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概论(3)

当欧洲进入主权国家竞争的时代之后，以国家为经济单元的竞争自然会产生体现时代特征的货币思想，并对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构过程产生影响。银行学派的托克指出，国际货币与国家货币存在着质的差异。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马克思与凯恩斯等人的认同。在他们看来，国家货币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形式”，是在一个民族空间内的国家结算单位；而采取何种国际本位货币则是民族国家之间力量竞争的结果，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41]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是国家竞争的结果，而其运行则是国家竞争过程的延续。国内货币与国际货币的性质差异，不仅体现在货币和经济领域，更体现在两者对国际社会具有不同的政治影响上。与主要用于交易、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国内货币不同，在无政府的世界上，国际货币的确立往往表现为某一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大。围绕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的全球性币缘，更多体现了国家间的竞争，因而具有鲜明的国际政治特征。

在金德尔伯格看来，世界金融秩序是以等级形式演进的，一个霸权国家居于中心，主导权由一个国家过渡到另一个国家往往需要经过战争。战争即使不是重建中心的直接原因，也会加速一个经济体衰落和另一个经济体兴盛。[42]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全球本位货币相伴而生，新的本位货币的出现往往是世界性权力转移的标志。当白银成为世界本位货币的时候，不仅意味着各国普遍接受以白银作为交易媒介，还意味着亚洲环中国海的钱币共同体面临着解体。[43]这意味着，拥有更多增量白银的西欧由此获得对亚洲的优势地位，世界力量的格局被白银本位的世界货币体系所颠覆。而数百年后，随着金本位货币体系对银本位的替代，英国开始全面主导欧洲。1944年以美元金汇兑制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诞生，象征着美国登上世界权力巅峰。国际货币体系中新本位货币的出现，意味着全球币缘政治新格局——一种围绕新货币体系形成的权力支配关系的出现。本位货币的改变与权力转移之间的连带现象，成为反复出现的历史规律。

在这一历史规律的背后，隐藏着世界本位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秘密。这就是当本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除了具有货币的一般属性即充当国际贸易媒介之外，还具有可以带来增殖的资本特性。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可以通过货币发行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在信用货币时代这一收益更为巨大。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或本位货币，自然会对其产生更大的货币需求，这不仅可以给该国带来更多的铸币税，还可以使该国通过调控汇率与利率、提供融资、控制流动性等方式实现本国货币的直接增殖。霸权国家货币与国际货币一体化的货币体系，具有资本体系的全球积累功能。国际货币的资本特征，是本位货币拥有国重要的财富和力量之源。

这种“全球货币—资本体系”不仅是全球资本增殖的主要来源，也是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币缘的因由。资本在一国之内要获得增殖，需要占有劳动的剩余价值；而国际货币仅仅通过扩大流通和流动，就可以实现增殖，奥秘就在于它通过全球经济、政治制度的设计和暴力优势的保障可以占有边缘地带的“国家剩余价值”。这种通过国际货币的体系性占有，必然会引起国家间围绕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激烈竞争。争夺货币领域主导权的博弈，与以往基于地理、贸易、资源的竞争从形态上看似有很大差异，但在本质上却具有相近的国际政治意涵——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货币“无休止”的积累是国际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也是国家利益的主要来源。因此，币缘渐渐成为左右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的重要因素。

与以往重视地理扩张的传统帝国比较，美国是更注重资本扩张的帝国。传统帝国需要占领领土才能获得收益，作为资本帝国的美国，主要不是通过殖民地的领土来获取收益，而是通过金融工具保持美国资本安全地、有节律地在全球流动以产生收益。[44]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进入国家主权信用的美元本位制时代。失去了黄金锚制约的美元体系，不仅是为世界各国贸易提供媒介的货币体系，更是攫取各国经济利益的霸权体系。为保障资本的全球运行，美国需要保持压倒其他国家的军事优势。这就把国家权力因素更直接地注入货币之中，使得币缘具有了更多权力政治的色彩。各国承认还是不承认美元是世界本位货币，对美元的使用程度、储备多少，这对美国来说是国脉所系的核心利益。对美元的态度，成为美国划分敌友的关键尺度。任何想独立于美元体系之外的国家，都会被美国视为异己；任何想摆脱美元霸权的国家，都可能遭到美国打压甚至是军事打击。就此意义，美元霸权也是一种强权。

