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王国维手稿本《殷虚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跋[1]

对于王国维现存于世的佚文遗篇，我一直都很注意，不仅因为这位学者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崇高，他的所有文字可能都与现代学术史的动向相关，也因为他自沉昆明湖之前是在清华大学教授任上，七十年后，同样作为清华大学的教师，我虽然不敢妄自攀附前贤，但自然而然地对这位了不起的先辈学者格外多了一份留心。所以，1994年在我第一次访问日本京都时，就对这个罗振玉、王国维旧日留寓之地存了一份寻访遗文佚札的心思，当时曾听说日本汉学界的先驱、也是王国维的朋友内藤湖南（虎次郎）先生的藏书大多已经被关西大学收藏，而且已经建立了内藤文库，就有心去看看那里是否有王国维的遗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只是匆匆浏览了一下，没有来得及细看，直到1998年我到京都大学任客座教授，有了很多闲暇，才专门找了一个机会，请当时日本的道教学会会长、关西大学教授坂出祥伸先生带我去参观内藤文库。承蒙关西大学图书馆的关照，在寻访中发现不少有价值的文字，这使我很意外也很高兴。其中，王国维致内藤湖南未刊佚札三通，我已经在1999年前发表了[2]，这里要介绍的，是比这三封佚札更重要的《殷虚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手稿，特别要讨论的是，在这份手稿中还保存着现在通行的《观堂集林》本《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被删去、一直被学者忽略的《余考》[3]。

一

大凡对古代历史和文献有兴趣的人，大概都知道这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以及稍后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这是王国维最负盛名的学术论文，它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常常被后来各种各样的论著提起，学术界把它视为王国维提倡的历史研究“两重证据法”的最典型体现，因为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并非凭空臆测而是确有依据，在对于传世文献记载普遍怀疑的历史学语境中，开始重建和确认历史文献的可靠性。所以，他的学生认为，“卜辞之学，至此文出，几如漆室忽见明灯，始有脉络或途径可寻，四海景从，无有违言，三千年来迄今未见之奇迹，一旦于卜辞得之，不仅为先生一生学问最大之成功，亦近世学术史上东西学者公认之一盛事也”[4]。就连以“疑古”著称的顾颉刚在1947年所著《当代中国史学》中，也在关于甲骨文与历史学研究的一节中专门列举了王国维与郭沫若，称王国维的《先公先王考》“对殷代世系的考证多数精确……均发千古之秘”[5]。而被顾颉刚同时列举的郭沫若，也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承认“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均抉发了三千年来所久被埋没的秘密。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是丝毫也不算过分的”[6]。

我所看到的这份《殷虚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手稿，写在二十张稿纸上，每张稿纸双面各十行，行二十五字左右，每页版心均有手书“殷考”二字。经过与王国维其他手稿比照，可以断定是王国维自己抄写的，特别可贵的是上面有他自己多处修改痕迹，文字与现在通行的《观堂集林》本（下称今本，页码为中华书局1959年影印本）有相当多的不同，除了若干处文字的差异外，还有一些较重要的异文，下面举几个例子：

一、今本“王亥”节之首段中（416页），在“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下，有“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而手稿中却没有这样预设退路的铺垫之语。

二、今本“王亥”节之次段中（417页），有“《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手稿本无，而下面的“盖古之有天下者，其先皆有大功德于天下，禹抑鸿水，稷降嘉种，爰启夏周”，手稿本则作“古之有天下者，皆以其先有功德于天下为言，禹抑鸿水，稷降嘉种，其功自足以使子孙长有天下”，手稿本中的“为言”二字，隐含古人有意建构历史的意味，与今本肯定的说法不同，而末句中关于先祖功德对王朝绵延的肯定，就与简单的“爰启夏周”大有差异。

三、在“王恒”一节中关于有易的论述中，今本有“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其国当在大河之北，或在易水左右（夹注：孙氏之騄说）”（420—421页），但是手稿中却很简单地作“有易之国殆在易水左右（夹注：内藤博士说）”，显然前后的依据与看法都有了变化。

四、在“王恒”一节中解释“昏微遵迹，有狄不宁”句时（421页），今本是“谓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迹，有易与之有杀父之雠，故为之不宁也”，下面紧接着是解释“繁鸟萃棘”，说“当亦记上甲事，书缺有间，不敢妄为之说”，而手稿则本来是将“昏微遵迹，有狄不宁”直接下接“繁鸟萃棘，负子肆情”二句一起解释，为“谓上甲微因父见杀而遁，有易之人索之，匿于棘中，因繁鸟萃棘而免，与后稷鸟覆翼之事略同”，下面有双行夹注“《水经注·齐水篇》引《风俗通》曰：‘俗说高祖与项羽战于京索，遁于薄中，羽追求之，时鸠止薄鸣其上，追之者以为必无人，遂得脱’，今《风俗通》佚此文，事正类此”，也许是后来修订时觉得不妥，便将两句分开，在“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下补入“谓有易既杀王亥，而其子微能师祖父之迹，故有易为之不宁，‘繁鸟萃棘’以下□事，不见于载籍，今已无从索解，然非如王逸《章句》所引解居父事，则可决也”，而将上面所引大段删除，这种思路的变化，只能从手稿和今本的对比中可以了解了。

