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产阶级的面目(1)
某些内地城市里面，有些屋子看上去像最阴沉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最凄凉的废墟，令人悒郁不欢。修道院的静寂，旷野的枯燥，以及废墟的衰败零落，也许这类屋子都有一点。里面的生活起居是那么幽静，要不是街上一有陌生的脚步声，窗口会突然探出一个脸孔像僧侣般的人，一动不动的，黯淡而冰冷的目光把生客瞪上一眼的话，外地客人可能把那些屋子当作没有人住的空屋。
索漠城里有一所住宅，外表就有这些凄凉的成分。一条起伏不平的街，直达城市高处的古堡，那所屋子便在街的尽头。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往的那条街，夏天热，冬天冷，有些地方暗得很，可是颇有些特点：小石子铺成的路面，传出清脆的回声，永远清洁，干燥；街面窄而多曲折；两旁的屋子非常幽静，坐落在城脚下，属于老城的部分。
上了三百年的屋子，虽是木造的，还很坚固，各种不同的格式别有风光，使索漠城的这一个区域特别引起考古家与艺术家的注意。你走过这些屋子，不能不欣赏那些粗大的梁木，两头雕出古怪的形象，盖在大多数的底层上面，成为一条黝黑的浮雕。
有些地方，屋子的横木盖着石板，在不大结实的墙上勾勒出蓝色的图案，木料支架的屋顶，年深月久，往下弯了；日晒雨淋，椽子已经腐烂，翘曲。有些地方，露出破旧黝黑的窗槛，细巧的雕刻已经看不大清，穷苦的女工放上一盆石竹或蔷薇，窗槛似乎就承受不住那棕色的瓦盆。再往前走，有的门上钉着粗大的钉子，我们的祖先异想天开地刻上些奇形怪状的文字，意义是永远没法知道的了；或者是一个新教徒在此表明自己的信仰，或者是一个旧教徒为反对新教而诅咒亨利四世。也有一般的布尔乔亚刻些徽号，表示他们是旧绅，掌握过当地的行政。这一切中间就有整部法兰西历史的影子。一边是墙壁粉得很粗糙的、摇摇欲坠的屋子，还是工匠卖弄手艺的遗物；贴邻便是一座乡绅的住宅，半圆形门框上的贵族徽号，受过了一七八九年以来历次革命的摧残，还看得出遗迹。
这条街上，做买卖的底层既不是小铺子，也不是大商店，喜欢中世纪文物的人，在此可以遇到一派朴素简陋的气象，完全像我们上代里的习艺工场[2]。宽大低矮的店堂，没有铺面，没有摆在廊下的货摊，没有橱窗，可是很深，黑洞洞的，里里外外没有一点儿装潢。满板的大门分作上下两截，简陋地钉了铁皮；上半截往里打开，下半截装有带弹簧的门铃，老是有人开门进出。门旁半人高的墙上，一排厚实的护窗板，白天卸落，夜晚装上，外加铁闩好落锁。这间地窖式的潮湿的屋子，就靠大门的上半截或者窗洞与屋顶之间的空间，透进一些空气与阳光。半人高的墙壁下面，是陈列商品的地方。招徕顾客的玩意，这儿是绝对没有的。货色的种类要看铺子的性质：或者摆着两三桶盐和鳕鱼，或者是几捆帆布与绳索，楼板的椽木上挂着黄铜索，靠墙放一排桶箍，再不然架上放些布匹。
你进门吧，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干干净净的，戴着白围巾，手臂通红，立刻放下编织物，叫唤她的父亲或母亲来招呼你，也许是两个铜子也许是两万法郎的买卖，对你或者冷淡，或者殷勤，或者傲慢，那得看店主的性格了。
你可看到一个做酒桶木材的商人，两只大拇指绕来绕去的，坐在门口跟邻居谈天。表面上他只有些起码的酒瓶架或两三捆薄板；但是安育地区所有的箍桶匠，都是向他码头上存货充足的工场购料的。他知道如果葡萄的收成好，他能卖掉多少桶板，估计的误差最多是一两块板上下。一天的好太阳教他发财，一场雨水教他亏本：酒桶的市价，一个上午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
这个地方像都兰区域一样，市面是由天气做主的。种葡萄的，有田产的，木材商，箍桶匠，旅店主人，船夫，都眼巴巴地盼望太阳；晚上睡觉，就怕明朝起来听说隔夜结了冰；他们怕风，怕雨，怕旱，一忽儿要下雨水，一忽儿要天时转暖，一忽儿又要满天的云。在天公与尘世的利益之间，争执是没得完的。晴雨表能够轮流地教人愁，教人笑，教人高兴。
这条街从前是索漠城的大街，从这一头到那一头，“黄金一般的好天气”这句话，对每份人家都代表一个收入的数目。而且个个人会对邻居说：“是啊，天上落金子下来了。”因为他们知道一道阳光和一场时雨带来多少利益。在天气美好的季节，到了星期六中午，就没法买到一个铜子的东西。做生意的人也有一个葡萄园，一方小园地，全要下乡去忙他两天。买进，卖出，赚头，一切都是预先计算好的，生意人尽可以花大半日的工夫打哈哈，说长道短，刺探旁人的私事。某家的主妇买了一只竹鸡，邻居就要问她的丈夫是否煮得恰到好处。一个年轻的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绝没有办法不让所有的闲人瞧见。因此大家的良心是露天的，那些无从窥测的、又暗又静的屋子，并藏不了什么秘密。