与传统强权不同的是，币权不能完全依赖强制。作为当代的核心权力，币权是一种通过控制国际货币体系和流动性来影响世界经济运行和进行利益分配的权力。币权是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权力，它通过国际货币体系及其塑造的全球秩序等级来决定由哪个国家、以什么方式来把持世界货币的发行、流通及与之相关的资本流动，决定世界财富与权力的分配。币权是币缘政治的核心。谁拥有币权，谁就可以按照需要创造货币、形成资本并通过它们占有其他国家的财富。要建立并维持币权不仅需要暴力，也需要产业、科技等其他力量的支撑，还需要有崇尚金钱的理念和让资本无障碍流动、金融自由化的制度保障，而最终结果取决于各国及各货币区间的博弈。

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保障全球资本环流的工具。美国优于他国的综合实力是美元体系的主权信用保障，这是美元成为当代世界本位货币的根基。握有国际货币体系控制权的美国可以长期保持贸易与财政的“双赤字”，向世界各国“透支”不仅是美国重要的力量来源，也是最大的国家福利。以大历史的视角看，资本的确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化——由奴隶主式的剥夺变成了剩余价值的占有。资本盈利方式的演进，避免了频频陷入传统帝国间鱼死网破的大战，却增加了彼此间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利益博弈。博弈各方展开激烈竞争，却也小心翼翼保护全球秩序的棋盘不被打翻，无论是“核恐怖平衡”，还是“金融恐怖平衡”，都划定了彼此博弈的边界——别打翻世界现有棋局，这不符合全球资本的利益。受金融资本支配的国家，具有把“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组合起来运用的综合能力，这是获取利益和声誉的基本技巧。

与美元纸币——国家信用货币——几乎同时出现的金融衍生品，是货币领域真正的“颠覆性创新”，它的出现开启了金融创世纪。最早的金融衍生品是利用浮动汇率进行投机操作的货币期货，继而更多衍生金融产品被金融机构创造出来。这些由金融机构创造、在金融市场上交易的金融产品，被视为超主权信用。信用是信任在经济领域的载体。这种既没有实物担保，也没有国家信用保障的超主权信用，实质上是金融资本的信用。其基础在于，金融资本通过控制金融主导型国家所得到的国家法律的背书，也在于金融主导型国家对世界经济运行和人们意识的控制。金融资本把金融自由化理念变成了宗教信念般的国家意识形态，把通过金融市场直接盈利的模式发展成为有国家制度保障的基本生产方式，半是诱导、半是迫使地让国家政府采取金融化的社会政策，并让人们相信这一政策和社会生产模式能够不断延续。

国家货币向国际货币、实物货币向信用货币、国家主权信用向金融资本信用的演变，不仅改变了货币，重塑了币缘，也再造了世界秩序。在当今世界，金融资本之间、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国家与金融资本之间、金融主导型国家与实体经济国家之间充斥着矛盾，构成了全球社会和国际政治的复杂图景。由区域化货币进程开启的币缘圈建设，已经开始改变美元体系一统世界的局面。洲域化的币缘圈正在形成兼顾多国利益、促进合作最大化的币缘新秩序。

如今，面对反复发作的全球性危机，人们开始抑制贪婪与恐惧的本能，试图建设金融管制和二十国集团（G20）等能够包容彼此的制度框架。在这一进程中，作为社会关系的币缘或许能够突破资本的壁垒，充当联结彼此利益的纽带。