这样的文字差异有数十处之多。如果我的判断不错的话，这份手稿应当是2月28日王国维致罗振玉信中提到的“第二稿”，大约写成于1917年的2至3月，也就是印在《广仓学宭丛刊》中的那一份，当时曾经寄给罗振玉。因为首先，这一年4月王国维收到罗振玉几封有关来信后，便将罗氏两信写附文章之后，而此稿并无罗氏的信，大致上应当是在此前[7]，其次，内藤湖南是在3月到上海的，此稿很可能就是王国维在见到内藤时送给他的，因此，它可以让我们推测王国维写作这篇学术论文的早期想法，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在未刊稿到写定稿的不同文字之间，王国维论述思路的变化，不过，应当说这种文字上的差异，还不是这份现存手稿最重要的价值所在，更重要的是从十七页到二十页，还有现在通行的《观堂集林》本中被删去的那一大段《余考》。

二

如果仅从现在通行的《观堂集林》所载《先公先王考》的文字来看，应该说，它主要是一篇考据性的文字，它根据殷虚卜辞，考证出了从夋、相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报丁、报丙、报乙、主壬、主癸以及大乙、唐（二者即汤）、羊甲（阳甲）等先公先王。正如文中所说的，殷商一代二十九帝，没有在卜辞中出现的，只有八帝，因为卜辞出于殷墟，只是盘庚到帝乙时的刻辞，当然没有帝乙、帝辛，所以，实际上在二十七帝中没有发现的只有六帝。因而这篇论文解决了一个很大的历史问题，即《世本》和《史记》对于有商一代的世系记载，虽然也有可以补充的地方，但是大体可信，这样一来，由于传世文献得到出土资料证实，而甲骨卜辞又得到现存文献印证，两方面的资料意义就被确定，关于殷商的古史重建也有了坚实的基础[8]。

但是，从手稿本看，这种实证结果却并不是王国维的终极目标，通过对卜辞和文献中殷商帝系的研究，他所希望讨论的，不仅仅是重新确认殷代传承的谱系，也不仅仅是对于传世文献的史料价值的确认，而是希望通过这种考证对如今知之甚少的殷商制度与文化进行理论性的总结和探讨。因此，当我们读到今本《先公先王考》的末尾进一步讨论两事，王国维希望论述“商之继统法，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卜辞于诸先王本名之外，或称帝某、或称祖某、或称父某”，总觉得他还有归纳通例、探求义理的意思，而手稿和初印本中有后来在《观堂集林》中被删去的《余考》，恰恰就是对“通例”和“义理”的总结。这篇文字讨论了“殷于虞夏时已称王”、 “殷时兄弟无贵贱之别”、“ 殷时无分封之子弟之制”、“殷时无女姓之制”、“殷人祭祀之礼与周大异”等问题，实际上已经是把殷商的制度与文化，放在了与周代相比较的背景中来讨论，比较制度与文化的变迁。

当然，王国维以周公定制作为古代中国礼乐制度的奠基，以西周为轴心讨论传统的基础和起源，这种思路在约半年后所撰的《殷周制度论》中有充分表述，后来的学者讨论和比较殷周文化与制度的变迁和差异，大多会引用《殷周制度论》中关于第一“立子立嫡”、“宗法及丧服”、“封建子弟”、“君天子臣诸侯”，第二“庙数之制”、第三“同姓不婚”等论述（453—454页），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也说这篇文章“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9]，不过，这一方法的基础和思路的缘起，从手稿看，可能就是从这篇论文的写作开始的，因为正是在考证了殷墟所见祭祀先公先王的卜辞后，王国维才在《余考》中归纳出殷商时代作为祭祀对象的先公先王，虽然在后世看来有嫡庶的分别，但在当时兄弟却无贵贱之别，也无分封之子弟，甚至没有女称姓而不名的制度，他指出，“殷一代二十九帝中，以弟继兄者居半，其未及嗣位而殂者，亦以先王之礼祀之”，“殷人兄弟皆得在位，故殷初即无分封子弟之事”，“商人于先妣皆称妣甲、妣乙，未尝称姓，然则姓氏之制，亦起于周初”，也就是说，殷商时代关于祭祀的等秩和王位的继承上，还没有父子为中心的继承观念，也没有区分等级高下的嫡庶制度，也没有为了避免争斗而采取的封建制度，而恰恰是这些制度在周代的改变，奠定了后代中国政治与文明的特性，出现了他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的“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454页）的结局，如果我们把一部古代中国文明史看作是中国社会种种伦理规则和道德观念的建构和确立，那么所谓“文明”的一系列规则与观念就是从这里推衍出来的。

