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治官宽严两难
“虽然饭不敢吃了，礼不敢收了，但事情也不好办了”。因为公司最近要组织召开一个高级别的论坛会议，小王此次的任务，是负责邀请国家部委的一些官员出席会议。不过，往年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在变得越来越难。“他们都不愿意去外地出差，接待标准不如以前，礼品也不敢收。即使到了当地，想吃个饭联络下感情都找不到人。”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7月17日，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现在一些干部对招商引资顾虑较多，不愿同客商过多打交道，担心企业出了问题自己受牵连。强卫说，有人担心高压反腐影响干部士气和队伍稳定，有人认为严管干部影响发展环境，感叹什么“为官不易”“官不聊生”，进而“为官不为”，当“好好先生”，这都是十分错误的。
7月24日，《湖北日报》刊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的讲话。李鸿忠表示，要坚决破除反腐败影响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清廉为官与事业有为相矛盾等所谓“影响论”和“矛盾论”，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现在出差要赔钱
“不是不想去，是真赔不起。前几天我陪司长去武汉出了趟差，两天赔了400块。”刘晓阳（化名）是某国家部委一个综合处室的负责人，因为司局级和处级差旅费报销标准不一样，他自费补足了二等座与一等座车票的差价，往返一共400块。而他每月拿到手的工资，也不过7000块钱。
这是他几乎全部的收入。部委机关里没有季度奖、年终奖和加班费，过节费基本也销声匿迹，只在每年年终时多发一个月工资。刘晓阳所在的部门，属于国家部委的非业务部门，没有什么实权，清水衙门一座。上有老下有小，在北京这样的城市生活，日子过得很紧巴。
他不反对中央的高压反腐和从严治吏，但这些措施让他感觉过于严苛：“两个人一起出差，两个车厢？司长是说要陪我坐二等座，我能答应吗？”让他觉得不近人情的，还有交通费、伙食和住宿补助。像他这样的处级干部，一天的住宿补助是每天80元，这点钱住快捷酒店的标准间都不够。交通费补助90元，只补助离京、返京两天。餐饮补助每天50元。
如果一次要去几个不同的地方，中间的交通票据必须齐备。有一次，刘晓阳从上海到苏州，因为接待单位也要去苏州办事，就顺便送了他一段。谁知回去报账的时候出了麻烦，因为没有这段行程的交通票据，会计没法做账，就让他写情况说明，还要对方签字证明，折腾了好几天。“太麻烦了。如果每次出差都这样，那我宁愿不去。”
其实，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补贴一直都不高。据刘晓阳回忆，刚参加工作时，他每天的补助只有18元，几年后才涨到30元，不过，那已经是十七八年前的事情。当时出差，都是地方单位接待，住宿、餐饮包括回程机票都不用考虑，因此根本感觉不到。而财政部今年1月份新修订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已经将每天的30元补助提高到了80元。
但问题是，现在地方单位的管理也收紧了。以前这些“部领导”根本不用考虑的芝麻小事，现在变成了头等大事。“还没去呢，对方就打来电话，以万分为难的口气商量，解决住宿真的有困难”，刘晓阳说。
饭局也少了很多。像他这样在普通行政岗位上的处级干部，虽然没有什么决策权，但在一个领域浸淫已久，朋友还是有一些的，平时饭局不缺。不过，现在要想出去吃饭，只能自费。“前几天，我和另外一个处长约着出去吃饭，想了一圈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我们俩就自己去了。”
大陆餐饮业的惨淡，也侧面证实了这个说法。经历了去年餐饮业增速十年来的最低谷，高端餐饮公司纷纷谋变。继A股民营餐饮湘鄂情转战互联网，百年老字号全聚德在网上卖起了烤鸭，而高端川菜馆俏江南在推出团购业务后，又在重庆卖起了盒饭。
还有车改，“部委还好办，基层怎么办？”刘晓阳说，县长和乡长是在基层工作的，每月700元车补，他们怎么到村里调研？只能不去或者尽量少去。“这么多年为什么改不下去？就是因为实际情况复杂。如果觉得中央一‘打雷’，地方就‘下雨’，那就是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警惕逆淘汰
普通民众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变化。一个在网络流传的段子极尽调侃：“最近，陆续发现各地领导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有的会亲自打伞了，有的会亲自开车门了，有的会亲自拎包了，有的会亲自拿水杯了，有的居然会亲自写讲话稿了，值得可喜的是竟然会拉老婆手了……其实人民群众对领导的期望也不是很高，只要生活能基本自理就可以了”。
