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得回去了，”他说，“我不能把什么事都推给她，本德里克斯。”他按住我的胳膊，就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一年似的。这个动作他是不是从萨拉那里学来的呢？结了婚的人会彼此变得相像。我们并肩往回走，在推开过道的门时，我从放在角落的镜子里看到两个人像是刚刚接过吻似的分开了——其中一人就是萨拉。我瞧了瞧亨利。

我想他要么是没看见，要么是不在乎，要么就是有点别的什么。他一定是个不幸福的人。

那个场面萨维奇先生会觉得有关系吗？后来我知道，亲吻萨拉的并不是她的情人，而是亨利在养老金部的一个同事。那个同事的妻子一周前同一个有本事的水手跑了。那天萨拉还是头一次碰到他。就我已被断然排除在外的那种场景而言，他似乎不太可能还身在其中。爱情耗尽自己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我本不想提起这些往事，因为写到一九三九年的时候，我感觉到旧日里所有的愤愤不平又都回来了。恨似乎与爱一样，都作用于我们体内同样的腺体：就连它们产生的行动都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人教会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耶稣受难的故事，那么单从犹大和彼得的行动来看，我们能说得清爱基督的究竟是嫉妒的犹大还是怯懦的彼得吗？

4

从萨维奇先生的事务所回到家后，女房东告我说迈尔斯太太来过电话。我听后一阵欣喜，就像以往听到前门关上，过道里传来她的脚步声时一样。我有一种急切的希望，希望几天前她看到我以后，心里会唤起某种我可以加以利用的东西——这当然不会是爱情，但会是一种情感、一段回忆。此时我仿佛觉得，只要能再占有她一次——不管怎样匆忙、马虎、不尽兴——我就会重新平静下来：我会把她从心里洗刷出去，随后我就离开她，而不是她离开我。

在十八个月的沉默之后，又拨起“麦考莱7753”这个号码，此事有点怪；更叫人觉得奇怪的是，由于无法肯定最后一位数字是什么，我不得不在通讯录上查找这个号码。我坐在那儿边听电话铃响边想：不知亨利是否已从部里回来，要是他接电话的话，我该说些什么。随后我意识到：说真话再也没有什么不对的了，谎言已经抛弃了我。我觉得很孤独，就好像谎言一直是我唯一的朋友似的。

耳畔响起一位训练有素的女佣重复电话号码的声音。我问：“迈尔斯太太在家吗？”

“迈尔斯太太？”

“你不是麦考莱7753吗？”

“我是的。”

“我找迈尔斯太太。”

“你打错电话了。”对方把电话挂了。我从没想到：小事情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我在电话号码簿上查找迈尔斯，上面还是那个老号码：号码簿已经过期一年多了。我正欲打电话问查号台时，电话铃又响了。打电话来的正是萨拉本人。她有点局促不安地问道：“是你吗？”她从来没用名字称呼过我，由于没对我用以往用过的那些亲热称呼，此刻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不自在。我说：“我是本德里克斯。”

“我是萨拉，你没听到我给你留的口信吗？”

“噢，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只是我得把一篇文章给写完。顺便说一下，我想我这儿现在没你的电话号码。我估计电话号码簿里有吧？”

“不，还没有呢。我们换了号码，是麦考莱6204。我想问你件事。”

“嗯，什么事？”

“没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我想同你吃午饭，就这事儿。”

“当然可以，我很乐意。什么时间？”

“明天行吗？”

“不，明天不行。你瞧，我就是得把这篇文章……”

“星期三呢？”

“星期四行不行？”

“好吧。”她说。我几乎可以想象到“好吧”这两个字里所包含的失望——我们的自尊心就是这样欺骗我们的。

“那么一点钟我在皇家咖啡馆里等你。”

“你真是太好了。”她说。从她的声音里，我听得出她说的是真心话。“星期四见。”

我手握听筒坐在那儿，像审视一个人们不想认识的傻瓜和丑八怪似的审视着仇恨。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而且一定是赶在她离开电话机前截住了她。我对她说：“萨拉，明天可以。我刚才忘了点事儿。老时间、老地点见。”我坐在那里，手指搭在沉默下来的电话机上，心有所期，暗暗想道：我记得呢，这就是希望的感觉。

