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义与利的千古辩论

人生就是围绕着利进行的圆周运动

自古关于“利”的成语很多，例如追名逐利、见利忘义、利欲熏心。提到这个“利”字，似乎所有君子将它看作一块烫手山芋，不敢明着去招惹，可是有几人仔细想过，究竟什么是利？

南怀瑾先生这样说：“或者是人，或者是物，或者是事，当在某一时间、某一空间中，能够产生‘利用安身’的功能效果，那么它就具有‘利用安身’的价值；也就是在当用、该用、要用、可用、适用、值得用的条件下，那么对这人、或事、或物来说，就构成了价值；也就是对这人、或事、或物的利。”

讲得明白些，就是人生在世，怎能不讲利？人类文化思想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人生的艺术等等，这些都是以求利为目的。如果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学？做学问也是为了求利，读书认字，不外乎是为了获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适意。即使出家学道，依然是为了成仙成佛，这何尝不是求利？

其实，早在两千年前，孟子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义与利这千古一辩。孟子来到魏国，见到魏国国君梁惠王，于是遭遇了这句问话：“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头儿，你能为我们国家谋什么利益吗？孟子听后，没有拍案而起，针锋相对，而是颇有风度、庄重地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意思是说，大王您何必只图目前的利益？其实只有仁义才是永恒的大利。按照孟子的说法，仁义也是利，道德也是利，这些是广义的、长远的利，是大利，不是狭义的金钱财富的利，也不只是权利的利。可见，人们追求有用或没用的东西都是利，只不过有大利、小利之分而已。

人与人的追求不同，因此对于每个人来说，能够对自己产生“利用安身”的价值的东西也不同。有的人求子孙满堂，得之，心满意足；有的人求福如东海，得之，心中无憾；有的人求无上智慧，得之，最是得意；有的人求万事如意，得之，甚为欢喜；有的人求名扬四海，得之，风光无限；有的人求家财万贯，得之，幸福无比。然而，无论是求喜求乐还是求名求财，说穿了，求的还是一个利。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以他那高洁的品质和优美的诗句，留香于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天空。而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更是为世人传诵。

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秋，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来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年冬天，他任职八十一天时，浔阳郡派遣督邮刘云来彭泽检查公务，刘云以凶狠贪婪闻名远近，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如果遇到不服从命令的人就会栽赃陷害，所以每次都是满载而归。

这次，督邮一到彭泽的旅舍，就命令县吏去叫县令来见他。陶渊明平时蔑视功名富贵，不肯趋炎附势，对这种假借上司名义发号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不得不去见一见，于是打算马上动身。

不料，县吏拦住陶渊明说：“大人，参见督邮要穿官服，并且束上大带，不然有失体统，督邮要乘机大做文章，会对大人不利的！”

这时候，陶渊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长叹一声，说道：“我不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

说完，索性取出官印，把它封好，并且马上写了一封辞职信，随即离开只当了八十多天县令的彭泽。

世人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作为淡泊名利、知足常乐、悠然处世的典范。殊不知，他去除名利的束缚，求来的却是另一种利，这对陶渊明来说也许是一种大利，因此在面临选择时，他毅然抛弃了世人所向往的官阶财富，选择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和操守，以保有心灵的宁静，保持心中那份做人的崇高感。

古今中外，像陶渊明这样为求大利益而抛弃小名利的人还有很多，例如富可敌国的范蠡，更是在身居高位、家财万贯时毅然弃之，选择了另一种人生。

在勾践灭掉吴国后，辅佐勾践二十余年的功臣范蠡却上书请辞，他对勾践说：“过去大王受辱，臣不敢言退。今日大仇已报，臣不敢居功享乐。”

勾践十分不解，劝他说：“你历经辛苦，难道不想有快乐的一天吗？现在你功高位尊，无所忧患，正是尽享富贵的时候，为何轻言放弃呢？”

范蠡搪塞掩饰，不肯正面回答。后来他对家人说：“盛名之下，其实难久；人不知止，其祸必生。勾践可与共患难，难与同安乐！”

他的家人不相信他的推断，都劝他不要在功成名就之时离开。

但范蠡自信无失，他长叹道：“人的一念之差，往往决定着一生的生死福祸。若为贪念所系，不加约束，祸发之日再想收手，就为时已晚了。”

