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2003年4月，我与几位友人一道研讨伊拉克战争及战后国际形势，在讨论中提出了“币缘”概念。当时我们的判断是，美国攻打伊拉克绝不是为了其宣称的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只是争夺石油利益或中东的地缘政治，而更多的是为了巩固世界货币体系的控制权。因此，应该用“币缘”的新框架去观察和研究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大格局。[1]其后，我们还就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种种现象和规律做过多次研讨，正是这些讨论推动了我对币缘问题的研究。

2004年，我退役离开军队，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李未院士的邀请，到该校组建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学校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使我可以集中精力对币缘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其后几年里，作为初步成果，我陆续发表了几篇研究币缘的论文，在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2]这一切，坚定了我撰写有关币缘专著的决心。

货币原本是人类创造出来造福自身的工具，它与从货币中演化出的资本一样曾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3]，然而它们却渐渐异化为人类社会的主宰。作为以货币为中介的等价交换中生成的互利合作关系，币缘也随之演变成为阶级乃至国家之间的支配性关系。研究币缘，不是趋炎附势、做掉进钱眼儿里的文章，而是针对金钱与资本带来的问题，探索能够帮助人类社会摆脱其控制的思路与方法，找到让恶之花转结善果的条件。

币缘与货币是伴生现象，人们对货币有大量的研究，而对由货币产生的社会关系——币缘，却缺乏系统的认识。这种现象在学术领域并不是孤例，比如地理和地缘就是如此，人们对地理现象早就有丰富而深入的认知和研究，而提出地缘政治学说则是近代的事。这种状况，让我对币缘的研究过程既艰辛又愉悦。艰辛在于，有许多著作中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币缘现象，而专门探讨货币社会性、货币与政治的著作却很难找到，这使我像在品位不定的矿脉里作业的矿工。愉悦则在于，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每一点心得和每一篇文章都在填补人们对此认知的空白。

回首十余年的研究与写作历程，我内心对许多人充满感激之情。首先要感谢的是李未院士，他推荐我到北航做战略研究，使我在退役后能够享有自己所喜欢的学者生涯。王建是我国最早把虚拟经济问题与国际政治联系在一起研究的学者，与他交流让我深受启发，他的研究成果总是慷慨地供我使用，每念及此我都深怀谢意与敬意。张文木教授向我推荐了他学术写作的“织毛衣法”，即专著的写作要像织毛衣一样，天天要织却不必赶工。这一方法帮助我顺利完成了本书的写作，也避免了案牍劳形之伤。为此，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中医朋友姜维民大夫，在这十年中我曾多次为病痛所困，经他妙手医治，不仅使我恢复了健康，更保持了旺盛的精力。学术创新，难在发表。在此我要感谢《现代国际关系》的林利民主编，他最早为我刊发了币缘研究的系列文章。我还要感谢中国战略思想库的同仁，多年来与他们对虚拟资本主义现象的跨界讨论，使我获益良多。初稿完成后，丁宁宁和张文木通读了书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对此我心怀感激。我还要感谢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感谢孔丹理事长以培养中国学派为己任的宏愿与努力；也感谢季红女士的大力推荐，使《币缘论》一书得以忝列《中国道路丛书》之中。感谢所有关注此书写作的朋友们，你们的鼓励使我备感温暖，并能在马拉松式的写作过程中坚持到终点。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妻子郑怡榕全程参与了《币缘论》的写作，她要对我随时随地提出的各种问题做出即问即答式的反馈，因而成为我的思想回音板和第一讨论人。此外，她还照顾了我的日常生活，分担了创作的艰辛。可以说，她是这本书最重要却没有署名的合作者。

无论此书引起什么样的反响，我相信它都开启了币缘研究的大门，所有对此有兴趣的人可以继续深入研究。重要的是，人们不会再对币缘视而不见了。在人类由不知道到知道的漫长探索道路上，能够向前推进一小步，写作此书的目的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