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附旧疆

一鞭秋月度桑干，万里阳关道路难。

大碛沙来云似障，天山风起雪如盘。

弓边血影雕翎碎，笛里羌声马骨寒。

醉泻葡桃三百盏，高飞长剑下楼兰。

这一首诗乃是方希孟所著《塞上杂感十八首》其一。光绪二年（1876年），乌鲁木齐提督金运昌率军入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乱，方希孟作为幕僚随军出征。在征途中，诗人以昂扬的笔调，写出了从征的豪迈。

新疆，古称西域。自汉武帝派遣张骞凿通西域以来，中原王朝便与中亚地区建起了紧密的联系。在古老的丝绸之路沿线，随着商人、使节的频繁活动，中原文明与中亚文明剧烈碰撞，相互汲取着各自的优秀之处。尤其是大唐王朝，更是以其包容开放、富庶强大得到了中亚地区包括河中、费尔干纳和呼罗珊等地的倾心仰慕。当时的西域，是文明交流之地，也是文化开放之地，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各种宗教均在此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7世纪末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的大军越过阿姆河。他们经过20多年的征战，铁蹄先后踏遍了布哈拉、花剌子模和撒马尔罕，并一路攻入费尔干纳盆地，最终到达锡尔河流域。武力入侵的同时，征服者还强迫当地居民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皈依伊斯兰教。在这一过程中，大批历史名城遭到洗劫，许多佛教、祆教和其他宗教的庙宇和神像被焚毁，取而代之的是耸立在大地上的一座座清真寺。

倭马亚王朝很快盛极而衰，取代它的是崛起于中亚呼罗珊地区的阿拔斯王朝。747年6月，阿布·穆斯林发动起义，拥立阿布·阿拔斯为哈里发，发起了向倭马亚家族的复仇之战。750年，唐朝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见大食（阿拉伯帝国）发生内乱，趁机率军攻破昭武九姓之一的石国，占领其都城拓折城（即塔什干城），并俘虏石国国主，准备重建唐王朝在这一地区的霸权。但石国王子却侥幸逃脱，他向新兴的阿拔斯王朝求救。此时的阿拔斯王朝刚刚镇压完河中地区各国的反抗，也想以一战之威奠定中亚地区的归属。

高仙芝得知大食可能出兵的消息后，决定先发制人。他率领安西四镇兵及盟军拔汗那、葛逻禄部共计3万余人率先发起进攻，攻入阿拔斯王朝控制区域。大食方面，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林派出了大将齐雅德率军迎战。751年7月，亚洲大陆的两大强权——崛起中的阿拔斯王朝与鼎盛期的大唐王朝在怛罗斯狭路相逢，唐军战败，损失惨重。不过，驻扎西域的唐军很快恢复了元气，两年后便大破大勃律国。但是不久后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得唐军再也无法西顾。至此，中原王朝失去了在西域的立足点，也断绝了与中亚地区的直接联系，伊斯兰教则趁机在西域大举扩张。

西域本是佛教传播的沃土，在玄奘法师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中便记载了一系列信奉佛教的小国。其中，于阗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中心，一直是中原佛教的源泉之一。其鼎盛时期，领土“西南抵葱岭与婆罗门接，相去三千里。南接吐蕃，西至疏勒二千余里”，为佛国乐土。不过，于阗王国最终却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国攻灭。

喀喇汗国为回鹘人与葛逻禄人所建，其领土主要包括都城喀什噶尔所在的塔里木盆地西部绿洲、帕米尔东部、天山山区以及以巴拉沙衮为中心的中亚七河地区，历代统治者多自称“桃花石汗”。9世纪中期，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所破，其残部分为四支向不同方向流亡迁徙：进入中原的一支最终融入汉族；入河西走廊的一支被称作“黄头回鹘”，是裕固族的先祖；西迁安西的一支后来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还有一支则远跨葱岭，史称“葱岭西回鹘”。葱岭西回鹘在征服了以巴拉沙衮为中心的葛逻禄汗国后，于9世纪末建立了喀喇汗国。喀喇汗国最初分为两支，长支定都巴拉沙衮，统治者被称为“阿尔斯兰汗”（意为“狮子汗”），幼支最初定都在怛罗斯，统治者被称为“卡迪尔汗”（意为“果敢之汗”）。之后，幼支因为被萨曼王朝击败，遂迁都喀什噶尔。