于是，他带着家人从海路逃到齐国，改名换姓，在海边耕田，再创家业。

范蠡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经营有方，加之苦心不懈，没多久，就积累了数十万家产，富甲一方。齐王听说了他的才能，深以为奇，便任他为相。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殊荣，范蠡的想法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忧心地说：“治家能积累千金，居官能升至将相，这是平民百姓所能达到的最高位置了。至此若不思退，不用理智制止放纵之念，凶险马上就会降临。”

于是，他退回了相印，决定散尽家财远走，他的家人苦劝不止，又说：“有官不做，我们无话可说，可散尽家财就不可理喻了。这是我们辛劳所得，不贪不占，为何要白白送给别人呢？”

范蠡开口说：“官高招怨，财多招忌，这都是惹祸的根苗。人贫我富，人无我有，若只取不施，为富不仁，钱财再多也无益，不如放弃！”

他把家财分给好友和乡亲，自带一些珍宝来到陶邑，隐居下来。

初到陶邑，范蠡自觉无比快乐自在。时间一长，他不甘清闲，又思治业大计。他的家人心有怨气地说：“人人思富，个个求财，你富不珍惜，认为钱财无用，今日何必再提此事？钱财有那么好赚吗？”

范蠡轻松一笑说：“穷富之别，在乎心也。只要有心，钱财取之何难？”

范蠡在陶邑以经商为业，求取利润。范蠡的经商谋略也是超群的，他采用“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的方法，买贱卖贵，有进有止，遵循“积贮之理”，没用多久就又积聚了巨万资财，成了当地首富。

后来，范蠡又散尽家财，周济贫困的乡党故旧，为此他解释说：“在我看来，经商是一种乐趣，在求取金钱上不该贪得无厌。钱财乃身外之物，不过分看重它才能得到它，此中真谛非守财者所能悟出。它让人受益无穷啊！”

这位“三聚三散”的越王臣可谓是不追名逐利的典范，清代诗人徐公修也曾写诗赞道：“两国甘心抛相印，五湖浪迹泛扁舟。铸金故主空摹象，凤举鸿冥不可留。”范蠡真的是不求利吗？其实不然，范蠡在离开越国之前，写了一封信给越国大夫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述，文种不听范蠡的忠告，后遭越王勾践猜忌，自刎而死。同为越国重臣，一功成身退而生，一身在高位而死。这让我们看出了范蠡的大智慧，即知道如何保全自己，这不也是一种利吗？生命，难道不是人生的大利？

其实综观人的一生，人们都在围绕着“利”这个圆心，不停地做着圆周运动，追求的东西多，这个圆就大一些，人也就跑得累一些；追求的东西少，圆就小一些，自会轻松不少，但无论如何，这个圆总是存在。难怪司马迁在自己的巨著中叹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这一叹，固有对世人追逐现实名利的无奈，却也说明了人生天地间，利用安身的道理。

舍私利求大义，活出人生极致

虎啸深山，龙潜海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万物都有它的极致之美。人生亦然，也有自己的极致。人生匆匆，如白驹过隙，如流星滑过，但短暂不是放弃的理由。我们不能选择生命的长度，但我们能够拓展生命的宽度。

怎么样才算拓展生命的宽度，活出人生的极致？以下故事可以告诉你。

秦朝末年，韩信发兵袭齐。齐军败退，齐将田横悲愤交加，为图复国之计，自立为王，率部属五百余人隐入海岛（即今田横岛）。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为消灭各地残余反抗势力，刘邦派遣使者来岛招降：“田横来，大者王，小者封侯，不来则举兵加诛。”面对刘邦的召见，田横出于“国家危亡，利民至上”的思想，为保全五百余名部属性命，毅然带着两名随从前往洛阳朝见刘邦。行至洛阳三十里外的尸乡时（今河南偃师市西），田横获悉刘邦召见自己的目的旨在“斩头一观”，他就愤然对随从说：“当初我和刘邦都想干一番大事业，如今一个贵为天子，一个却要做臣子，我忍辱负重只不过是想保全五百余人的性命。刘邦见我，无非是想看我的面貌，此地离洛阳三十里，若拿着我的人头快马飞驰去见刘邦，面貌还不会变。”言外之意是：我死了，刘邦会认为岛上群龙无首，五百余人的性命也就保住了。说完，不顾随从再三跪求，遥拜齐国山河，悲歌：“大义载天，守信覆地，人生遗适志耳。”慨然横刀自刎。田横自杀后，两随从急将田横之首送至洛阳，刘邦看到田横能为五百余人自杀，感动落泪说：“竟有此事，一介平民，兄弟三人前仆后继为齐王，这能说不是贤德仁义之人吗？”遂派两千禁军，以王的级别礼葬田横于河南偃师，并封田横的两随从为都尉。两随从不为官位所动，埋葬田横后，随即在其墓旁挖坑自尽。留岛的五百余名兵士听说田横自杀后，深感“士为知己者死”，田横为保全属下性命而去洛阳，他们为表达对田横的忠义之心，遂集体挥刀自刎。

