与欧洲、美洲市场上老牌工业国家的传统优势产品展开竞争。所以俄国对欧洲的输出仍旧以各类农产品、矿物和手工业品为主。
简而言之，此时的俄罗斯正处于迈入工业时代以后，首次产业升级的关口。作为世界各国的惯例，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本是正常的社会现象。然而皇帝遇刺身亡，却也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俄国国内的社会的内部压力已经到达岌岌可危的地步。
在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以后，包括继任者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即亚历山大三世）在内的俄国上层，均迫切地希望能够找到一条出路，尽快扭转俄国国内如压抑地火山一般岌岌可危的现状。
在一个底层人民饱受贫苦的社会里，面对来自于底层源源不断的反抗者，单纯的镇压并非是个好办法，向其输送利益，给予他们一份收入还算可以的工作，保障期能住在干净亮堂的房屋内，过着能维持一定尊严的生活，才是结束纷乱的根本之道。对于那些资本持有者，则要设法给他们提供一个良好而且有前景的市场，使他们手握的资本能够从热钱的形态沉淀下来，转变成一座座的工厂，为底层的人民提供更多的饭碗。
俄罗斯帝国的出路只能在东方。跨越荒凉而萧瑟的中亚与广袤的西伯利亚荒原，在世界的东面，拥有近4亿人口的清帝国此时正因“洋务运动”而焕发着新的生机。这是令任何一个列强都为之垂涎的巨大市场，即便俄国是个姗姗来迟的新玩家，但在东面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均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将其拒之门外。
早在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即位之初，俄罗斯就趁着清帝国陷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危机之时，逼迫清廷与其签署了《中俄瑷珲条约》与《中俄北京条约》，从清帝国的东北疆域割走了位于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领土。尽管这片土地当时还密布着寒带原始森林，处于蛮荒状态，但在毗邻日本海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半岛南端，俄罗斯帝国却收获了这次扩张中最宝贵的战利品——海参崴港。
严格来说，海参崴当时并不算是一个港，只不过是一个拥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渔村。北部为高地，东、南、西分别被乌苏里湾、大彼得湾和阿穆尔湾包围。港阔水深，港区内拥有数个条件良好的锚地，港外有天然防波堤可以阻挡外海吹来的狂风巨浪。
自彼得一世以来，俄国历代君主都将谋求一个位于温暖海域内的全年不冻港作为帝国的基本使命之一。在此之前，俄国在远东的大本营位于堪察加半岛东部的彼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该港盛产各种渔获，水文条件尚佳，但其所处纬度过高，并且位于副极地大陆性气候范围内，正常情况下一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处于封冻状态，实在距离“温水不冻港”的定义相去甚远。而位于日本海内的海参崴港港口水文条件同样优越，且因为纬度较低的缘故，所以每年的冰封期也短了许多，有着很高的利用价值。
占领该地之后，俄国官方便立即注入大量资金，修建码头船务和其他基础设施。并出台各项优惠与税收减免政策，在俄国本土、欧洲和北美广泛地招商引资，以谋求提升该港的商业价值。1860年，原本驻扎于彼得巴甫洛夫斯克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区舰队也受命移驻海参崴。毋庸置疑，海参崴港的存在将为俄国势力立足远东做出重要的贡献。为了纪念这一重要的进展，俄国官方给这座港口起了一个俄文名字名字——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征服东方”。
海参崴的存在，给予了俄国角逐远东的重要支点，也给予了他们参加到列强角逐远东游戏的理由。
跨越西伯利亚
俄国想要进入东方，从海上走几乎是不现实的。帝国现有的主要出海口均位于波罗的海与黑海。这些港口无一例外都处于其传统对手的全程控制之中。且从欧洲驶向远东的海上航路需要绕过整个欧洲、非洲和大半个亚洲，航程高达18000海里，任何低附加值商品的运输成本都是所费不赀的。一直以来，英法均利用其亚洲殖民地对华输出，从东方市场上赚取巨额利润。俄国无此条件，自然无法仿效。
既然海上贸易这条路行不通，那么留给俄国的资本与商品进入东方的唯一选择，就是乌拉尔山以西中亚与西伯利亚的千里荒原了。早在19世纪50年代，俄国的铁路工程先驱们曾就修筑纵贯亚洲大陆北部的铁道系统展开了畅想与论证，设想了诸多宏伟而详尽的线路。但在当时，俄国官方一直对此无动于衷。
上层之所以保持缄默是有一定原因的，其中地理因素是最大的阻碍。
在乌拉尔山脉以东的西西伯利亚平原上，水网、沼泽遍布，特别是鄂毕河上游还存在着伊姆格特沼泽。以当时技术条件，在此修筑铁路是不可能完成的工程。故在路线选择上，唯有尽量靠南贴近俄国边境线，彼得罗巴甫尔和鄂木斯克等边境要塞地区穿过。但这样一来，势必导致这条沟通俄国东西部地区至关重要的线路贴近中亚，与同俄国并不友好的浩罕汗国相邻。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俄国所不能接受的。然而情况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了转变。
在克里木战争中遭受惨烈失败的俄国，十年以后，其军事力量逐步恢复了对外扩张的态势。1864年，俄军开始在中亚地区频频动作。在此后的13年里，凭借哥萨克骑兵的马刀和骑枪，俄军将浩罕汗国与周边一系列游牧部族集团一一毁灭。1876年，在残酷镇压浩罕民族大起义以后，整个中亚落入俄罗斯帝国的囊中。