世界体系中的币缘秩序

人类社会的秩序，是人们之间合作大于对抗的状态。国际社会的主体是国家，国际秩序就是不同国家通过制度性安排实现和平共处与有序运行。当今的国际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源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经历了伤亡巨大的“三十年战争”后，欧洲的各种力量被迫做出妥协，通过缔结和约摆脱战争。与以往和约不同的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对主权国家的认同，承认各国对其领土拥有主权，保证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自此，主权原则成为欧洲人普遍接受的社会规范，主权秩序成为欧洲的国际秩序，以罗马教廷神权和哈布斯堡王朝王权支撑的传统欧洲被彻底瓦解。

以主权国家为基础单元形成的国际秩序，保护了欧洲各国的资本在国家壁垒下的原始积累，也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摧毁了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传统国际秩序，把原本属于欧洲的国际秩序带向了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主权国家平等为原则建立的联合国组织，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变成了一种全球性国际秩序，而同时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仅限于国家主体的国际秩序发展成为容纳更多全球行为体的世界秩序。

以主权国家为行为主体的欧洲式国际秩序成为世界性秩序，从欧洲萌生的资本主义体系也就成了世界性体系。随着跨国公司、超主权基金和非政府组织（NGO）等新的行为主体加入世界经济和政治领域，世界秩序不再局限于国际领域，而开始向有利于资本全球性积累的全球秩序发展。资本的全球扩张，需要有能够囊括世界的体系作为其制度化保障和持续赢利的工具。从表面上看，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排他性来自国家地理空间的排他主权，而实质上当前国际关系中的排他性源自主权国家体系的资本特性。资本追求最大化赢利的目标决定着世界体系的建构，资本不断扩张的需求决定着世界秩序稳定与否。如今的世界秩序本质上是资本的秩序，是作为货币特殊形态的资本支配了全球社会的币缘秩序。资本的积累需要有秩序的保障，资本的最大化积累又需要危机来制造波动，这导致世界秩序随着疟原虫般变化的资本不断发热或打寒战，陷入治与乱的循环之中。

乔万尼·阿里吉[45]以布罗代尔的“长周期”框架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把具有500年历史的资本主义体系，划分成热那亚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和美国周期四个“体系积累周期”，每个周期都是超过百年的“漫长世纪”[46]。阿里吉建立的周期性框架，用币缘的视角重新审读和重构了世界体系的历史。在他看来，主权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基本单元，其中的一些成为特定体系周期的代表性国家。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第一个周期是热那亚周期，其引领者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等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加上意大利城邦组成的综合体。它们建构了第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白银资本时代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的主要特征就是保障欧洲对美洲的拓殖和战争的商业化，通过暴力掳掠的商业化制度，让世界财富——主要是美洲的贵金属——在两个世纪里不断流入意大利城邦和西班牙，它们再利用这些美洲贵金属与亚洲国家进行贸易，完成了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

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法律上确立了欧洲主权国家体制后，荷兰成为资本主义新周期的核心。荷兰秩序包括远程贸易、巨额融资、民族国家的观念以及保障国家主权的国际条约，还包括现代银行、证券交易所和股份制公司等重要经济创新。荷兰体系的关键，是通过白银的资本化过程将劫掠型的殖民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商业资本主义。

英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第三个周期的代表性国家。英国向西班牙人特别是荷兰人学习了许多东西，但在最重要的领域创造并坚持了自己的特色——工业资本主义和金本位制。英国的成功，在于用机械化大工业模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实现了效益递增，[47]用金本位的英镑体系颠覆了欧陆的白银资本体系。

美国是资本主义第四个百年周期的引领国家。美国周期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于1944年建立了美元金汇兑制——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这实质上是间接式金本位，是向纸币化美元体系的过渡形态。到1971年美元摆脱了黄金之锚之后，美国的实体企业开始向海外转移，美国经济进入了“金融秋天”。根据以往的经验，在每一个周期“金融秋天”之后，都会经历一个动荡的危机之冬，其后是下一个体系周期的实业春天。所不同的是，美国周期的“金融秋天”似乎开启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极危机”。[48]

这意味着，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起，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需要重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全球币缘秩序也面临着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