田横为民谋利殚精竭虑，捍卫国家坚贞不屈，大义载天守信覆地，舍生取义甘抛头颅的大无畏精神，真乃大英雄也！对田横的评价，司马迁曾说：“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唐朝的韩愈也这样说过：“自古死者非一，夫子（田横）至今有耿光。”像田横这样的人，算是活出了人生的极致。

这正是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的道理。“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几千年前的孟子面对心灵的选择，毅然发出了舍生取义的呐喊，是心灵的选择激发出了先哲的思想火花，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古训。只有将义定义为“人生大利”的人，才可能成为真君子、伟丈夫。

孟子不仅仅用这条标准来要求自己，他还以之教化君王，他一直和梁惠王强调“亦有仁义而已矣”，只要有仁义就够了。主张行仁由义，极力宣扬仁义的美德。南怀瑾先生认为，孟子所说的这种仁义之道，即是人生的大利。不管是多么伟大的义理，都是力行于义，才能有利于成为君子，才能够活出人生的极致。

活出极致，就是融个人之“小我”于社会之“大我”中。中国古代向来不缺这种舍生取义、将人生活到极致的人。战国时廉颇、蔺相如的将相和，就是传颂千古的美谈。

蔺相如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大臣，他不畏秦国的强权，甘冒生命危险，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使“和氏璧”完璧归赵，使赵王免于受辱。归国后，他因功封为上卿，位居廉颇之上。廉颇是赵国大将，自认对赵国劳苦功高，不甘屈居蔺相如之下，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数次侮辱蔺相如。蔺相如以国家安危为重，以容忍谦让的态度对待他，终使廉颇愧疚悔悟，负荆请罪，二人遂成为至交。

蔺相如的这种处世态度，是基于国家的利益，他这种“大我”的胸怀，诠释了活出极致的内涵——舍私利求大义。

和平年代，很难遇到田横为五百余士而牺牲自我的考验，也不会有太多人遇到廉颇和蔺相如为国家大利，最后将相和的和谐场面。但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历史可以渐行渐远，精神却不能忘。在人生路上，修身养性，反躬自省，多行仁义，君子之名成矣，人生大利存焉。

人生在世，大义为先，舍己为公，舍生忘死，都是“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舍得贪婪，高枕无忧；舍得名利，乐得清静；舍得自我，活出极致。

君子争义，小人争利

南怀瑾先生曾经针对孟子的际遇心生感慨道：“千古以来，政治上的倾轧，都是如此。小人与小人之争，是为了权势利害；君子与君子之争，则是为了思想意见不同。历史的成败关键，往往就种因于此。古今中外，都跳不出这个圈子，深为可叹！”

为何有此一说？这是因为南怀瑾先生分析孟子在齐国时，齐宣王左右反对孟子的人很多，甚至怀疑主张“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们以及推行合纵计划的苏秦方面的人，孟尝君的门下客，都有可能向齐宣王进谗言，诬陷孟子。从孟子强调“国人皆曰可杀”的话，可见他们攻击孟子，几乎到了非去之而不甘心的程度。

自古以来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论断与事例不胜枚举，其中以孔子的说法最为精妙。在《论语》中，孔子有多处细论君子和小人的哲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等，把君子与小人各自的特征以及二者的不同说得相当到位，后世人只要悟透这些，就可以把握住君子与小人的本质了。

其实，南怀瑾先生所说的很像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之论的白话版，就因为君子坦荡荡，且“喻于义”“和而不同”，所以君子之间只有思想和世界观的不同，而无私利的纷争。小人正相反，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眼前的蝇头小利，表面一团和气，暗地里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秦始皇死后，权臣赵高与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另立胡亥为帝。他们都是胡亥的心腹，但是这两个阴谋家很快就产生了矛盾，赵高决定彻底铲除李斯。

