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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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平天下的九经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接着阐述必以智、仁、勇的功德,由个人的修身开始,发展到可以知人而治人,然后扩充到治国平天下之道,特别提出有九项大经大法的大原则。如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这便是九经的总称。但下文又有原则性地自注自释说:

第一“修身则道立”。这是指必须先由个人修身学养的完成,明白率性而行道的正确目标和作为,才可以出处为政而担任治国平天下之功。

第二“尊贤则不惑”。这是指身任治国平天下之责的任务,日久月深,最容易被权位所迷惑,不知不觉而陷溺堕落于“师心自用”,或“刚愎自用”的自大狂弊病之中。所以必须要做到真能尊贤以自辅。例如曾子总结上古历史上的经验,所谓:“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如商太甲师事伊尹,殷高宗师事傅说,周文王师事吕望(姜太公),便是用师者王尊贤的榜样。齐桓公用管仲,秦缪公用百里奚,晋文公用舅犯等,越王勾践用范蠡,汉高祖刘邦用张良、陈平,刘备用诸葛亮,唐太宗用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诤臣,便是用友者霸的前例。至于一般后世的人主(老板们),都是喜欢用乖乖型服从听话的党徒们,那都是自取毁灭之道了。有关尊贤的主张,在周、秦之际,各家学说,大致相同。例如墨子(翟)便很强调“尚贤”的重要,儒家在子思以后的孟子,又更加明白提出需要尊德尊士,做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才是政治修明的前导。

第三“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这是从古代宗法社会以大家族为主的齐家之道的基础来说。如果从中国过去历代帝王政权的家族恩怨,自取败亡的事例来讲解,几乎是历代皆有,只要仔细多读历史,就会明白,不必细说端详了。但用之于现代和将来所谓自由民主的政体来讲,它的原则原理,还是相同,只不过把所谓的诸父昆弟的内涵,换作社会各阶层的民意社团,或者如政党政治所谓的本党、友党、反对党等等名目而已。明白了这个意义,那么,所谓亲我之所亲而推广及亲他的所亲,正如《论语》上记载孔子的话“泛爱众而亲仁”的博爱修养一样,才能尽量减少社会各阶层的民怨。

第四“敬大臣则不眩”。这是指身任最高领导者的大原则,重点在于一个“敬”字,敬重上层领导的大臣干部,犹如敬重自己一样的谦和而小心,那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修养。例如现在许多大公司的老板,对于高级干部,内心上始终有我用他,我给他最高的权位,或我付他最高待遇报酬的自负心态,根本就没有尊敬或敬重大臣的存心了。所以往往弄得主从之间、老板和同事之间,“凶终隙末”,两败俱伤为止。在中国的历史上,真能做到“敬大臣则不眩”的朝代,比较起来,只有北宋赵家天下的王朝最为像样,但很可惜赵家皇帝的老板们都太文弱,不然,北宋王朝应当另有一番面目,并不亚于汉唐。最糟糕的便是明朝朱家的三百年政权,对大臣还不如对家奴的太监,实在卑不足道了。接着是有关“敬大臣”相同的问题,便是下句。

第五“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一则,它和上则“敬大臣”有相同的意义,只是在上古时代,有大臣和士的阶级差别而已。换言之,等于现在的中央上层干部和省市以下中、下级干部的情形一样。差别不同的要点,不是个人的人品和学养,只是所担任事务上职级的不同。所谓多方体谅中、下层士级干部的艰苦和辛劳,那么担任中下层的士级干部,乃至一般知识分子,自然就会尽心尽力还报以忠义的诚意,这样上下之情一贯,就不会发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的矛盾了。

第六“子庶民则百姓劝”。这是说治国平天下的一个基本目标,都是为了人民百姓而服务,也就是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所谓国家政权的基本成因,便是人民和土地。因此,领导治国者的存心,必须爱一切人民老百姓,如爱自己亲生的子女一样,要有“如保赤子”的仁爱至情,才能使老百姓甘愿接受教化而互相规劝,养成良善的民风。