5

我把报纸平摊在餐桌上，反复阅读着同一版，因为我不想看着门口。门外不断有人进来，但我不想成为那些脑袋一会儿抬起一会儿低下、显示出是在傻乎乎地等待着什么的人当中的一个。我们大家到底有些什么好期待的，竟然能够听凭自己的心里充满失望？晚报上登载着寻常的谋杀案新闻，以及关于议会争论糖果配给数量的报道。她已经迟到五分钟了。倒霉的是，她进来的当儿正好看见我在看表。我听见她的声音说：“真抱歉，我坐公共汽车来的，路上很堵。”

我说：“坐地铁要快一点。”

“我知道，不过我并不想快。”

她经常这样实话实说，让我下不来台。在我们相爱的日子里，我老是试图让她说得比实话多出一点——说我们的恋情永远不会结束，说有一天我们会结婚。我不会信她的，但我会喜欢从她嘴里听到这些话，这也许只是为了能够得到一份自己可以做主的满足吧。不过她却从不肯玩这种孩子们过家家的游戏，而是在说过了让我下不来台的话之后，突然让人预料不到地说出一句如此可爱和大度的话，使得我的矜持态度顿时土崩瓦解……我记得有一回，正当我为她平静地表示“有一天，我们的关系会结束”感到难过时，就听到她说：“以前我从没像爱你一样地爱过一个男人，以后也再不会了。”听到这句话以后，我又感到难以置信的幸福。唉，我想，她自己不知道，其实她也一样在玩着过家家的游戏。

她挨着我坐下，要服务员给她来一杯拉格啤酒。“我已经在鲁尔斯订了座。”我说。

“我们不能就在这里吗？”

“那是我们以前常去的地方。”

“是的。”

我们两人的神态看上去可能有点紧张，因为我发现我们引起了坐在不远处沙发上的一个矮个子男人的注意。我试图用两眼逼视他，好让他不敢再看我。那人留着长长的唇须，长着一对淡黄褐色的眼睛。他赶紧把目光移开了。他的胳膊肘碰到了啤酒杯，啤酒杯打着转儿滚到了地上，这让他极为狼狈。这时我的心里感到有点歉疚，因为那男人可能是以前在照片上看见过我：他甚至可能是我那些为数不多的读者当中的一个。他身边坐着一个小男孩，当着儿子的面让父亲出丑太残酷了。服务员赶了过来。在他父亲无甚必要地拼命道歉时，男孩子的面孔涨得通红。

我对萨拉说：“当然，你得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吃午饭。”

“你瞧，后来我就再也没上那儿去过。”

“唔，你从没把它当作自己的餐馆，对吗？”

“你常上那儿去吗？”

“我去那儿很方便，一星期两三次吧。”

她一下子站起身来，说：“那我们走吧。”但说完以后便突然大咳起来。对于她那瘦小的身躯来说，这阵咳嗽显得过于剧烈：她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咳得很厉害啊。”

“噢，没关系，真对不起。”

“打车吗？”

“我还是宁愿走路。”

沿着仕女巷左边的马路往北走，会看到一个前面马路上铺着阴沟盖的门道。我们默默无语地走过门道。第一次同她一起吃饭时，我问她亨利的生活习惯，而她对我的兴趣产生了好感。饭后去地铁站的路上，我在那个门道上笨手笨脚地吻了她。我不知道自己为何那么做，或许只因为当时脑海里浮现出镜子里看到的那一幕的缘故吧，因为我并没打算要同她做爱——就连再去看望她的打算都没有。她太美了，在我心里激不起可以亲近的念头。

落座后，一个早就认识的服务员过来向我打招呼：“您好久不来了，先生。”我听后真希望自己刚才没对萨拉说那句假话。

“噢，”我说，“我现在在楼上吃午饭了。”

“您，太太，也是好久……”

“差不多有两年了。”萨拉用那种有时候让我感到恼恨的精确性回答道。

“不过我还记得，您喜欢叫一份大杯的拉格啤酒。”

“你记性真好，阿尔弗雷德。”看到萨拉还记得自己的名字，服务员开心地笑了。萨拉总有同服务员们搞好关系的诀窍。

端上来的饭菜打断了我们乏味的闲聊。一直到吃完饭以后，她才透露出一点来意。“我想要你同我一块儿吃午饭，”她说，“我想问问你亨利的事情。”

“亨利？”我重复道，尽量克制着，不让声音里流露出失望的语气。

“我为他感到担忧。那天晚上你觉得他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反常？”