赵高是胡亥的近臣，具有安排其他臣子觐见皇上的特权，于是他利用这一特权开始行动。他首先告诉李斯，皇上（秦二世）现在大造宫殿，民不聊生，你身为丞相应该劝谏。李斯非常认同，但表示这种触碰龙鳞的话不能在公开场合说。赵高称会给他安排单独觐见的机会。于是，只要秦二世在后宫饮酒作乐、斗鸡斗狗的时候，赵高就会马上通知李斯说皇上目前有空，你可以来参奏。这样几次，小皇帝认为李斯别的时候从不来进谏，偏偏在自己玩得正高兴的时候来，是故意卖老欺负自己，非常气愤。

赵高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秦二世面前开始诬陷李斯。当然，他诬陷的内容绝对能打动小皇帝，即诬陷李斯的威望高于皇帝，国人只知道丞相而不尊敬皇帝，又诬陷李斯大儿子时任蜀中太守的李由谋反。结果胡亥中计，诛灭了李斯三族。

几年之后，刘邦、项羽兵临咸阳，赵高为了保命，对秦二世下了毒手，子婴即位后将赵高杀死，并夷其三族。

李斯妒杀韩非，与赵高合谋害死秦始皇，真乃小人也。他与赵高为权力而谋，最后死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正是小人之争的一个写照。

君子和君子、君子和小人、小人和小人之间的交往各不相同，他们之间的友情和纷争也大相径庭。而君子之争，展现出了其坦荡的一面。

司马光比王安石长两岁，二人都曾在包拯手下为官。两人才华横溢，且相互仰慕，一度是好友。两个人同升翰林学士的时候，同样受到了宋神宗的赏识，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因政见不同而渐渐开始争吵、疏远，最后决裂。由于当时官吏过多，俸禄颇高，整个大宋的国家财政已经入不敷出，出于对国家财政的考虑，宋神宗大胆起用在地方享有盛誉、干脆果断且深知百姓疾苦的王安石，任命他为参知政事，让他主管变革事宜。王安石一上任，立即显出了他非凡的行政才能和魄力，对旧有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可是王安石确立的新制度一出台，立即受到以司马光、文彦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文人的强烈反对。其实，司马光反对的并不是王安石变法，而是他急功近利的改革方式。司马光认为改革必须循序渐进，稳妥进行，而不能要求立竿见影，不然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司马光与当时身居高位的王安石政见不同，曾有很多人劝他弹劾王安石，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没有任何私利，没必要这样做。面对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司马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让，回家开始了那场令世人惊叹的浩瀚之举，历经十数年的光阴，终于写出了皇皇巨著《资治通鉴》。

多年后，王安石宰相之职被免，告老还乡。一向支持王安石的神宗皇帝在继续施行了近十年的新法之后驾崩，10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时年66岁的司马光被召回开封，出任宰相，开始大刀阔斧地起用旧臣，恢复原有制度。尽管其在政治上全盘否定了王安石，可在王安石死后，他仍然吩咐手下要妥善安排王安石的安葬事宜，由此可见其作为君子的坦荡之处。而且他在所著的《资治通鉴》中将社会对王安石的偏颇之言给予了正名，他说世人都说王安石奸诈，其实这是过分之言。

司马光和王安石大有英雄相惜之情，只是他们思想主张不同，没有办法站在一个战壕内，但他们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世人，受人景仰与崇拜，也为后人留下一段君子之争的佳话。

君子争义，小人争利。因此古往今来，用人者、成就大事者，都懂得在无害大局的情况下满足各种人的利益要求，从而获得人心，获得人才。古代谋略家黄石公说：“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意思是说，贪利的可以给他丰厚的收入，想立功的可以让他去冲锋陷阵，有隐私的要替他隐瞒，有谋略的要对他亲近信任。曾国藩则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武人给钱，文人给名。以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

是做争义的君子，还是争利的小人，按照正常的道德标准，其答案不言而喻。

伪君子的暗箭难防，真小人的明枪不易躲

中国几千年来奉行的儒家思想以“仁义”为核心，然而南怀瑾先生指出：仁义的确是一种好德行，但是这种德行用久了，便会成为人们用来争权夺利的工具。

道家思想对仁义持批判的态度，其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并不是否定道德观念，而是从反面论证。老子曾说，道德颓废，才有礼仪之说。庄子也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为何有此一说？因为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诸侯的征伐口号，大体上也都是标榜仁义，而实际上并不是真行仁义，只是利用仁义的美名，以达到争权夺利的目的。