喀喇汗国的统治者最初信仰佛教，但摩尼教、景教、萨满教在其统治区内亦拥有众多信徒，然而这种多宗教共处的情况随着萨曼王朝一位叛逃的王子的到来而改变。当时，萨曼王朝发生内讧，国王伊斯迈尔的弟弟纳斯尔在政变失败后，逃往喀喇汗国避难。当时幼支的卡迪尔汗奥古尔恰克接受了其避难请求，并同意在阿图什建造一座清真寺，供其以及来自中亚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地的商人做礼拜。却不料纳斯尔趁机传教，发展了许多信徒，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信徒就是奥古尔恰克的继子兼侄子——萨图克。在萨图克王子的支持下，汗国内大批民众皈依了伊斯兰教，他本人也在纳斯尔的诱导下，萌生了利用伊斯兰势力夺取汗位的野心。当奥古尔恰克回过神来时，伊斯兰势力已经坐大，难以铲除。双方兵戎相见，奥古尔恰克兵败被杀，萨图克则登上了大汗宝座，自称“博格拉汗”（意为“公驼汗”）。

萨图克登基后，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并以喀什噶尔为中心开始向外扩张。他先是击败了萨曼王朝，夺回了故都怛罗斯，随后发动了对长支大汗的进攻。到其子木萨时代时，幼支最终消灭了长支，实现了喀喇汗国的统一。统一喀喇汗国后，木萨于962年发动了针对于阗国的圣战。

不过，伊斯兰教东扩的脚步在于阗国一代雄主李圣天及其继承者的全力抵抗下，难以前进一步，于阗国甚至还一度在佛教徒的配合下，攻占了喀喇汗国的首都喀什噶尔。但是喀喇汗国有来自中亚、西亚各地圣战者源源不断的人力补充，于阗国的精兵却越打越少。1006年，于阗最终力屈战败，千年佛国就此灭亡，于阗城也被夷为平地。一部分不愿放弃信仰的佛教徒逃亡沙州，投奔归义军曹氏政权。当时，于阗国多次向宋王朝求救，但进出西域的道路已被党项人所隔绝，中原王朝鞭长莫及，只能坐视其灭亡。伴随着于阗国的毁灭，佛教寺庙被焚烧，僧侣被屠杀，香火断绝，钟鼓噤声，伊斯兰教在西域取得了统治地位。穆斯林这样宣扬道：

我们如潮水而至，

攻陷了大小城池。

佛堂庙宇全捣毁，

给菩萨拉屎撒尿。

1041年，喀喇汗国分裂为东西两国，国力日趋衰弱，沦为赛尔柱王朝的附庸。1132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在辽国被灭后率领部众一路西迁，开始其重建辽王朝的努力。高昌回鹘迫于耶律大石的兵锋，率先表示臣服，随后，东喀喇汗国也被其降为附庸。耶律大石在巴拉沙衮建立了虎思斡尔朵，以此为根据地向四方扩张。他先后征服葛逻禄、康里、乃蛮、吉利吉斯等部，并继续向西推进，进入费尔干纳谷地。西喀喇汗国向其宗主国赛尔柱王朝求救，于是赛尔柱苏丹桑贾尔以圣战的名义联合呼罗珊、哥疾宁、马赞德兰、西吉斯坦、古尔等地的穆斯林王公，发兵救援西喀喇汗国。1141年，双方决战于卡特万草原，穆斯林圣战者被契丹人打得大败，西喀喇汗国从此成为西辽的臣属。在占领河中地区后，西辽大军又马不停蹄地攻入了位于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使其成为西辽属国。至此，西辽疆域东起可敦城，西达咸海，南至昆仑山，北至叶尼赛河上游，国势达到极盛。

西辽王朝统治时期，西域恢复了各种宗教并存的局面，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多种宗教均在境内自由传播，社会生产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各个绿洲呈现一片繁盛景象。1211年，西辽政权被乃蛮部太阳汗之子屈出律篡夺，屈出律篡位后不久即向伊斯兰教世界宣战。他下令封闭清真寺，禁止穆斯林进行礼拜和集会，并对居民们宣布：或改信佛教，或改穿契丹人服装，二者必择其一。这一政策遭到了治下穆斯林的极力反抗，因此当蒙古大军于1218年进入西域后，他们纷纷响应蒙古人。屈出律只得弃城逃走，最后在帕米尔群山间为当地猎户所擒，后被移送给蒙古人。

1225年，成吉思汗分封诸子，原西辽统治的广阔地域为次子察合台所得，察合台汗国就此建立。14世纪中叶，汗国分裂为东察合台和西察合台两部，东察合台汗秃黑鲁·帖木儿是西域地区最先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可汗。他要求部下全部改宗伊斯兰教，拒绝改宗的则被当作异教徒或偶像崇拜者处死。1354年，有16万蒙古人集体转信伊斯兰教。在秃黑鲁·帖木儿的支持下，来自中亚的伊斯兰教士进入佛教重镇库车（即龟兹）传教，“逢人便强迫人颂清真言”，佛教寺庙亦被改建为清真寺。佛教徒们虽然奋起反抗，但被大汗的武力所碾压。暴动者或被杀害，或被驱逐，残存者则全部改奉伊斯兰教。至此，绵延千年的龟兹佛教文化就此灭绝。

