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概论(6)

在研究货币和货币对社会影响的精神成果中，最重要的经典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除了人们相对熟悉的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关于商品、货币、剩余价值、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积累过程等篇论述之外，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关于资本形态的变化及其循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各篇，对资本的研究显然更深入一步。尤其是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第三卷中，关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生息资本以及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等篇，对资本主义危机形成的机制、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的趋势，以及货币资本通过对投资部门的控制改变收入分配结构的揭示，充分展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惊人洞察力。在这方面，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和向松祚的《新资本论》同样值得研读。

世界体系的思想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法国年鉴学派代表布罗代尔的扛鼎之作。该书以独特视角，对400年的资本主义历史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和百科全书般的诠释。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系统阐述了500年来世界历史的进程，在将资本主义体系完整呈现的同时，建构了世界体系的理论框架。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性研究，为观察和思考币缘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养料。

从我的写作而言，最有启发性的思想来自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乔万尼·阿里吉等人的研究成果。在贡德·弗兰克看来，过去和现在都有一个全球经济。因此，他一直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说和社会理论。他所提供的全球视野，使人们得以重新理解“西方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的霸权”、“大国的兴衰”等宏观问题。[62]他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通过详尽并有说服力的论述告诉人们，欧洲如何靠美洲得来的白银资本从东亚手中取得全球经济主导权。在我看来，这是一部精彩的币缘前史，它所揭示的曾在近代历史上发生过的货币权力转移历程，对理解今天的世界格局及其变化具有极大的价值。其主编的《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致力于冲破欧洲中心史观，还原真实的世界历史。

《漫长的20世纪》是乔万尼·阿里吉的重要著作，作者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整体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长达220年的热那亚/西班牙周期、跨度180年的荷兰周期、长达130年的英国周期，以及漫长的20世纪——跨度已逾100年的美国周期。各有特点的不同周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由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不同的阶段组成。金融化是每个周期的“金融秋天”，当这个危机信号出现后，危及这个体系的终极危机就将到来。当前一个体系开始衰落时，后一个体系的“实业春天”正在到来。在两个积累体系交接的时期，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之间会展开激烈的竞争，从而引发世界性的动荡。通过对几个资本主义体系交接过程的分析，他揭示出资本主义积累体系权力转移的规律。在其另一部重要著作《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他对美国体系的“金融秋天”进行了详尽分析。在2009年接受大卫·哈维采访时，他更指出美国体系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金融集权的“终极危机”。在阿里吉看来，这场危机实际上是现代世界的历史社会体系的重大危机，他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一书中预见到，这是自从漫长的16世纪以来就存在的现代世界体系走向终结的标志。

贡德·弗兰克与乔万尼·阿里吉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500年资本主义历史社会体系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全景图，为从全球角度研究历史，包括币缘的历史提供了宏观框架和长期尺度。萨米尔·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滨下武志的《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许倬云的《现代文明的成坏》和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从非洲和亚洲的视角观察和诠释了500年的世界历史。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的哲学导论》和《天下的当代性》，在当代语境下提出了“天下体系”的概念，试图推荐一种世界制度，避免“异质国家”的文明冲突并发展出“普遍的合作”。在他看来，为克服世界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各种灾难，必须寻求非排他的各种关系，才能最终创造出合作最大化的世界。[63]上述这些著作既是对世界体系理论开创者的响应，也加入了埃及、日本、中国等国学者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独到体验与认识，启发了我对币缘的思考。