这些以仁义为幌子而图谋自身利益的人，就是所谓的伪君子。与令人憎恨的小人颇有不同，小人行事，众人已知其邪，故能防范；然而伪君子者，口蜜腹剑，满腹经纶与道理，事事讲得条条有理，但做起事来却违背良心，本以为他光明坦荡，却在不知不觉中，坠其陷阱，受尽欺骗和侮辱。

王莽乃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幼年时父亲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王莽孝母尊嫂，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声名远播。

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因此王凤去世前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前22年，王莽初任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王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其叔父王商上书愿把其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封新都侯，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继他的三位伯、叔之后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翌年，汉成帝薨。汉哀帝继位后丁皇后的外戚得势，王莽退位隐居新野。其间他的儿子杀死家奴，王莽逼其儿子自杀，得到世人好评。

公元6年，王莽毒死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命王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或“摄皇帝”。从居摄二年（7年）翟义起兵反对王莽开始，不断有人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称帝。初始元年（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禅位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篡位做皇帝的先河。

后来复古改制，进行改革，但由于贵族、豪强破坏，改制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使阶级矛盾激化。他又对边境少数民族政权发动战争，赋役繁重，横征暴敛，法令苛细，终于在公元17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公元23年，新王朝在赤眉、绿林等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崩溃，王莽也在绿林军攻入长安时被杀。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说得最为精彩：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是啊，伪君子就是这样，表面满嘴仁义道德，暗地里却任意妄为。

伪君子是阴险的道德家，说着言不由衷的谎话，干着欺世盗名的勾当。他们有蜜糖般的谎言，有处心积虑的幌子以及儒雅的外表和夸张的表情。他们有慢条斯理的言辞、文绉绉的腔调，甚至连举止都是做作的。而真小人就是小人，表面和内在都很小人。真小人是灵魂丑恶的家伙，在道德舆论即将毁损、崩塌时疯狂地叫嚣，呼吁大家和他一样尊奉自私、残忍和不择手段，以便给道德舆论致命一击。小人们用他们的肮脏，摆开了一个比世界上任何真正的战场都令人恐怖的混乱方阵，使最勇猛的斗士都只能退避三舍。

提到伪君子和真小人，让人想到金庸的《笑傲江湖》，其中那表面温、良、恭、俭、让的岳不群，算是谦谦君子的典范，可是一部葵花宝典，便把他所有的伪装撕破，最后男不男、女不女，与之前的君子形象形成强烈对比，真是绝大的讽刺；而与之相对的真小人要算任我行了，从他的名字上已经能够感受到天下任我驰骋、管他仁义道德的意味。

俗语说：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其实，伪君子与真小人都十分可怕，柏杨先生曾对两者有一精妙论述：“伪君子”有时被逼到墙角，他的良心还有萌芽可能，“真小人”则根本没有墙角。圣洁的理念，可能使“伪君子”醒悟，却不可能使“真小人”醒悟。“伪君子”有所顾忌，所以才伪；而“真小人”则挑明了“我是无耻之徒”，便无所不为，无恶不作。

伪君子令人如沐春风，使你舒服而无提防，正是暗箭难防；而明枪也不易躲，真小人恶人恶语，无所顾忌，一招接一招，说不定哪招就致命。

做人，须防真小人，也须防伪君子。

人性的弱点：难以挣脱的蝇头小利

一战期间，在一次战役中，一座小城被摧毁了，人们四处逃难，这里成了一座空城。某一天，正在赶路的一位农夫和一位商人来到这座小城，他们想大概有值钱的东西，于是开始在街上搜寻。果然，他们发现了一大堆未被烧焦的羊毛，两个人就各分了一半捆在自己的背上。

归途中，他们又发现了一些布匹，农夫将身上沉重的羊毛扔掉，选些自己扛得动的较好的布匹；贪婪的商人将农夫丢下的羊毛和剩余的布匹统统背起来，重负让他气喘吁吁、行动缓慢。