喜闻乐见的段子，最能说明一种现象的普遍性。而人民论坛7月份发布的一份调查问卷，其结论也能够予以支撑。这个针对官员群体的调查显示，中共强力反腐与从严治吏，使得相当一部分官员不适应，心态也有些不稳定。这种摇摆，按照程度由轻到重，又表现为“郁闷”、“顾虑”和“害怕”。如今官员最怕“工作上出事儿”，最郁闷“工资收入低”，最大的顾虑是“得罪人”。
对于官员们的这些困扰，绝大多数普通民众显得不能理解。一些民众认为，这些官员选择的参照对象有问题。“像国家部委，一些普通岗位的公务员，工作能力和承受的竞争压力有限，非要和跨国公司的高级管理层比薪酬，这有可比性吗？”还有民众直言不讳，觉得公务员不过是在自怨自艾，“以前才是不正常，现在刚刚正常就不习惯了？待遇低可以辞职啊，真刀实枪到社会上练练，看到底是不是精英。”
但事实上，一些公务员跳槽下海，只不过是体制内资源在市场变现的一种方式。那些能够成功跳槽到比较赚钱的岗位的，往往是在部委已经获得一定级别，并在专业领域有一定知识积累和人脉的。而那些在普通行政岗位积累工作经验的公务员，一旦离开所在单位就会“人走茶凉”，在市场上的价值基本为零。加上岗位职责限制，工作内容单一，缺乏历练，很多人已经丧失在市场搏杀的能力。“离开现在的单位，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一位基层公务员说。
按照中组部干部管理规定，硕士研究生毕业7年为提拔副处最低年限，副处2年为提拔正处最低年限，也就是说硕士毕业后理论上至少9年才能提正处，按硕士毕业25岁算，提到正处至少34岁；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两个级别各延迟1年就算非常非常快了，即硕士毕业11年，36岁。也就是说，即便在部委机关，大多数70年代末生人还处在正科、副处的位置上，更别说一些基层单位了。
与此同时，中共对于一些所谓实权岗位的限制也愈发严苛。2013年6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
一位在部委工作的年轻人很苦恼，他等了10年，房子还没有分到。每到分房子排队，就会发现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很多人，排在他前面。排名顺序靠打分，其中工龄最重要，因此分到房子的很多都是复转军人。因为复转军人工龄从初高中毕业参军算起，而他是读完博士才上班，这样就差了高中、大学、硕士、博士12年工龄。后来，他实在等不及了，就在通州买了一套房，和在公司打工的年轻人一样，每天挤公交，每月付房贷。
一位中直机关的官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现在公务员的福利几乎消失殆尽，除了大城市还在乎的户口，分房也成了“千年等一回”，机关很多年轻人现在一样要供房贷，如果养老再并轨，估计会形成新一轮辞官潮。
但就记者接触的机关一些年轻人，目前真正准备付诸行动的几乎没有，年纪大、有一定职级的就更少。毕竟机关对于年轻人的吸引，不仅仅是待遇，还有整个社会对于公务员群体的观感。中国官本位观念浓重，在大多数人看来，公务员算是一种“成功”的人生，更何况是在中直机关或者国务院机构工作，这令他们获得金钱之外的另一种成功感。他们的不平衡在于，“在机关耗了十几年，还没有享受到领导的待遇，忽然之间这些待遇可能马上就要不存在了”。
反而是一些新近进入的年轻人，想离开的人所占比重较大。上海一家部属单位的纪委书记说，他们单位每年新入职的有180多人，有一次他召集其中18人开会，问是否有人因为待遇低想离开，结果当场举手的就有4个人。他感到有点意外，“没想到比例这么大”。他认为，就目前的收入情况，这些年轻人在上海的生活几难维系。“普通民众对于官员群体存在误解，不能将贪官污吏等同于普通公务员”。
地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东部与西部地区就不一样，在西部一些经济不发达、市场发育不完善的省份，受观念与就业环境影响，即使待遇低，机关与事业单位仍是很多年轻人的首选。
谈到近来热议的公务员加薪，这位书记认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的理由是，如果平均加薪1000元，整个社会都不会答应，而即便是加1000元，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他担心长此以往，会“优汰劣胜”，“等到真的有人想离开，一定也是有本事、有门路，也就是素质较高的公务员会先离开，留下的一定是庸才，这会是一种逆淘汰。”
“吐槽”背后的深层原因
而据一位来自长沙的基层政府官员反映，“消极怠工”是高压反腐和从严治吏之前就有的现象。因为基层公务员的激励和奖惩机制一直没有解决好，在目前锦标赛式的选拔机制下，基层公务员升迁极其困难，导致大多数人工作积极性不高，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部委机关的对未来有个盼头，基层能够杀出重围的绝对是凤毛麟角”。
