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概论(4)
币缘政治：兼顾的艺术
建立世界秩序或许是人类最重大的问题，对此有许多思想家都在思考。颇有洞察力的亨廷顿看到了“文明冲突”，认为这是无法避免也难以解决的阻碍，因此他对建立统一的世界秩序抱有悲观态度。具有更多国际关系实务经验的基辛格既了解现实也洞察到了需要，他认为尽管“从来不曾存在一个真正的‘世界秩序’……而在当今世界，却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他把建立新秩序的希望寄托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化上。[49]
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强制的力量，但建立秩序的本意是要消除或抑制暴力。这就需要有价值观认同、政治智慧、外交艺术等多种要素的介入。作为“三十年战争”之后的妥协产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强权失效后的结果，是在战争中已经精疲力竭的欧洲各国被迫做出的政治妥协。它的核心理念是承认并接受世界的多样性，通过克制与均势建立秩序，力图通过一整套国际法律体系和组织结构来抑制世界的无序性。该体系的这些优势使之在世界上广为普及。然而，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产物，它是一种维持资本主义核心区稳定发展的秩序。它允许并推动每个国家追求绝对主权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处于强势的文明与国家往往选择对利益的寡占，因而制造出“中心—边缘”的鸿沟，难以兼容多元文明，无法兼顾各主权国家的共在与共生，即无法解决安全与发展问题。
欧盟的出现，是欧洲试图突破主权—民族国家框架的尝试，但也触及这一体系原则的边界，难以完全让渡的主权和异类文明的大量移民从内外两方面冲击这一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使其无法说服人们相信这就是未来世界秩序的蓝本。中国学者赵汀阳提出了“天下体系”的概念，试图用中国古人“以天下为天下”的政治智慧，来破解当今如何“以世界为世界”的难题。他的建议是，按照“天下无外”的原则把全球金融系统、全球技术系统和互联网变成世界共享共有共管的系统，通过世界的内部化建立起普遍秩序。[50]
今天的我们与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一样，都面对着如何建立秩序的难题。正像康德当年所说，“秩序问题，尤其是国际秩序，乃是最困难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无论是孟德斯鸠的权力制衡、洛克的分权，还是崇尚理性的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理念，都忽视了一个问题——智慧的思想家并不能凭空发明世界的治理秩序。[51]任何秩序的建立都离不开暴力或法律等强制因素，然而，任何秩序都不能仅靠暴力与法律。作为稳定而持续的规范，秩序的本质特征是以最低的强制和最大的认同让人们普遍承认与接受一套社会行为规范。[52]要构建人类社会的普遍秩序，显然不能只是信赖理性和理念的自我约束，也不能仅仅依靠从外部施加的暴力和法律，而需要有适宜的手段来增强人们之间内生性的价值认同。
在人类社会中，能够广泛、长期促进交流、交往、交易的最有效工具，被历史反复验证的只有语言和货币。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对话，常常被陷入争端的人们寄予高度的期待。然而，对话固然可以在交流思想、缓和矛盾上发挥一定效果，却因受到宗教信仰等文明的制约，在建设共同秩序上很难取得持久的成效。
货币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至今人们还是更多地看到其经济作用，而对货币和币缘在建构秩序方面的重大功效远未充分认识。货币的重要不仅在于互通有无、促进分工，更在于由它所产生出来的信任关系——币缘。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币缘能够加深并扩展合作，成为人类共同体不断发展的重要纽带。柄谷行人提出的“赠予式”主权让渡，有可能阻断资本—民族—国家的链条，为创建“世界共和国”奠定基础，[53]而币缘可以成为促进这类交换的中介。这是因为，人们进行交易的前提，是不同人群通过对劳动产品的价值认同，进而完成对各自劳动和彼此价值的认同。人们要使用货币进行交易，必须采取兼顾彼此、互利合作的态度，克制独占利益的意识与行动，由此增进相互认同，建立紧密的社会联系。而这种紧密联系，又在巩固人们之间的合作实践，扩大合作范围，深化合作程度，推动合作的规则化、法理化、习俗化，将国家发行货币的外在强制与内在的互惠功能和长期使用形成的习俗结合在一起，秩序便由此而生。货币与币缘，在人类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作为币缘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币缘政治在当代国际社会，表现为不同国家围绕世界货币体系形成的权力关系。