“我没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啊。”我说。

“我想问问你——哦，我知道你很忙——你能不能有时候来看看他。我想他很孤独。”

“同你在一起？”

“你知道，他从来没有真正注意过我，多少年来都是这样。”

“或许他已经开始注意到你什么时候不在了。”

“我并不常出去，”她说，“现在。”一阵咳嗽袭来，来得正是时候，使她可以不用再说下去。尽管回避事实并不是她的习惯，但咳嗽过去后，她已经想出了新话题。“你在写新书吗？”她问道，口气就像是在与不认识的人——人们在鸡尾酒会上碰到的那种不认识的人——说话一样。就连第一次见面我们一起喝着南非雪利酒的时候，她也没问过这样的话。

“当然。”

“你的上一本书我不太喜欢。”

“那段日子里写东西就是一种挣扎——心思平静下来……”其实我还不如说“心思纷乱起来”。

“有时候，我害怕你又会钻到过去的想法里面出不来——我指我讨厌的那种想法。有的男人会这样。”

“写一本书得花上我一年时间，如果为了报复而写书，那可是太辛苦了。”

“如果你知道自己要去报复的东西有多么微不足道的话……”

“当然了，我是在开玩笑。我们在一起有过好时光。我们是成年人了，知道它总有一天会结束。你瞧，现在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地见面，在一起谈论亨利了。”

我付了账，和她一同走出餐馆。沿街向前二十码，就是那个前面铺着阴沟盖的门道。我在人行道上停住脚步，说：“我想你是去斯特兰大街吧？”

“不，去莱斯特广场。”

“我去斯特兰大街。”

她站在门道那儿，街上空荡荡的。“我就在这里同你说再见吧，见到你真高兴。”

“好吧。”

“有空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走近她身边——我能感觉到脚下的阴沟盖。“萨拉。”我说。她一下子掉开了头，仿佛在观望有没有人过来，是不是有时间似的……可是待转过头来后，她又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她弓着腰站在门道上，咳了一阵又一阵，连眼睛都咳红了。她身上穿着皮大衣，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被人堵住了去路的小动物。

“对不起。”

“得去看一下了。”我像自己被剥夺了什么东西似的恨恨地说。

“只不过是咳嗽罢了。”她伸出一只手说，“再见——莫里斯。”这名字听上去活像是句侮辱。我说了声“再见”，没握她的手便头也不回地匆匆走开了，装出一副忙得不得了、巴不得赶快离开的样子。当听到身后又响起咳嗽声时，我真希望能有本事哼出首喜气洋洋、带点冒险味道的小曲来，只可惜自己身上没有音乐细胞。

6

人年轻的时候会养成工作的习惯，并且自信这些习惯会保持一辈子，并经得起任何灾难的打击。二十几年来，我始终坚持每星期写作五天，每天平均写大约五百个字。我可以在一年里写出一部长篇小说，这里面还留出了用来修改和校对的时间。我总是十分有条不紊地工作；一旦完成了定额，哪怕刚刚写到某个场景的一半，我也会停下笔来。上午工作时，我会时不时数一数已经写好的字数，并且在稿纸上每两百个字做一个分隔记号。任何一家印刷厂都用不着根据排好的版面来仔细推算我作品的字数，因为我送交的打字稿首页上已经标好了字数——83764字。年轻的时候，就连谈恋爱也改变不了我的工作日程。恋爱得在午饭后开始，晚上上床——只要是睡在自己的床上——无论多么晚，我也要把上午写的东西读一遍，睡觉时还想着它。就连战争都没影响到我。因为一条腿跛了，我没被征召入伍，而是参加了民防队。我从不要求值一般没什么事情的早班，这让同队队员们十分高兴，结果我得了个工作热心的虚名。其实我真正热心的只是我的书桌、我的稿纸以及那些按照定额井井有条地从我笔下缓缓流出的文字。要推翻我加诸自己的戒律，得靠萨拉才行。从战争开始第一天里的空袭，到一九四四年的V-1型飞弹[17]袭击，这段时间里的轰炸始终保持着晚上才来的习惯，这让我感到很方便。不过我往往只能在上午见到萨拉，因为下午的时候她总不大躲得开自己那些朋友，她们采购完了东西，总想在傍晚的空袭警报拉响前找个伴儿聊聊天。有时候，她会在两次排队买东西之间的当儿过来，于是我们便在买蔬菜和买肉的间歇里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