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欲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1]——读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再说学术史的遗忘

一 论学绝不逊欧人

1916年，赫赫有名的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5—1945）在中国担任法国驻中国使馆陆军武官次官，7月中到上海，张元济在家中请他吃晚饭，座中有缪荃荪、叶昌炽、蒋汝藻等，也有寓居沪上海日楼的沈曾植，据叶昌炽记载，这场宴会成了四十岁的伯希和与六十七岁的沈曾植的学术对谈，“乙庵与客（伯希和）谈契丹、蒙古、畏兀尔国书及末尼、婆罗门诸教源流，滔滔不绝”，其他客人插不上嘴，只好洗耳恭听。

伯希和虽然年轻，但要与伯希和谈论契丹、蒙古、维吾尔等非汉族文字和摩尼教、婆罗门教等非汉族宗教，却不那么容易，伯希和精通亚洲各种文字，曾经主持《通报》（T'oung Pao）的编辑，因为批评凌厉苛刻而享有“学界警察”的名声，后来还被从来自负的傅斯年称为“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2]。何况，欧洲学界从十九世纪起就关注中国周边，所谓南海和西域史地之学向来是他们的强项，后来几乎所有关注“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中国学人，都要到那里去问学。而这个除了去过一回日本外基本未出过国门的沈曾植，居然能够在这些学术前沿话题上与伯希和分庭抗礼，真的让人吃惊。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说的“道咸以降之学新”的“新”，其实说的是当时中国一流学者，已经在西洋东洋学者的擅长领域中入室操戈。

这当然要追溯到更早的学风变化。清代中叶以来，西北史地之学这一学术潮流在沈曾植的时代之前，就已经渐渐蔚为大国。如果说，乾（隆）嘉（庆）时代的学问视野，除了少数学人之外，仍基本不出传统中国的经史子集，那么，道（光）咸（丰）以后的学问却逐渐以超越汉族中国的历史、地理、文献甚至语言为时尚。光绪六年（1880）沈曾植在会试对策中，说“其一种族不易知，其一疆域不易考，载籍无征，抑又其次也”，已经表现出他早对西北民族史地之学的了解（许《谱》35—36页，以下所引均只注页码），光绪十五年（1889）与缪祐孙在袁昶宅中“谈俄回部地里沿革”，据说“混混可听”，就表现他知识兴趣的扩张（113页），第二年（1890）与欧洲回来的洪钧谈《元史》，向缪荃荪借《黑鞑事略》，则说明他在这一方面的知识准备（123页），而光绪十九年（1893）作和林三碑考证让俄国人非常惊讶，更说明在这一方面他的造诣已经甚深（166、183页）。他的《圣武亲征录校证》和《蒙古源流考》被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1839—1914）及日本学界的内藤湖南、那珂通世等杰出人物关注，说明他在这一领域已经可以列入国际学界的顶尖人物，难怪他和罗振玉都敢于说“欧人东方学业尚在幼稚时代”，而世人“闻之目为怪论” （395页）。陈寅恪曾经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3]。如果用这个标准论说“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我想，从清代中后期延续到晚清民初的西北历史地理、辽金蒙元史的研究热潮，是中国学术“预流”的第一波，在这一波里，在文献、考据、语言各方面，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在同一起点和同一标准下接受挑战和检验，中国学者似乎并不落后。

“鄙人昔所研习，自以地学为多，创之在欧士以前，出之乃远出欧士以后，在昔新发明，在今或已为通行说”（401页），沈曾植有理由感到委屈和愤懑，这让我们看到“东西学战”里中国学者的不利处境，也让我们看到“同场献技”时中国学者的不低水准。不过，晚清民初的这一取向和潮流，以及这一学术群体及其领袖，似乎没有在过去的学术史叙述中被凸显，我过去曾写过一篇纪念沈曾植的文章，副标题叫做“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4]，这些天，读许全胜新著《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不由得想再来谈谈这个话题。

二 遗老心境凭谁问？

1911年12月，宣统皇帝颁布退位诏书，大清王朝画上句号，这对忠于清朝的士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辜鸿铭去看望沈曾植，问“事已如此，我辈将如何？”据说，沈氏“泪流满面，执余（辜）手而言曰：‘世受国恩，死生以之，他非所知也’”（362页）。