走了一会儿，他们又发现了一些银质餐具，于是农夫将布匹扔掉，捡了些较好的银器背上，商人却因沉重的羊毛和布匹压得他无法弯腰而作罢。

突然天降大雨，饥寒交迫的商人身上的羊毛和布匹被雨水淋湿了，他踉跄地摔倒在泥泞中；而农夫却一身轻松地回家了，他变卖了银餐具，生活变得富足起来。

有时候，遇到这样一个小故事，我们可能听听也就罢了，不愿做深入思考。其实仔细想想，我们身边的人以及我们自己，有多少人在做着故事中的商人所做的傻事？人生如梦，弹指一挥间，已是夕阳红。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人为蝇头小利算来算去，终究一事无成，如一粒尘土来到世间，庸碌过后，仍旧是尘归尘？他到来那刻，世界似乎在打盹，没有被他激起一点涟漪。

正如南怀瑾先生所指出的，一个唯眼前小利是图的人，必将失去大利。孔子有云：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正是此道理也。

其实见小利而心动是人性的一个普遍弱点，普通人如此，一国之君也难以超脱。针对梁惠王的求利心理，孟子在说完“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句话后，进一步阐述道：“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这就是说，如果人人都像梁惠王一样，怀着谋国的居心，急功近利，那么，上行下效，那些在高位的大臣、卿大夫们，也只求顾全自己的家族利益；一般的国民，也就只为自己身家的利益打算。这种观念发展下去，一定会使全国上下各个阶层都变得以利害为生活的重心，造成“当利不让”的风气，这样的话，国家就太危险了。其实，孟子是在劝说梁惠王放弃眼前的小利，而为天下、为千秋万代的大利着想。结果，梁惠王根本听不进孟子的话，他还在做着扩张领土的春秋大梦！可见，超越小利的诱惑是人生一大难事。

元代的一位文人曾作《正宫·醉太平》：“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显而易见，这是讥讽贪小利者，其刻画真是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也许有夸张之嫌，但也足以引人思考。

做人，千万不可被小利蒙蔽了双眼，须将眼光放长远，方能成就大事业。

冯驩是历史上有名的骄傲食客，因为饭桌无鱼，便弹铗而歌。后来，他被孟尝君的诚意与谦逊所感动，终于为其利益奔走。

有一次，孟尝君想从门下宾客中选人代他到薛邑（孟尝君的封邑）收债，冯驩主动申请前往。孟尝君很高兴，便同意了。冯驩收拾停当之后，向孟尝君辞行，并请示：“收完债，您需要买些什么东西吗？”孟尝君顺口答道：“先生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些什么吧！”

冯驩驱车来到薛邑，他派人把所有负债之人都召集到一起，核对完账目后，他便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所有的债款赏给负债诸人，并当面烧掉了债券，百姓感激不已，皆呼万岁。

冯驩随即返回，一大早就去求见孟尝君。孟尝君没料到他回来得这么快，半信半疑地问：“债都收完了吗？”冯驩答：“收完了。”“那你给我买了些什么回来呢？”孟尝君又问。冯驩不慌不忙地答：“您让我看看家里缺少什么就买什么，我考虑到您有用不完的珍宝，数不清的牛马牲畜，美女也很多，缺少的只有‘义’，因此我为您买‘义’回来了。”孟尝君不知其所云，忙问“买义”是什么意思。冯驩就把债款赐薛民的事说了，并补充说：“您以薛为封邑，却对那里的百姓像商人一样盘剥刻薄，我假传您的命令，免除了他们所有的欠债，并把债券都烧了。”孟尝君听罢心里很不高兴，只得悻悻地说：“算了吧！”

一年后，孟尝君由于失宠被新即位的齐王赶出国都，只好回到薛邑。往日的门客都各自逃散了，只有冯驩还跟着他。当车子距薛邑还有上百里远时，薛邑百姓便已扶老携幼，夹道相迎。孟尝君好生感慨，回头对冯驩说：“先生为我买的‘义’，我今天终于看见了！”

冯驩焚债券买“义”，此举确实高明。这也印证了他的大智谋与眼光。他没有被眼前的小利所迷惑，而是从长远出发，孟尝君作为战国的四公子之一，在这一点上比起冯驩来，也略逊一筹。

急功近利带来的往往是目光的短浅、思考的匮乏，以小利而大喜，以小失而大悲，甚至是因小利而亡命。要想摆脱小利的诱惑，不懈地去追求大利，其实是很困难的，这需要大胸襟、大气魄、大智慧，能够不断地战胜自我，为了心中的目标执着前行。