第七“来百工则财用足”。这就是如近代和现代所特别注重发展工商业经济思想的先声。同时,也是说明传统的儒家和孔门之教,并非是轻视工商业,更不是轻商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形成轻商观念,是由汉儒开始误导,致使魏、晋以后,在文化思想和政治措施上,只重农耕而薄视工商,这种观念,深植人心,始终以耕读传家,作为美谈。因此,当十五世纪以后,西方文化转型,由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促进实用科学的发达,致使物质文明的建设,成为西方文化的特色。而我们的一般教育,自宋元以后直到清末,依然停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偏差思想,因此把儒家学说也变成读死书,死读书的呆板形态,认为那些西人的洋玩意,不过是“奇技淫巧”, “劳民伤财”的作用,不值重视。却忘了孔子这个“来百工则财用足”的重点教诲,后来反把家国民族所受外侮奇耻大辱的账,一概归到孔家学店的身上去,岂不冤哉枉也。

第八“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我们初读这一句,也许很容易理解它犹如现代国际间,注重侨民或侨务的作用。事实上,读经必须读史,正如古人所谓“六经皆史也”的观念一样。我们需要了解在东周末期,所谓春秋的时代,以周朝天子为中心的中央政府所领导诸侯联邦的封建体制之下,整个中国,还真正处在地大物博,人口还不到几千万人的阶段。所有各国诸侯邦国之间,要开发扩建土地资源,以及政治势力的动力,最重要的便是人力和人才。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之间,都是以招徕人才和人力为政策上的首务。例如《大学》所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都是说明土地、人民、财富三者的结合,便是一个邦国政权稳固的基础。所以领导国家者,必须有如慈母一样怀柔四方来归的远人,才能建国富国而治国。

同时,更要了解春秋战国时代,所谓智识分子的士大夫们,怀才抱负,各自谋求出路,彼此往来于各国诸侯邦国之间,出谋划策,推销自己,是很普遍的现象。从春秋时期开始,留传一句“楚材晋用”的千古名言,便是由于有这种历史事实所得的结论。例如西秦的崛起,所用的名相,如百里奚、蹇叔、范雎、商鞅、张仪乃至秦始皇时代的李斯,都不是秦国本土出生的人才。但秦国的诸王,都能做到了“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的政策,因此而能崛起边陲,终于统一了中国。其次,如战国末期的齐国,因为工商业的发达,在诸侯国际间,国富民强,号令东方,所以在齐宣王的时代,各国智识分子的人才,各家各派的学者专家,都纷纷奔走集中在齐国的首都临淄。大儒如孟子、荀子;阴阳家如邹衍;乃至道家的方士们,统统都在齐国的临淄求出路,谋发展。这便是“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的作用。例如二十世纪现代的美国,因为他的移民政策,不期而遇地适合了“柔远人”的原则,所以他能吸取了各国所培养的第一流优秀留学的科技人才,归于己用,因此节省了本国教育培养人才的大量经费,并促使其在科技文明上的发展,傲视全球。这便是“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的成果。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反省,对于未来,将何以自处,怎样才能不使人才外流,或进一步而怀柔宽容远方来归的人才。至于保护本国侨民以及关怀外侨的政策,当然也是这一句的内涵,自然不必细说。

第九“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这是上古王道政治和后世霸道政治共通的大道理。它的重心,是在一个“怀”字的作用上,并非是以“畏之”为重点。“怀”字有怀服、怀思、怀念,胸怀博大,足以包容各国诸侯的内涵,它是统领天下的形容词,当然不是向别人投怀送抱的意义。有关这一句“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在历史经验的反思,唯一值得研究的,的确便是周朝建国初期一两百年间的事实,值得参考。但旧史所称周初封建诸侯而建国的,竟有一千八百之多,但事实资料,已经很难稽考。可是经过西周到东周的几百年来,周室王权衰落,诸侯互相吞并,到春秋初期,仍然还存在有大小几十个诸侯邦国,而且有些国家,根本不是姬周宗室的血缘关系。虽然周朝并未能完全做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之治,但他至少并不是如秦汉以后异姓不封王的封建统治。这种周朝王道政治的精神,本节在后文自有注释,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专题来发挥,那便变成是讲一部中国上古的王道政治思想史的专论了,所以只能以点到为止了事。至于从春秋时代开始的霸道政治的研究来讲,所谓春秋五霸之中,唯一值得研究参考的,便是以齐桓公做代表的最为像样。其次晋文公也有一点依样画葫芦的味道。其余,如宋襄公,以及后起的吴、越霸业就不足论了。总之,真能做到“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从中国周秦以后的历史来讲,除了汉唐两代开国初期的气象以外,实在很少有合格的榜样。或者,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只有寄望于后之来者的作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