看到这一段，我的感慨仍然是如何重新回到那个时代语境中，去体会沈氏的心情。在那个时代中生活的学者，有些复杂心情今人不易理解。像沈曾植这样学术上追求前卫和时尚的新潮学者，却在观念上表现得相当顽固和保守，原本是汉人的沈曾植，对满人的大清有如此的眷念，可能很多人都想不通。1917年，年近七十的他仍然怀念前朝，他给罗振玉写信时，还大叹此时他才领会魏晋人为何会“寄情庄老，及今乃知其身世之感”。据当时人记载，年事已高的他特别容易激动，“每事机不顺，无所借手，辄涕泗横颐”，弄得“满座栖惶，不能仰视”（448页），所以，他会积极参与张勋复辟的活动，这一年，他起草了《复位奏稿》和《行政大略》，在文中大谈五伦五常，强调欧亚政治和文化不同，痛诉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民众，等等，不仅出主意想办法，而且居然也当了几天学部尚书（449—450页）。

以今天的历史观倒推过去，参与复辟显然是“开历史倒车”，不过，如果我们不以王朝认同作为判断的尺度，而以文化认同作为理解的基础，那么，正如我在旧文中说的，他们的依恋旧朝，更多的是一种对传统生活和稳定秩序的企盼，因为在社会巨变中，他们的旧经验无法适应新现状，他们的旧文化无法应对新变化，这让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对于那些原本就有高度文化修养，而且已经拥有了应对社会的知识，并且自认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与价值的知识人来说，他们未必真的重视一家一姓的天下更替，倒是更关心他们获得价值与尊严的文化传统的兴亡，“前朝”只是他们用来标榜和祭奠的象征物罢了。

所以，在政治上，他对湖南时务学堂的风气相当不满，觉得他们患了“平等自由之病”（265页），也反对跟随西洋新潮搞立宪，觉得西方“立宪实以限制民权，谓限制君权者表面语耳”（315页），在知识上，他认为不要盲目杂糅新学，特别是人文领域，“科学宜用西国相沿教法，古学宜用我国相沿教法”（343页），觉得在学问上一旦“阑入新学，则非驴非马矣”（357页）。他似乎对于传统不能纯粹相当紧张，觉得当下的弊病就在东西混杂，曾经很不满地说到当时学界“以残缺不全东洋之议论自文，其不知西学，不通经史，于是乎杂乱无章之课本行，而自由革命之怪论沸矣”（266页）。一直到1922年去世前不久，沈氏还有书信，与金蓉镜讨论这个问题，觉得“欧华糅合”会造成很多麻烦，他说中国人的天性中以“让”为主，而西方近代则以“争”为主，西方的路德、罗伯斯庇尔、托尔斯泰、马克思的学说，激起了对专制、官僚、军阀、资本的批判，又引起了对不问政治、不跟潮流、崇拜宗教、固守传统、不开民智等等的抨击，因此导致心理紧张，人人自危，于是秩序便会大乱（509页）。

看上去可能会觉得，这人实在保守，在西洋新潮流已经铺天盖地滚滚而来的20世纪20年代，他仍然抱定这种“欧自欧、华自华”的想法，希望保存一个纯粹的“中华”，这未免太落伍，可是，只要我们想想他的处境，也许就能理解这个嘉兴老儒的心情。其实，当中西杂糅已经无可阻挡地成为趋势时，强调“纯粹”文化往往只是抵抗西潮的表演，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尤其是那个时代讲“国粹”的人，其实是把对世界主义的渴求掩藏在民族主义的口号下的，他们标榜一个正宗和纯粹的文明传统，其实只是要把它发扬光大“立于世界之林”。前面说到，沈曾植并不是一个拒绝拥抱世界的人，他从19世纪80年代起就关注外面的学术取向，对当时西洋和东洋新兴的西北史地之学、早期佛教研究、敦煌发现的文书、满蒙回藏的历史，都曾经相当熟稔，他只是对当时的死守旧学、盲从新学，“知识胸襟奴隶于外界粗浅之浮言、简单之俗论，甘放弃其神志之自由”很不赞同，他想象要捍卫的纯粹中国文化，只是“欲攘外先安内”的策略，他说得很清楚，“要当以世界眼光，扩张我至美、至深、至完善、至圆明之国粹，不独保存而已，而亦不仅仅发抒古思旧之情抱”（353页）。因此下面这一段话可以看成是他的夫子自道：