当然，王国维关于殷周之间文明转向的这种预设，现在看来，也有一些可以质疑的地方，比如他把周公制礼作乐的枢轴意义看得太重，把传说中的周公制礼作乐当成了确实的制度建设来进行他的历史演绎，但是，在当时他的很多说法却是对各种固定思路的瓦解和质疑。比如，在关于三代的传统说法中，夏与殷的关系，曾经被想象成天下共主与诸侯的关系，“王”的称号似乎从一开始就有某种严格的限定，但是，王国维以新发现的卜辞证明，这种关于古代大一统王朝的说法可能只是周代以后人的后设想象和观念皴染，其实，“夏、殷诸侯之强大者，皆有王号，本与君、公之称无甚悬隔，而其时天子与诸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天泽之分，盖严于周公制礼之后。即宗周之世，边裔大国尚多称王者，盖仍夏、殷遗俗，孟子‘民无二王’之说，固不能以论夏、殷事矣”。

可是，后来大多学者依据的《观堂集林》本《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却偏偏没有《余考》的这一段总结性文字，使得很多人以为这是一篇纯粹的考据文章。可是，当我们重新读这份王国维给内藤湖南的手写稿时，我们却看到了王国维在考据背后，还有关于义理的思索。只是如今我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后来王国维要删去它？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也许这些思路和义理，在几个月以后撰写的《殷周制度论》中有了更完整更充分的表述，使王国维觉得不必在这篇论文中画蛇添足。

三

这份手稿是王国维寄给内藤湖南的。本来，我们很希望搞清本文赠与内藤时的状况、在此文写作前后他们的讨论等等。但是，根据目前的资料，我们只知道以下一些情况，本文第二稿在1917年2月28日之前写成，当时王国维曾经寄给在日本的罗振玉一份，而十几天以后即3月中旬，内藤湖南就与同事富冈、高桥、稻叶等人来到上海，当时王国维曾经接待过他，并给他们介绍中国的学者和朋友，我猜想，论文大概就是这个时候送给内藤的，因此，这份手稿应当是较早的写本，所以还保留了一些未经删定的痕迹。不过，因为现存两人的若干通书信中，都没有提到这篇文章，所以，关于这份手稿的具体语境目前已经不得而知了[10]，这是很让人觉得遗憾的。

不过，就在一些很小的文字异同中，我似乎还可以体会王国维的一些心情。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这篇文章小序后的署名与日期，在现在通行的《观堂集林》卷九中，署的是“丁巳二月”，这是用中国天干地支法简单标志1917年，但是在手稿中却是“春王二月海宁王国维”。他用了一个古代中国标志正统的象征，来表白对于旧时王朝的认同。联系到文章中间不时流露出来的对于西周礼乐制度的高度评价，对于周公制礼作乐之后中国文化精神与规范的认同，我很怀疑这种历史考证的背后，是否也有一些对现实政治的感慨呢？毕竟，研究古史的人是生活在当下的，特别是王国维这样有强烈使命意识和遗民情怀的学者，当下的处境时时会渗透到他的历史写作中，使他在写作极其严肃和客观的学术论文时，也不自觉地在笔下表露出他心中的无奈、悲凉和怅惘。

2000年1月初稿

2003年2月修改

注释：

[1]本文原载《九州学林》新一期（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3）。

[2]见《万象》杂志第一卷第七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已收入本书。

[3]应当说明的是，据说在最初刊行的《广仓学宭丛刊》本中此《余考》尚存，但我至今没有看到。据赵万里在《静安先生遗著选跋》中给《广仓学宭丛刊》本《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卷写的跋语记载，王国维撰《先公先王考》“章末《余考》，举五事以见殷之遗制，渊博翔实，运新旧史料于一轨，其论殷礼与周礼之异体，尤具悬解，惜后此刊入《观堂集林》时，删落不遗一字”等等，可见此本后面是有“余考”的。除此以外，似乎再没有人提起过它，赵跋载《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311页。在我有限的视野中，虽然《先公先王考》是极有影响的学术史名篇，但研究者极少提到这篇名文后面还有这样长的一篇《余考》。

[4]赵万里语，载袁英光等《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201页。

[5]《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7，106页。

[6]郭沫若《十批判书》，科学出版社，1956，4页。

[7]王国维《致罗振玉》（1917年4月18日）中有“先生二书已写附拙考后”，《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189页。

[8]关于《先公先王考》的这一意义，有相当多的论著已经提到，近年的阐发如周勋初《新材料的利用和旧学风的扬弃——读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载其《当代学术研究思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202—236页。

[9]《王国维全集·书信》，221页。

[10]此文前面小引中，王国维曾经提到关于“王亥”的文献考证，曾经告诉过罗振玉和内藤湖南，说明事先他们之间有过交流，手稿八页A“王恒”中关于“有易之国殆在易水左右”一条下，有不见于今本的夹注“内藤博士说”，说明王国维曾受到内藤论述的启发（今本这几个字改成了“孙氏之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