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之谓教”与治国之道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好了，我们总算把上面几段交代完了。从现在开始，便转入“修道之谓教”的外用，也就是有关安邦治国的为政之道。“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鲁哀公有一天向孔子请教为政的道理。孔子说：有关周朝文王和武王创业时期的政治经验，都记录在方策上面，不需要我再讲了。孔子时代所谓的方策，等于我们现在历史上的记载。因为那时文字的记录，是用刀笔刻在竹简上面的，每一片或每一方块串叠起来，所以叫作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无论是多么好的政策，或多么好的立法，执法的都是人。无论哪个时代，只要遇到有贤德的人来执政，就会实现善政。如果是没有贤德的人来执政，即使有很好的政策和立法，也等于没有用了。“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人性对于政治是很敏感的，就像植物对水土敏感一样。所以领导政治的人需要知道，老百姓就像蒲草和芦苇，只要一点有养分的泥土，就会很快地茂盛起来。换言之，人民犹如水草一样，只要政治上有一点利于人群社会的办法出来，社会人民就会很高兴地接受，很快就有好反应和成果。“故为政在人”，所以说为政的中心重点，始终重在人为，即使是好的法治体制，也是人所创立的啊！“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但为政固然在人，究竟哪一种人才能真正做好为政之道呢？那就要看这个领导人的道德学养，是否达到仁义的境界了。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怎样叫作仁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能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多一点舍己为人和原谅别人的心，少一点自我的私心。如俗话所说：损人利己的不可做，损己利人的难做到，最好能多做人己两利的事，也就近于仁了。人，哪个没有私心啊！只要先把自己的私心放大，由本身和至亲的利益出发，渐渐扩充放大心量，自己要好、要利益，但也要别人好，也要别人得利益。能做到这样，便合于“忠恕”之道了。“推己及人”, “亲我亲而及人之亲”，固然要爱我的亲人，同时也要爱他的亲人，这就是“亲亲为大”的道理。
怎样叫作义呢？义字的内涵，有适宜、相宜、合宜等意思，也就是现代人所说自由、民主的意思。凡是合于大家之意，大家都满意的，就近于义。可是人的禀性有智慧、愚笨、贤德、顽劣的不同，谁能真正完全做到符合不同要求的民意呢？例如现在任何人只要有一点不满意的事，便利用民权、人权、人道等的口号提出要求，但都是私心，或为少数人的利益出发，那就不合公义的原则，不足论也。总之，天下事岂能尽遂人意！所以必须要了解“义”的重点，是要以“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作为准则。这也是说，虽然先从亲我之亲，而扩充推广到亲人之亲，但也要有限度地煞（杀）住，正如《大学》所说“知止而后有定”的止境。不然，谁也不能真正做到普及爱于全人类啊！如《论语》上子贡问“博施济众”的事，孔子便说那是“尧舜其犹病诸”的难事。这是说，想普及恩惠给全人类，即使是圣如尧舜的善政，也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哪有可能做到满足天下每一个人的私心啊！
再如周公制礼，首重孝敬，但敬祖尊宗之礼，是以五服为限，所谓“亲亲之杀”，也包括“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意义。注意！这里所用这个“杀”字，并非是杀人的杀，而是现在所说的煞住，或刹车的刹一样意思。“尊贤之等”的“等”字，也包含有等级差别的意思。如果说绝对没有差别才合于自由、民主、平等，那恐怕只有宗教家所说上了天堂，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才有可能吧！其实，宗教家所说的天堂与极乐世界，也是因其善行功德的大小而有差别的。所以必须要了解，这里“尊贤之等”的“等”字，是有等差平等的意思，并不是一概盲目的平等。因此，有关为政的仁和义，孔子说，必须要有礼仪制度和法规来制限其范围，这便是“礼所生也”一句的内涵。最后又说，基层的民意如果得不到上层领导的接纳，形成上下二心，那就是不得民心，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天下了。原文是“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这两句话，在《中庸》本文出现两次，下文也有讲到。朱熹认为是古人传抄复出之误，便把这里的两句删去，只保留下文这两句原文。朱晦翁这个观点，不能说没有理由，虽然我们对“好古敏而求之”的治学功夫，远不及朱晦翁，只好照孔子所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态度，保留原文原貌，看来并无梗隔之处，所以在这一节结尾才这样理解。
接着，便是反复论说上文，由个人的修身开始，乃至事亲、知人、知天的学养，发挥为政在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道理。所以说：“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这样简单明白的四句话，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只当耳边风一样，朗朗上口背诵，在先生面前有个交代，表示已经背熟了就拉倒，实在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以我个人来说，长大成人以后，步入社会，又适逢参加抗日圣战救亡图存等工作，经过人事上的历练，人生渐步入中年，这几句话如牛吃草，又从潜意识反刍出来，再默然背诵这些读过的话，才发觉先圣之言的确有令人反思敬畏之感。
首先反思人要修身真不容易，其次是父母和亲人，当时都在沦陷区，生死难卜，“故园书动经年绝，华发春催两鬓生”。正如清人黄仲则的诗所说：“今日方知慈母忧，天涯涕泪自交流。”深感事亲行孝与报国尽忠，两者不可兼得的悲哀。再看到流离失所人群中的种种悲苦，以及大后方社会还有人过着醉生梦死、纸醉金迷的生活；甚之，又亲眼目睹许多家族中的纠纷，方知天下固然有不孝之子，但天下也有极不是的父母。所以对于“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的道理，便有恍然而悟的领会了。因此，对于《周易》蛊卦《爻辞》所谓“干父之蛊”、“干母之蛊”的意义，才有所了解。
天下确有不是之父母，但修身先要行孝，而行孝不可以只是盲从。又能尽孝，又能巧妙地感化父母的过错，才是真正“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的深意。所谓“知人”，就是要彻底了解人性和人事千差万别的状况，那是要学问和经验的结合，须从好学深思中得来。然后再进到“知天”，明白后天的人性。人性虽然是从先天的“天命之谓性”而来，但有善恶种性的差别和智、贤、愚、不肖的不同。所以在后天性相（现象）的表现上，的确各自有异，而不是先天之性的本来面目。因此《中庸》一开始，便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宗旨，是要人们的学养先到达返还天然自性，然后扩而充之。其次要知道“天命无常，唯德是辅”，就是知时知量，以配合修身和为政的作为，那就是圣智的境界，可以与天地参矣。
由以上修身、事亲、知人、知天的层次，再回转来，与个人修身学养和为政之道结合，共有五达道和三达德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