国家公务员局信息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已达708.9万人，超过90%属于科员及科员以下职务，有60%是在县级以下政府机关。
他认为，官员群体“吐槽”反映出的诉求，主要集中于工资收入、事业平台、职业声望、晋升通道、制度环境和考核监督，这些均属于人力资源激励的核心要素。这些问题原本就存在，只不过在目前强力反腐、从严治吏过程中，又重新浮出水面，其中有着各自所对应的更深层次原因。
据2008年试行的《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晋升乡科级正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副乡科级职务两年以上；晋升乡科级副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科员级职务三年以上。而晋升科员职务，应当任办事员三年以上。也就是说，全国科级干部90万人，想成为只有4万个的县处级干部后备人选，几率小于4.4%。如果到了45岁还没有被提拔为县处级领导，仕途基本就终止了。
在西部省份省直机关任职的李严达（化名）注意到，现实中身边的很多人，许多干部早年勤奋敬业，但人到中年开始懈怠，甚至骄奢淫逸；而主流媒体报道的，都是像焦裕禄、沈浩等一些因公殉职的基层干部，典型性虽强，但其榜样和示范作用有限。毕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职业只是安身立命的一种手段。难道对‘人民公仆’的诠释，必须要用生命来完成吗？”他对此感到困惑。
此前曾有分析称，从习近平上任之初即提出“八项规定”，并在2014年视察河南再提“官员楷模”焦裕禄可以看出，十八大后中共在“收拾官场”的两板斧——反腐和整风中，整风实际就是要“重塑官德”，也是中共对于未来官员基本的要求。
这一点，不仅从中纪委频繁使用“通奸”这个表明“党纪严于国法”的词汇中可窥见一斑，7月20日，中组部印发《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要求官员与“西方道德”划清界限，并使用了“应声虫”一词。有学者认为，这里中组部对于官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实际上都是“党建官德”的一部分。
应赋予基层官员解决问题的权力
黄明（化名）是在中直机关工作的一名年轻人，他曾短暂到基层部门挂职，负责信访工作。在目前环境下，他觉得，这些教育激励和惩罚措施，对解决基层公务员消极怠工的作用有限。他认为，部分基层干部确实存在问题，但将问题仅仅归咎于此，过于简单武断。
“从年龄结构、文化素质和教育背景来看，基层干部和中央机关的干部之间，尤其是新入职的干部之间，虽有差距但并不显著。‘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很有可能不是桔本身的问题，而是存在水土、气候、环境等深层次原因”。
根据他的观察，基层干部之所以饱受诟病，“上下不讨好，两头都受气”，与其所处环境、位置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系列矛盾有关。一是付出和所得之间的矛盾。基层干部工作繁琐、辛苦，内容单调、枯燥，常常要面对群众的抵触情绪和过激行为。与此同时，他们的职位普遍不高，发展机会有限，工资待遇较低，工作缺乏“奔头”，这都极大影响其士气及工作积极性。
二是责任和权力之间的矛盾。基层干部工作在第一线，直接担负着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责任，但其拥有的权力却十分有限，解决问题的资源匮乏。比如，对生活无着的群众应当给予救助，但没钱怎么办？久而久之，难免变得冷漠和麻木。
三是工作负荷与个人精力之间的矛盾。基层干部工作质量越高，服务态度越好，找他办事的群众就会越多，工作负荷也越重。但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终归有限，如果长期超负荷工作，只能是要么降低工作质量，减轻工作压力；要么导致积劳成疾甚至英年早逝。长此以往，“劣币驱逐良币”。
他说，在群众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恶人，村里是仇人”，包括一些机关的领导干部也常常认为，上头制定的政策多数是好的，只是基层执行政策的和尚把经给念歪了，这不公平。
他呼吁，应该给予基层干部更多理解、关爱和支持。除了在工资待遇方面适当给予倾斜，还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赋予基层干部一些解决问题的权力。此外，组织部门要真正将群众评价作为干部奖惩的重要依据，对群众满意、表现优秀的干部要优先提拔，避免沈浩“干得好，提不了”的现象重演；对群众不满意、表现较差的干部要加以惩戒，并与工资待遇、职务职级、荣誉奖励等指标适度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