一般人差不多老在露天过活：每对夫妇坐在大门口，在那里吃中饭，吃晚饭，吵架拌嘴。街上的行人，没有一个不经过他们研究的。所以从前一个外乡人到内地，免不了到处给人家取笑。许多有趣的故事便是这样来的，安越人的爱寻开心也是这样出名的，因为编这一类的市井笑料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早先本地的乡绅全住在这条街上，街的高头都是古城里的老宅子，世道人心都还朴实的时代——这种古风现在是一天天的消失了——的遗物。我们这个故事中的那所凄凉的屋子，就是其中之一。
古色古香的街上，连偶然遇到的小事都足以唤起你的回忆，全部的气息使你不由自主地沉入遐想。拐弯抹角地走过去，你可以看到一处黑魆魆的凹进去的地方，葛朗台府上的大门便藏在这凹坑中间。
在内地把一个人家称作府上是有分量的；不知道葛朗台先生的身世，就没法掂出这称呼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的名望，自有它的前因后果，那是从没在内地耽留过的人不能完全了解的。葛朗台先生，有些人还称他作葛朗台老头，可是这样称呼他的老人越来越少了，他在一七八九年上是一个很富裕的箍桶匠，识得字，能写能算。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标卖教会产业的时候，他正好四十岁，才娶了一个有钱的木板商的女儿。他拿自己的现款和女人的陪嫁，凑成两千金路易，跑到区公所。标卖监督官是一个强凶霸道的共和党人，葛朗台把丈人给的四百路易往他那里一送，就三钱不值两钱地，即使不能算正当，至少是合法地买到了区里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几块分种田。
索漠的市民很少有革命气息，在他们眼里，葛朗台老头是一个激烈的家伙，前进分子，共和党人，关切新潮流的人物；其实箍桶匠只关心葡萄园。上面派他当索漠区的行政委员，于是地方上的政治与商业都受到他温和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他包庇从前的贵族，想尽方法使流亡乡绅的产业不致被公家标卖；商业方面，他向革命军队承包了一两千桶白酒，代价是把某个女修道院上好的草原，本来留作最后一批标卖的产业，弄到了手。
拿破仑执政的时代，好家伙葛朗台做了区长，把地方上的公事应付得很好，可是他葡萄的收获更好；拿破仑称帝的时候，他变了光杆儿的葛朗台先生。拿破仑不喜欢共和党人，另外派了一个乡绅兼大地主，一个后来晋封为男爵的人来代替葛朗台，因为他有红帽子嫌疑。葛朗台丢掉区长的荣衔，毫不惋惜。在他任内，为了本城的利益，已经造好几条出色的公路直达他的产业。他的房产与地产登记的时候，占了不少便宜，只完很轻的税。自从他各处的庄园登记之后，靠他不断地经营，他的葡萄园变成地方上的顶儿尖儿，这个专门的形容词是说这种园里的葡萄能够酿成极品的好酒。总而言之，他简直有资格得荣誉团的勋章。
免职的事发生在一八〇六年。那时葛朗台五十七岁，他的女人三十六，他们的独养女儿才十岁。
大概是老天看见他丢了官，想安慰安慰他吧，这一年上葛朗台接连得了三笔遗产，先是他丈母特·拉·古地尼埃太太的，接着是太太的外公特·拉·裴德里埃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香蒂埃太太的：这些遗产数目之大，没有一个人知道。三个老人爱钱如命，一生一世都在积聚金钱，以便私下里摩挲把玩。特·拉·裴德里埃老先生把放债叫作挥霍，觉得对黄金看上几眼比放高利贷还实惠。所以他们积蓄的多少，索漠人只能以看得见的收入估计。
于是葛朗台先生得了新的贵族头衔，那是尽管我们爱讲平等也消灭不了的，他成为一州里“纳税最多”的人物。他的葡萄园有一百阿尔邦[3]，收成好的年份可以出产七八百桶酒，他还有十三处分种田，一座老修道院，修道院的窗子、门洞、彩色玻璃，一齐给他从外面堵死了，既可不付捐税，又可保存那些东西。此外还有一百二十七阿尔邦的草原，上面的三千株白杨是一七九三年种下的。他住的屋子也是自己的产业。