柄谷行人所著《世界史的构造》，把交换样式置于生产方式等同的地位，通过交换样式的角度来认识世界体系的历史，更试图以互酬式交换为超越资本—民族—国家的全球秩序寻求路径。尽管我是在完成本书初稿之后才读到《世界史的构造》一书，然而柄谷行人的见解，对我论述币缘在世界体系中的作用给予了重要的启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历史，忽略了从“交换样式”角度认识世界史。而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是从商品交换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64]实际上，生产与交换是紧密联系的经济过程，社会化大生产与交换存在着相互作用。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生产工具的创新固然会开启生产方式的变革；而决定着交换样式的交换工具同样重要。当基本交换工具——货币发生改变时，交换样式必然随之改变，人类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将改变。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历史上，每一次货币形态的改变，不仅改变了交换样式，也颠覆了世界格局。这是因为，货币是交换的基础工具，它的改变会颠覆立于其上的秩序，谁控制着新的货币工具，谁就掌握了重建秩序的主导权。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次大变局中，从货币中衍生出来的币缘对秩序的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传统旧秩序被打破之后，人们可以通过彼此间的交换来重拾信任。用于交换的货币因而兼具了建立信任的社会功能，而基于货币体系生成的币缘也在重建人类社会的信任与合作。作为人类社会中一种趋向合作的互惠关系，币缘具有扬弃传统共同体框架的作用，因而可以为从世界旧体系通往全球新秩序提供一条可行的路径。

对虚拟资本主义的探索

当今的世界正在高度金融化。爱泼斯坦对金融化的定义是，“金融化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业精英和金融机构等因素在国内、国际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的过程”。保罗·斯威齐把“资本积累的金融化”作为世界经济的三大趋势之一，认为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期转向过程。它具体表现在5个方面：利润率比重提高，债务与GDP之比增加，金融业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增加，出现各种金融工具，金融泡沫影响增加。[65]弗朗索瓦·沙奈等7位金融专家和教授共同完成了一部研究金融化的专著《金融全球化》[66]，他们的理论出发点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而认识基础却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全球化的实践。来自实践者的体验值得重视，三菱证券首席策略师高田创等人所著《金融社会主义》，在批判自由化金融市场的同时，提出混合型金融体系和中介式金融的设想。毫无疑问，金融化不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大卫·科茨在《金融化与新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金融化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动。[67]更加重要的是，金融化已经对各国政治及国际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世界进入“金融帝国主义新阶段”时，世界权力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苏珊·斯特兰奇所著的《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一书，对这一点有很精辟的论述。

可喜的是，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变化也有自己的理论创新。王建对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写作了大量文章并出版了专著《货币霸权战争：虚拟资本主义世界大变局》。他对世界资本主义新阶段和货币体制危机的认识在当代应属独步一时。[68]中国战略思想库的《蜕变与抉择》，记载了思想库同仁对此问题的多次讨论成果。[69]王小强的专著《投机赌博新经济》及其他在《香港传真》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将中国小农市场经济和欧洲中世纪庄园经济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了中欧大相径庭的经济道路和货币文化。这些理论探索，体现了中国学者在当代世界重大问题上的深刻认识。

思想的变革总是在非主流的边缘地带发生，非正统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家的见解往往更有冲击力，譬如尼尔·弗格森的《金钱关系》和《货币崛起》以及恩道尔先生的《金融海啸》等相关著作，挖掘出了历史故事背后的金融线索，揭示了现代社会中金钱与权力的关系，告诉人们货币与金融如何影响了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创立者利奥·梅拉梅德的回忆录《逃向期货》，不仅提供了金融创新初期的大量信息，也为浸润了过多故纸气而显得暗淡的货币理论抹上了生命的绿色。

对战争与国际政治的研究成果

世界秩序的建立，包括世界货币体系的构建，都深受战争与国际政治实践的影响。查尔斯·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一书，揭示了欧洲国家与强制、资本三者之间存在的长期互动关系——战争促成国家，而国家又导致战争，资本既是国家发起战争的条件和强制力的基础，又是它们所追逐的目标。无论是雇佣军、常备军还是战争的工业化，都离不开资本的注入。富勒的《西洋世界军事史》，揭示出战争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联。波兰尼的《大转型》把19世纪的欧洲描述为霸权均势的“百年和平”，认为国际金融与和平天生契合。然而，也有学者发现，在19世纪欧洲和欧洲之外的世界爆发了80多场战争，[70]这又说明金融资本与战争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中国和处于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国家的人民来说，那100年的确是灾难深重、战乱频仍的100年。当我们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历史，就会发现金融资本用左、右两只手分别托举着战争与和平两种工具，选择在什么地方、使用哪种手段的秘密，就在于判断哪种方式可以带来更大的收益。可悲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的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战争或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