明朝虽逐蒙古于漠北，但却未能恢复对西域的控制，更谈不上影响中亚腹地，甚至连忠于明王朝的哈密卫最后也被放弃了。14世纪末，东察合台汗黑的儿火者打着圣战的旗号攻占吐鲁番，该地居民被迫改宗伊斯兰教。16世纪初，东察合台王子赛依德在统治阿富汗地区的巴布尔的支持下，攻占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地，建立了叶尔羌汗国。随后汗国向四方扩张，基本恢复了原察合台汗国的领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叶尔羌汗王再次发动圣战，西域最后的佛教据点也被连根拔起，曾经的佛国乐土只剩下残垣断壁供后人凭吊。

清朝立国初期，崛起的蒙古准噶尔部攻灭了叶尔羌汗国，建立准噶尔汗国。准噶尔大汗噶尔丹野心勃勃，企图重建游牧帝国。1687年，准噶尔大军向喀尔喀蒙古诸部发起进攻，掀开了准噶尔汗国与清王朝长达70多年的争霸战争的序幕。最终准噶尔人战败，部众或被屠杀，或被同化，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准噶尔人的失败也是游牧民族的最后一曲挽歌。至此，游牧民族再也无法威胁中原地区。

清军收复西域后，原先被准噶尔人扣为人质的回部宗教首领大和卓波罗尼都和小和卓霍集占重获自由，并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南疆的统治地位，但双方很快决裂。清王朝认为，自己作为中原正朔，对西域统治的合法性可追溯到汉唐，西域乃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顺治三年（1646年），吐鲁番苏丹阿济汗进贡朝贺时，顺治帝便敕谕道：“念尔吐鲁番，原系元朝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受封此地，故明立国，隔绝二百八十余载，今幸而复合，岂非天乎？”将其视为国之一隅。而以大小和卓为首的回部封建主则以麦加为精神家园，认为自己属于伊斯兰世界，因此视清王朝为异教国家，不愿受其统治，企图重建属于和卓家族的神权统治。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大小和卓趁天山北路因阿睦尔撒纳之乱再次烽烟四起之际，发动叛乱。次年二月，清政府先后以雅尔哈善、兆惠为将，率大军进入西域。清军初期虽受挫于“黑水之围”，但最后还是取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1759年初，兵败后的大小和卓带着妻孥逃往巴达克山。清军在招降了游牧于帕米尔地区的布鲁特（清时对柯尔克孜族的称呼）部落后，以他们为向导一路穷追。一番追击之下，大小和卓二人仅以身免，逃到了巴达克山。不久后，巴达克山统治者素勒坦沙迫于清政府压力，执杀大小和卓，将其尸首送交清朝。

随着清军平定天山南北路，中原王朝在暌违近10个世纪后，再次重返帕米尔山下。广阔浩瀚的西域地区成了“新附旧疆”，简称“新疆”。乾隆帝夸耀道：“岂汉唐宋明诸代，疲中国之财力，而不能得地尺寸者可比！”

对于清王朝来说，新疆地区“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清廷最初的设想是：在新疆地区实行内地的郡县制，将该地区纳入甘肃行省管理，设立甘肃总督兼管巡抚事，以陕甘总督杨应琚为首任甘肃总督。1759年11月，杨应琚受命入新疆考察，筹备改行郡县事宜。

在其提交的郡县制草案中，军事方面，设乌鲁木齐提督，节制伊犁、阿克苏、叶尔羌三总兵，并在各城分设副将、都司、守备等职；行政上，则实行军政合一体制，设立阿克苏、叶尔羌、哈密三兵备道，除叶尔羌道下属的喀什噶尔一府外，其余地区均设厅管理，由通判、同知等官员处理事务。但该方案被乾隆皇帝否决，他认为“伊犁及回部，非巴里坤、哈密、内地可比，即须驻兵屯田，仍当以满洲将军大员驻守，非镇道绿营所能弹压”。

1762年，清政府决定设立伊犁将军，驻节惠远城，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分驻全疆各地，并派驻重兵以巩固边防，实行军政合一的管理机制。全疆被分为伊犁、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四大政区。在行政上，新疆属于甘肃省，但实际上由伊犁将军统揽全局。