其中充分展现了国际政治中博弈与合作并存的两重性。如果说，政治是妥协的艺术，那么币缘政治就是兼顾的艺术。兼顾彼此、兼顾博弈与合作是币缘政治的核心。如今的币缘政治之难就在于，如何抑制追求利益最大的资本，管控有强大的国家支持、试图独占权力与财富的金融资本。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前，分布在相邻地区的不同经济体以贵金属货币为纽带，结成了松散的经济共生体，彼此间保持着非支配性的广泛联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由货币演化产生的资本由于失去了社会制衡，就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这一模式扩展成为制度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货币的资本化，使币缘带上了资本的属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支配与被支配的等级式国际社会的关系。在这一体系中的各个国家，被整合成了保障资本实现持续积累的增殖体。增殖体是资本不断追求最大化利润的综合体系，它以国际关键货币为核心，通过全球资本自由流动对生产要素进行跨国整合，可产生比单个国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系统性增殖，可确保实现资本持续增殖的目标。以国际关键货币为核心的超国家增殖体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是国内阶级关系扩展为国际政治等级的结果，具有排他性利益最大化的特性，是资本政治和秩序的体现。
随着资本矛盾的发展，分化出了私人资本与各种国家资本、共有和公有资本等多种类型和不同性质的资本，它们所追求的也不再是传统、唯一的增殖目标，而是杂糅了更多社会性功能的多样化目标。历史文化的差异，也会制约资本的生长进程。基督教典籍中的“马太效应”无疑是滋养赢者通吃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脐带，而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也肯定对中国选择共同富裕的路径产生影响。资本的多样化发展，产生了多样的币缘，导致了币缘政治的复杂博弈。尤其是当国家演变为国格化资本，不同国家负有为本国公众提供安全保障和富足生活的责任，而各国资本也要将国家生存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之一，否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因此，资本竞争就演变为国家竞争，而国家竞争也是不同的国格化资本间的竞争。国家资本间的权力博弈，成为当代币缘政治的主要内容。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使国际博弈趋向于零和，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可为走出当代国际政治领域的困境提供重要的启迪，而具有互利合作特性的币缘则可以为兼顾彼此的利益与声誉创造可能。币缘政治所追求的恰当目标，是在更高价值观下互有退让的合作。[54]
今天，人们要想获得建构世界秩序的基础——把全球金融系统乃至全球技术系统变成世界共享、共有、共管的系统，就必须管控全球资本，使全球资本成为全球社会和各个国家所能控制和掌握的自觉之物，不能放任其本能而成为自在之物——由人的工具异化为社会的主宰。值得注意的是，资本秩序作为当代世界体系的秩序，它能够通过体系的力量获取每一个国家的剩余价值，因而任何单一国家都难以抵御其榨取。要改变这一局面，囿于地理边界的国家必须进行超主权合作。对全球资本的抑制和改造，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下无法在一国或数国之内实现，这一过程需要在世界范围渐次推进。从目前的实践看，至少要形成洲域范围的合作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因为，只有形成数个洲域社会性资本集团——币缘圈，才能形成抵御被全球资本剥夺的足够力量，具备与传统的独占式资本集团分庭抗礼的能力。当代洲域合作组织是地缘与币缘的融合，它可裂解全球资本体系，使新组织在与旧秩序的博弈中获得重要的规模优势。
要建立币缘秩序，必须通过多个国家与社会的合作，联合抑制货币尤其是资本不断积累的冲动，以文明去控制本能，学会兼顾彼此的思考，形成互惠合作的机制与制度。让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国家以及不同的社会主体，通过交往、交易实践培养价值认同，在不断实践中养成合作最大化的文化习俗，最终形成“天下无外”的人类共同体。