最大的自私是无私

孟子对梁惠王说的仁义，就是南怀瑾先生理解的大利。在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互相征伐，社会动乱。如果有一个国家，真的以仁义作为治国的最高原则，运用在内政外交上，那么最后的胜利，就必定属于这个国家。

其实做人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自私和无私其实都是人的本性，它们并不是绝对矛盾的，当人们仅仅相信一者时，行为准则就会出现误差，因此可以说：单纯的自私与单纯的无私都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当一个社会将自私和无私对立起来建立道德评判标准的时候，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人们抛弃这种道德，变得彻底自私自利，这种人一般结局会很痛苦；要么人们痛苦地遵守这种道德，善良、无私，这种人一般也会很痛苦。自始至终都坚持自私或者无私的人是少数的，大多数人在经历了痛苦的无私过程后会蜕变成自私的人，到最后也仍然要承受自私的苦果。因此可以说，最大的自私就是无私。

春秋晋平公时期，南阳缺一个地方官。晋平公问祁黄羊：“你看谁可以当这个县官？”祁黄羊说：“解狐这个人不错，他当这个县官合适。”平公很吃惊，问道：“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你为什么要推荐他？”祁黄羊笑答道：“您问的是谁能当县官，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平公认为祁黄羊说得很对，就派解狐去南阳做县官。解狐上任后，为当地办了不少好事，受到南阳百姓的普遍好评。

过了一段时间，平公又问祁黄羊：“现在朝廷缺一个法官，你看谁能担当这个职务？”祁黄羊说：“祁午能担当。”平公又觉得奇怪：“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说：“祁午确实是我儿子，可您问的是谁能当法官，而不是问祁午是不是我的儿子。”平公很满意祁黄羊的回答，于是让祁午当了法官，后来祁午果然成了公正执法的好法官。

孔子听说这两个故事后，称赞说：“好极了！祁黄羊推荐人才，对别人不计较私人仇怨，对自己不排斥亲生儿子，真是大公无私啊！”

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目的。时隔千年，祁黄羊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已经不得而知，那么姑且按照孔子的说法，将他树立为大公无私的典型。其实，他的大公无私何尝不包含着让国家安定、政治清明的大私心呢？只是这种“大私心”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会拥有，普通人谁能做到如此高风亮节？在此存一疑问！

按照自私与无私的关系，人们可以看到，在满足自己本身欲望的同时，再去要求无私才是一种符合人性的道德标准，才能将无私这种道德标准更好地贯彻下去。

有一个僧人走在漆黑的路上，被行人撞了好几下。他继续向前走着，突然看见有人提着灯笼向他走过来，这时候他听到旁边的人说：“这个盲人真奇怪，明明看不见，却每天晚上打着灯笼赶路！”

僧人被这话吸引了，等那个打灯笼的人走过来的时候，他便上前问道：“你真的是盲人吗？”那个人说：“是的，我从生下来就没有见到过一丝光亮，对我来说白天和黑夜是一样的，我甚至不知道灯光是什么样的！”

僧人很迷惑，问道：“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打灯笼呢？是为了迷惑别人，不让别人说你是盲人吗？”

盲人说：“不是的，我听别人说，每到晚上，人们都变成了和我一样的盲人，因为夜晚没有灯光，所以我就在晚上打着灯笼出来。”

僧人感叹道：“你的心地多好哇！原来你是为了别人！”

盲人回答说：“不是，我为的是自己！”

僧人更迷惑了，问道：“为什么呢？”

盲人答道：“你刚才过来有没有被人撞过？”

僧人说：“有哇，就在刚才，我被两个人撞到了。”

盲人说：“我是盲人，什么也看不见，但我从来没有被人撞到过。因为我的灯笼既为别人照亮，也让别人看到了我，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看不见而撞到我了。”

僧人顿悟，感叹道：“我辛苦奔波就是为了找佛，其实佛就在我的身边啊！”

盲人的灯笼在无私地为他人指路的同时，也使自己免于被撞的危险。

因此，要使自己名贵的花卉不失本色，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邻居的花圃里也都种上同样名贵的花。心灵无私是保持高贵的唯一秘诀，也是营造仁爱氛围的唯一方法。爱默生曾提醒我们：“要做一个为后来者开门的人，不要试图使世界成为死巷。此生最美妙的报偿就是，凡真心帮助他人的人，没有人不帮助自己的。”

生命不是用来自私的，一个自私的人注定会伤害到自己，而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反而会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将自私从你的心里赶走，你的心中就会充满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