清政府根据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其中乌鲁木齐、昌吉等地实行郡县制；哈密、吐鲁番等最先归附清政府的地区，及游牧于新疆的厄鲁特、土尔扈特蒙古实行扎萨克制度（即盟旗制度）；而天山以南，包括伊犁在内的广大地区，则“因俗而制”，实行伯克制。清政府在各城镇设阿奇木伯克一员，下设伊沙噶伯克一员作为副手，并置伯克多名分掌钱粮、商贾、诉讼、水利等事项。伯克们分别拥有三品至七品不等的品级，并可以按照各自品级占有2—80户“燕齐”农奴及10—150巴特满的养廉田。不过，清政府废除了伯克的世袭制，而是改为流官，由清政府任免、升调，并规定不得在本籍任职，以避免形成地方势力。同时，为了加强对伯克的控制，清政府还规定五品以上的伯克要定期到中央朝觐。

对于当地维吾尔族信仰的伊斯兰教，清政府则有意识地削除其影响力，厉行政教分离原则。乾隆就此专门发布上谕：“阿浑（阿訇）乃回人内诵经识字者，与准噶尔喇嘛相似，从前厄鲁特等不知事体，听信喇嘛，致生变乱，岂可使回人仍因旧习？着传谕舒赫德等晓谕各城回人，嗣后诸事惟听阿奇木伯克等办理，阿浑不得干预。”

其后的历任清朝皇帝均严令禁止阿訇干预政事，明令不得在阿訇中挑选伯克。阿訇的子孙中也只允许一二人可以子承父业，其余需自谋生理。对新疆地区原先实行的伊斯兰教法，清政府则采取逐渐禁止的政策。同治元年（1862年）4月，清政府明令今后在新疆依照大清律判案，永远禁止“查经拟罪”。同时，清政府还废除了天课制度，将伊斯兰寺院土地上的“燕齐”农奴编入民籍，使之成为向清政府直接纳贡的臣民，大大削减了伊斯兰宗教的经济来源。

由于准噶尔战争的影响，新疆北部地区人口锐减，出现了千里空虚的情况。为此，清政府在北疆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行动，除部分携眷前往的驻防绿营实行军屯外，政府还组织甘肃等地贫民移民实边。对于这些移民，政府不仅资助路费，提供饭费、车费、御寒衣物等，还派地方官员带队护送，沿途照料。到达新疆后，移民还可以分到住房及每户20亩的土地。受此优惠政策吸引，许多内地居民纷纷移民新疆，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个聚居区。如乌鲁木齐到巴里坤一带，不久便有1万多户定居于此，加上驻防的八旗、绿营及其家属，各地前来做生意的商贩，该地逐渐成为边疆繁盛之地，出现了“兵戈销尽为农器，布谷催耕叫塞云”的景象。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乾嘉时期，新疆每年产粮量接近200万石，粮价之低为全国少有，有“谁知十斛新收麦，才换青蚨两贯余”之说。由于连年丰收，新疆各地仓库均囤积了大量的粮食，有些仓库的粮食甚至存储了十余年之久。

当时有人写诗这样描写垦区景色：

五种大都宜二种，麦花开后稻花香。

更看荞麦花如雪，半似燕乡半越乡。

清政府在新疆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乾隆朝《户部则例》中规定：“各城回民自种地亩，视岁收数目交纳十分之一；各城回民承种官地，岁收粮石，平分入官。”大大减轻了群众负担。乾隆帝在《回疆三十七韵诗》中也曾说道：“灭准归王化，赋十存其四。”这种休养生息政策得到了新疆各族群众的支持，道光帝亦曾不无自得地说道：“我朝平定回疆以来，各部回众，咸隶版图，纳赋交粮……回子安居乐业者，垂六十余年。”

但另一方面，清政府又以防止滋生事端为由，实行民族隔绝政策，下令禁止官兵、汉人与维吾尔族人杂居一处。其中南疆严禁汉人移住，并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等地兴建“汉城”，供官兵与汉族民众居住。维吾尔族则居住在老城，即“回城”中。官兵和汉族百姓不许随意进入回城和回庄，维吾尔族妇女则禁止私入汉城。清政府还下令严禁当地驻军擅娶维吾尔族妇女，违者将被治罪。对于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和维吾尔族之间的交往，清政府严加限制，不仅严禁内地回族出关充当阿訇，私习经卷，还严禁回、维之间相互通婚。

此外，清政府还限制内地商人进入新疆，凡进入新疆的商人需领取印票。为控制人员进出，清政府在肃州、托克逊等地设立关卡检查。商人们即使领到印票进入新疆以后，也只能在汉城、回城交界处的“买卖街”才能进行交易。不过，即使有种种限制，各地商业贸易仍取得了极大发展。山、陕、江、浙等地的商人不辞险远前往新疆，到哈密地区进行贸易的民众“肩摩雨汗，货如云雾”，乌鲁木齐的各种商铺达到了500余家，而叶尔羌的商业街则长达10里。其贸易之繁荣，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