控制了中亚，也就意味着俄国有效地确保了其从陆上通向远东道路的侧翼。这也预示着俄国与英国在中亚地区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俄语称为“Турниры теней”，意为“影子竞赛”）中，终于争取到了一个有利的态势。至此，修筑一条穿越乌拉尔山脉通向俄国远东地区的铁路线，终被提上了俄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俄国的第一条铁路，从圣彼得堡经过柴斯克塞罗到巴甫洛夫斯克的线路是在1836年正式通车的，从时间上来说并不算晚，德国的第一条铁路也不过比这早一年而已。但相对西欧来说，俄国铁路的发展速度却显得非常缓慢。直到1865年的时候，通车路线的总里程数也只有3710公里。其中圣彼得堡至莫斯科的铁路线就占去了其中近一半的里程。而此时德国已经在国内建成了网状布局成系统的铁路运输网络并配有完善可靠的调度系统，总通车路程已超过1万公里。
在1870至1880年间，俄国进入了史上第一个铁路建设的高峰时期。铁轨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这两个中心点，辐射至基辅、明斯克、察里津（Tsaritsyn，即我们熟知的斯大林格勒）等主要城市。铁路建设带动了人员和物资的流动，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并使各地的原料可以迅速运抵工厂，产品也能快速流出，极大地促进了俄国工业化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虽然俄国底层人民依然过着贫穷的生活，但此时俄国的主要城市在外观上已俨然一副欧洲文明国家的样子——整齐的街道、彻夜不息的灯火、装饰华丽的剧院、衣着不凡的达官贵人。只要能将眼光集中在这些光鲜的外表上，忽略掉毗连城区成片居住着产业工人的贫民窟和随处可见的乞丐，以及躲在阴暗角落里心怀仇恨随时可能发起袭击行动的极端分子，这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时代。
在俄国显现出繁荣景象的时候，资本世界有史以来的第14次金融危机爆发了。此前数年间纺织品市场发展繁荣，相关产业吸纳了大量的投资。在欧洲、美洲和东亚，棉、麻等原料种植面积逐年扩大，棉纱、麻布等纺织原料供应量大大增加。充足的供应量放缓了价格的增长，并逐渐达到产需量阈值，最终使价格进入反转走势。短短半年时间，纺织类产品从原物料到半成品直至成品，其价格一路走低，直至跌破各相关行业毛利的底线。
当资金链其中的一环发生断裂时，就是整根链条崩溃的开始。
由于入不敷出，那些依靠银行贷款来维持生产的投资者，纷纷申请逾期或者暂缓偿还贷款，有些亏损严重的甚至直接宣布破产。大量的坏账压迫金融机构，使整个金融系统运转不良，继而造成更严重的后果。1890年3月，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和柏林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开始暴跌，引来更多失去信心的投资者恐慌性抛售，随即令欧洲的股市处于崩盘状态。
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在此后两年时间内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受此影响，伦敦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纷纷跳水。在这一年的秋天，各国农业的普遍歉收更是加剧了这一危机——正因为此前纺织品的供销两旺，大量土地被用来种植与之相关的经济作物，粮食等作物的产量有了明显减少。适逢歉收，食品供应量的减少推动了基本食品价格的走高……这种种情况使各国的富裕阶级、中产阶级接连破产，而最底层的劳动群众更是深受其害。
文明世界显然自工业革命以后再一次陷入了这种定期定量的危机之中，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时已经被逐渐视为文明世界一部分的俄国却成了独善其身的唯一例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当时的俄国只算是刚迈过工业国家的门槛，其工业项目主要围绕农作物和各类工业原料的初级加工为主，属于不管何时何地谁都无法离开的基本所需；第二，俄国国内的资本力量当时尚未构成气候，形成西欧和美国那样庞大的单纯逐利而行的投资者群体，也没有因为欧美投机种植经济性作物而盲目跟随，所以其外贸依赖的农产品出口反而因今年美洲与欧洲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获利颇丰，特别是在农业种植上；第三，俄国并未遭到反常气候影响导致农业歉收。
综合上述原因，结果就是当整个欧洲因粮食短缺与金融混乱而动荡不堪的时候，俄国却能较往年更高的价格出售其产自乌克兰谷仓地带的优质玉米和小麦，赚了个盆满钵满。此外，因为相对独立于西欧市场且稳定到堪称繁荣的国内经济状况，俄国一度成为欧洲资本规避风险的避风港。在很短的时间内，西欧资本涌入俄国，投资一切可以投资的东西，极大地充盈了俄国国内的资本市场。
与充盈的国内资本市场相伴的，还有因融资市场几近崩溃而滞销的西欧钢铁、机械加工设备，以及此前一直对俄国封锁，但当下不得不开放的技术市场。繁荣并未冲昏俄国上层的头脑，因为谁都清楚，随着俄国国内产业的逐步升级，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危机中独善其身了。必须利用这次危机的红利，夯实俄国那本就脆弱的基础。开发东部地区，沟通俄国的欧洲部分与太平洋沿岸已经刻不容缓。
1890年年中，俄皇亚历山大三世颁发敕令，宣布俄国将修筑总长8762俄里（约9290公里），从莫斯科直通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式加入到列强对远东利益争夺的行列之中。
为了表示对这一浩大工程的充分重视，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亚历山德洛维奇（也就是后来的末代俄皇尼古拉二世）将担任西伯利亚铁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