愚管欲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而以道德为学界天职，匡济为政界天职，幼童不必使崇拜欧风，中学以下不必令比较中外。（《与李翊灼书》，见322页）

三 预流与新知

可是，在学术上沈曾植可绝不保守，真是新潮。

在许全胜《年谱长编》中可以看到，沈氏早就看过日本冈千仞的西洋史著作，也关注当时东洋西洋的蒙元史研究，还了解日本的佛教史著作，甚至还关注朝鲜史料，连新出的敦煌文书也不陌生，而且，还可能是中国最早收藏并关注殷墟甲骨研究的人之一。在他给罗振玉的信中，表现了一种中国学术要在国际争胜的想法，也流露了他对当时中国学界的失望，他说，罗振玉《殷虚书契》如果能被学界理解，“决不在现在吾国之儒流，而在他日异邦之学者”（388页），他希望年轻一代学者关注新的学术潮流，还说王国维如果关心“若郅支后裔之西迁，若帖木耳后王之世系”等学问，一旦“得欧籍参证吾国史书，固尚有未经发挥之佳义可以贡诸世界”（401页）[5]。

沈氏提出的新课题的确重要。那个时代的西洋和东洋的中国学界，特别关注中国的周边，正如桑兵《国学与汉学》所说是有“四裔取向”[6]，尤其是近在东邻的日本，从明治、大正到昭和年间的学界，相当多的学者都表现了这种学术兴趣。早期的那珂通世之外，著名的如白鸟库吉（1865—1942）、藤田丰八（1869—1928）、桑原骘藏（1871—1931）、箭内亘（1875—1926）、池内宏（1878—1953）、羽田亨（1882—1955）、和田清（1890—1963）等等，对于蒙古、朝鲜、安南、西域、西藏等史地领域，都有出色的研究。其中，奠定日本明治时代东洋学的重要人物白鸟库吉，他关于突厥、乌孙、匈奴、粟特、康居以及朝鲜的研究，都赢得了欧洲学界相当高的评价，显示了当时参与国际学术对话中的日本中国学新潮流，对于这一新潮流，另一个参与者羽田亨曾经总结说，这一时期日本东洋学的进步，恰恰就表现在（一）东方新的考古资料与诸文献的研究（如阙特勤碑），（二）古代语文的发现（如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三）西域各国的人种的研究，（四）各种非汉族宗教文献的新发现（如摩尼教经典），（五）粟特文化对东方的影响，（六）回鹘文化的东渐。显然，这些研究领域远远超越了传统“中国”的空间、历史、文化、典籍和语言，正如他所说的，明治大正年间，日本东洋学的发展，“不仅在美术史、风俗史、历史地理上的研究数量不少，更由于中亚所发现的史料，使得中国历史事实被阐明得更多……从上述取向可见，如果从事中国史特别是塞外地方的历史研究，晚近学者可以向何方努力，学术的大趋势究竟会走向何方”[7]。

这是所谓国际东洋学的“大趋势”，但也是中国人关于中国研究的“新走向”。在晚清民初的学术史上，如果关注沈曾植这一学者群体，就可以发现，学术史不仅仅有康（有为）、梁（启超），不仅仅有章（太炎）、黄（侃），不仅仅是李（大钊）、陈（独秀）或蔡（元培）、胡（适），也不仅仅有“心随旧而学则新”的罗（振玉）、王（国维），还有没有到东洋却和他们成同道的沈曾植。在他这里可以看到，在这些新领域，中国人不都是拾人牙慧、鹦鹉学舌，也不都是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沈曾植的眼界和思路，显然与国外学界同步，考虑到他在当时学界的影响和位置，我们或许可以说，当时恰恰是他，象征着中国学界的趋势。许全胜《年谱长编》中相当有趣的一个资料发现，是找到了一份重要的《沈氏门簿》，在这个册子中记载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京沈氏寓所访客的名单，从中可以看见京师政治群体的动向，这是政治史研究者应当注意的。不过，我更奢望有一份沈氏在晚年寓居上海海日楼时的门簿被发现，如果这样，也许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头十几二十年中，一个理应记住的重要学术群体。好在这部编得相当用心、资料相当丰富的《年谱长编》中，已经一一列出了当时往来沈门的朋友，其中包括了缪荃荪、辜鸿铭、罗振玉、傅增湘、郑孝胥、陈焕章、陈三立、麦孟华、梁鼎芬、杨钟羲、李详、张元济、易顺鼎、朱祖谋、李翊灼，也包括民国四年（1915）从日本回来后常常来的王国维。