币缘圈之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斯大林不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引起美国对“苏联行为根源”的探究，最终导致了遏制政策的出台。[55]为了避免被美元体系控制，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建立了以卢布为核心的经互会体系，这是当代币缘圈的早期雏形。卢布体系另立门户，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重大的冲击，也是“二战”中两大盟国最终分道扬镳的主要因素。美元体系与卢布体系的对立，是世界一统于美元还是全球分治的矛盾。这虽然不是美苏冲突的全部，却是冷战的起因与核心。
早在20世纪50年代，“特里芬悖论”就已经揭示了美元体系的病根：美元无法同时扮演国家货币和世界货币的角色。将其转化成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就是，希望从充当世界货币中获取更多利益的美元，注定会在损害他国利益的过程中丧失世界货币的地位。这不仅是美国的困境，也折射出主权国家体系在全球治理中的局限。
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欧元，原本是为了束缚德国。[56]可欧元区的发展超出了人们最初的设计，欧元区内部贸易达到近70%，[57]形成了由资源型国家、制造业国家和金融主导型国家合作组成的“币缘圈”。从经济角度看，所谓“币缘圈”就是围绕区域货币体系形成的更加高效的“资本增殖体”，一个相对独立于世界体系之外、不受全球核心货币支配的经济单元。从政治角度看，币缘圈是若干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围绕统一货币体系形成的综合性区域共同体，是一个利益与共、命运与共的“共生体”，是在一定地域内围绕核心货币形成的具有一致利益和广泛认同的共同体。欧元作为新的有竞争力的世界货币，不仅是欧洲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意味着它开始分享全球货币—资本体系的蛋糕。在全球外汇储备中，欧系货币占据了近1/3的份额，而美元体系占外汇储备和结算货币的份额开始历史性地下滑。具有欧洲所不具备的统一的政治、财政和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可以不用担心欧元会在短期内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的主导货币。但是，当美元体系成为美国国家收入的主要工具时，对美元利益的分享就是对美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威胁。欧元的出现与存在本身就是美国的最大威胁。这种“存在即威胁”的模式，使欧美“表兄弟”表现出渐行渐远的长期趋势。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间“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的争议，显然关系到由谁主导危机后世界的问题。当美国评估公司降低欧洲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时，欧洲甚至立即采取了竞争性措施。争夺全球货币体系中更大的份额和主导权，是全球货币霸权国家与币缘圈之间矛盾的实质，也是导致目前世界诸多问题和冲突的新源头。
在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摆脱被全球资本剥削与控制的困境。为此，一些试图突破资本全球罗网的国家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组成了超国家的经济政治合作组织。从币缘政治的视角看，在一定地域内围绕一个超国家货币体系形成的具有共同利益和广泛认同的区域共同体就是币缘圈。币缘圈是地缘与币缘在当代结合的产物。考虑到时间因素对资本流动的决定性影响，具有熨平资本流量作用的币缘圈也是时空一体化的利益共同体。主权国家是人类社会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利益主体，币缘圈作为围绕超国家货币体系形成的经济政治共同体，是向全球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超国家的空间形态，一种共生共在的社会体系。
建立币缘圈，是顺应传统全球货币体系难以为继的历史趋势——既然美元体系无法兼容大多数国家的利益，组成脱美元化的币缘圈，就是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从世界格局变化的角度看，建立币缘圈还是一个精妙的战略，是一条消弭世界中心—边缘界限、填平南北鸿沟的可能路径。币缘圈的出现，是对货币霸权和跨国资本的反抗，也是对全球金融剥夺模式的一种成功解构。面对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抵御世界货币体系的压力，币缘圈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予以化解。消除了赢者通吃的威胁，就可避免国家之间乃至国格化资本间相互死磕的局面，不同资本间便具备了合作基础。币缘圈之间可以进行广泛的贸易与投资，形成“博弈式共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