这是他看得见的家私。至于他现金的数目，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大概。一个是公证人克罗旭，替葛朗台放债的，另外一个是台·格拉桑，索漠城中最有钱的银行家，葛朗台认为合适的时候跟他暗中合作一下，分些好处。在内地要得人信任，要挣家业，行事非机密不可；老克罗旭与台·格拉桑虽然机密透顶，仍免不了当众对葛朗台毕恭毕敬，使旁观的人看出前任区长的资力何等雄厚。
索漠城里个个人相信葛朗台家里有一个私库，一个堆满金路易的密窟，说他半夜里瞧着累累的黄金，快乐得无可形容。一般吝啬鬼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因为看见那好家伙连眼睛都是黄澄澄的，染上了金子的光彩。一个靠资金赚惯大利钱的人，像色鬼、赌徒或帮闲的清客一样，眼风自有那种说不出的神气，一派躲躲闪闪的、馋痨的、神秘的模样，决计瞒不过他的同道。凡是对什么东西着了迷的人，这些暗号无异帮口里的切口。
葛朗台先生从来不欠人家什么，又是老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老手，什么时候需要为自己的收成准备一千只桶，什么时候只要五百只桶，他预算得像天文学家一样准确；投机事业从没失败过一次，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他老是有酒桶出卖，他能够把酒藏起来，等每桶涨到两百法郎才抛出去，一般小地主却早已在一百法郎的时候脱手了。这样一个人物当然博得大家的敬重。那有名的一八一一年的收成，他乖乖地囤在家里，一点一滴地慢慢卖出去，挣了二十四万多法郎。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他会躺在那里，蹲在那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再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倒进大堆的金银，然后安安宁宁地去睡觉，好像一条蛇吃饱了东西，不动声色，冷静非凡，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的。
他走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看见了不觉得又钦佩，又敬重，又害怕。索漠城中，不是个个人都给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落地抓过一下的吗？某人为了买田，从克罗旭那里弄到一笔借款，利率要一分一，某人拿期票向台·格拉桑贴现，给先扣了一大笔利息。市场上，或是夜晚的闲谈中间，不提到葛朗台先生大名的日子很少。有些人认为，这个种葡萄老头的财富简直是地方上的一宝，值得夸耀。不少做买卖的，开旅店的，得意洋洋地对外客说：
“嘿，先生，上百万的咱们有两三家；可是葛朗台先生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家私！”
一八一六年的时候，索漠城里顶会计算的人，估计那好家伙的地产大概值到四百万；但在一七九三到一八一七年中间，平均每年的收入该有十万法郎，由此推算，他所有的现金大约和不动产的价值差不多。因此，打完了一场牌，或是谈了一会葡萄的情形，提到葛朗台的时候，一般自作聪明的人就说：“葛朗台老头吗？……总该有五六百万吧。”要是克罗旭或台·格拉桑听到了，就会说：
“你好厉害，我倒从来不知道他的总数呢！”
遇到什么巴黎客人提到洛岂尔特或拉斐德那般大银行家，索漠人就要问，他们是不是跟葛朗台先生一样有钱。如果巴黎人付之一笑，回答说是的，他们便把脑袋一侧，互相瞪着眼，满脸不相信的神气。
偌大一笔财产把这个富翁的行为都镀了金。假使他的生活起居本来有什么可笑、给人家当话柄的地方，那些话柄也早已消失得无形无踪了。葛朗台的一举一动都像是钦定的，到处行得通；他的说话，衣着，姿势，瞪眼睛，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大家把他仔细研究，像自然科学家要把动物的本能研究出它的作用似的，终于发现他最琐屑的动作，也有深邃而不可言传的智慧。譬如，人家说：
“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葛朗台老头已经戴起皮手套了：咱们该收割葡萄了吧。”
或者说：
“葛朗台老头买了许多桶板，今年的酒一定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