他们讨论的学术话题中，就有这些学术界的前沿，包括古音学、宗教史、边疆四裔舆地、域外碑文与史著等等[8]，所以王国维说这个时代学术很新，因为“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9]。

四 晚清民初的学界班头、文人领袖

对沈曾植佩服得五体投地的王国维，也对沈氏不能在学术上一心专精，觉得很遗憾，他说沈曾植“天才学力，并绝等伦”，但是，却“博学无成”（424页），这是从一个现代学者角度看传统文人的感慨。其实，沈曾植大概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要当现代学者的人，他的本意不是要列于学林，却是要入儒林或文苑的，不过，当大清王朝渐渐恢复无望之后，他无意中成了当时的学界班头、文人领袖，恰恰由于他的博学，影响笼罩了很多领域，在他之后像张尔田（1874—1945）之关注道教、陈毅（1871—1929）之研究边疆史地、桂念祖（1869—1915）之研究密宗、李翊灼之研究佛学，当然，还有各方面都追踪沈氏的王国维（1877—1927）。缺了沈曾植（以及杨文会、罗振玉等），单一的学术史也许说明不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的走向。

后来的陈寅恪曾经回忆说，因为家世因缘，当年他曾经听到过“京师胜流”中的议论，这时的“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10]，前者当然是后来思想史、学术史必然提及的康梁之学，而后者便是沈曾植一流的学术兴趣。以蒙元史为例，有人曾经说，“斯学自康乾以来，如果树放花，初作蓓蕾。道咸之间，则嫩芽渐吐，新萼已成。至同光之间，千红万紫，烂漫盈目，及柯劭忞氏之著作成，尔后繁花刊落果实满枝矣”[11]。那么，在撰《新元史》的柯劭忞（1850—1933）、撰《元秘史笺注》的沈曾植（1850—1922）和撰《蒙兀儿史记》的屠寄（1856—1921）之后呢？这一学术潜流究竟走向如何，是“每转益进”而“渐次邃密”，还是“绝学无后”而“终成绝响”？最近，看到刚出版的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这部很有意思的著作讨论到了嘉庆、道光之后，既有西北史地之学中的张穆《蒙古游牧记》、魏源《元史新编》、何秋涛《朔方备乘》这三部标志传统西北史地之学终结的著作，也讨论了“同（治）、光（绪）余声”，也就是洪钧、沈曾植、李文田、缪荃孙、屠寄等人有关西北史地和蒙古历史的学问。作者在提到这些同样治西北之学的学者的时候，用了“新萼”这个词来形容，指出他们已经“不再说经世，他们成为更加纯粹的学者”[12]，那么，这种越来越纯粹的学术取向，是在哪里表现出王国维所说的“新”呢？这些纯粹学者的“新知”，何以被学术史长久地遗忘呢？

在这部著作的“尾声”中，她提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倡导边疆史地研究的禹贡学会以及顾颉刚等人，那么，这些更晚一代学者的学术灵感和取向，是从沈曾植等人那里得到启发而来的吗？遗憾的是她没有说下去。

五 再说政治史与学术史：能否各行其道？

在前面提到的我那篇有关沈曾植的随笔中，曾谈到了思想与学术的纠缠。过去的学术史对于一个人，常常把他的思想和学术“打包”，以致政治立场总是“绑架”学术成就。如果思想史极力褒扬，学术史只好投鼠忌器，评价调门跟着水涨船高，如果思想史在极力贬斥，学术史也只好绕道而行，生怕染上了立场不稳的罪名。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究竟是在什么文化背景中产生，又是如何会产生的？传统观念世界中有很多成语表明，中国人对知识与思想、文风与人品、政治与学术，向来很难划开一道理性的界限，所谓“知人论世”、“文如其人”，把本来只是经验和感觉的判断，常常当成评价一切的铁律，中国人太看重思想和政治，这叫做“人品”，所谓“一为文人，便不足观”，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关心政治，只好舞文弄墨，就连他的文墨都应当受到蔑视，所谓“大忠必为高品，高品当有妙文”，就好像一旦人品有可表彰处，就连他的文章也一并要受到好评。因此“巨奸贼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当然只是存心作伪，扬雄“剧秦美新”，便连他的文章也一道被人贬斥，严嵩成了奸臣，连他的书法也不好挂在墙上，阮大铖在明清之际的表现，害得他的《燕子笺》怎么也入不了文学史家的法眼，钱谦益的命运浮沉，更来自他自己是明朝之遗臣还是清代之贰臣，就算他真的在《投笔集》里写了好多倾诉恋明情怀的诗歌也无济于事，明遗民说他是叛徒汉奸，清政权却说他是投机分子，明明写得很好的诗文收在《初学集》和《有学集》里，也好久不能刻印。

人品坏了，学术也不足取，政治反动，知识自然也越多越反动。其实元好问早就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刘因也曾说“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当年钱锺书先生《谈艺录》中曾经用了好多例子，说明评论人当“就事论事，断其行之厉害善恶，不必关合言行，追索意响，于是非之外，别求真伪，反多诛心、原心等种种葛藤也”[13]。何况，政治毕竟只是短暂的立场选择，而学术却是长久的知识追求，沈曾植这一批被叫做“遗老”的士人，即使在国内政治上与同时代革命者有取向的差异，他们有留恋前清王朝的情结和维护传统价值的立场，但是在国际学术上，却和同时代的学术前沿的走向一致，他们也在关心颠覆传统历史认知的新看法，关注超越汉族中国的周边语言与文献，特别是在他们身后，带出一种新的学术风气，开出一批新的学术领域，学术史为何不可以脱开政治史或思想史，自己有一个脉络？

领域分化，各自评价，其实是理性的结果，政治意义不能取代学术意义，学术史对于这些政治上“保守”甚至“反动”的人，如何给予公正的评价？这并不是已经解决的事情。今天在评论学术史的时候，不妨把政治立场与学术成就分化开来，不要让政治评价总是凌驾在学术评价之上，这样，也许政治便不至于总是笼罩一切，让人时时感觉到政治挂帅的阴影，而学术能够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成为独立的领域，能够建立起独立的评价体制。我在这部《年谱长编》中看到的是，沈曾植常怀希望，能在道德上坚守旧的价值，而在学术上却追求新的知识。在作为立身之本和经国大计的传统经典解释上，他觉得“阑入新学，则非驴非马矣”，在作为了解世界的史地数理新领域中，他又觉得不妨引进西洋东洋的教材，“以东文课本教之，大致不殊”，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了一句很简洁精练的话，“和调新旧，泯绝异同”，也就是说，在新旧东西之间不必有那么深的鸿沟，过去的他这么想，今天的我们能否这样做，把“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是否对他这种理想，也就可以有同情之了解的地方了呢？

注释：

[1]本文原发表于《书城》2008年5期。

[2]傅斯年《伯希和教授》，《傅斯年全集》第七册，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2350页。参看同氏在《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写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据说伯希和精通十四种外文。

[3]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266页。

[4]参看《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及学术史的遗忘》，收入本书。

[5]陈寅恪在1942年写的《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其实已经感觉这一波学术与清代西北史地之学的关联，并预见这一学术趋势的发展，他说“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163页。

[6]这一点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已经说到，参看其第一章《四裔偏向与本土回应》，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7]羽田亨《輓近における东洋史学の进步》，原载《史林》（1918年）第三卷一、二号，后收入羽田亨《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京都：同朋社，1957，1975，635—653页。

[8]通过各种途径，沈曾植涉猎过《密宗发达史》、《多桑蒙古史》、《满蒙丛书》等不少日本方面的著作和史料。

[9]《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三，720页。

[10]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寒柳堂集》，162页。

[11]李思纯《元史学》，中华书局，1926，76页。

[12]郭丽萍《绝域与绝学》，三联书店，2007，298页。

[13]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