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近代上海社团发展的经济社会动因(1)

社团是社会团体的简称，是社会的一种民间组织形态。自古以来，各种“会”“社”“团”“党”等民间组织与历史进程同行共进，发展到近代社团的组织形式。古代的“会”是集会、结盟的意思，“社”是指祭祀神灵的地方，“团”具有聚合团圆的含义，“党”则是指地方亲族关系。古代社团一般与血缘关系密切相连，为了共同的宗教活动而设。随着生产和文化的发展，社团的种类也在丰富，逐步形成古代的文人社团、行会社团、秘密会社等。古代社团是生产力水平低、生产关系不发达、人身依附性社会关系的产物，具有显著的孤立性和排他性。近代社团的内容和形式与古代社团都有明显的不同。由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化，近代社团不但关注团体利益，还需关注社会利益，组织形式是开放和兼容的。如果说古代社团一般没有成文的社规团约、封建迷信色彩浓郁的话，那么近代社团一般都有明确的规约和组织制度，是近代商品经济和自由民主精神孕育的结果。

社会是交换关系的产物，是各种交往关系的总和[1]。随着交换关系的扩大，必定是包括社团发展的社会内容的丰富。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发育成长，是以近代上海的经济、文化、社会关系为基础，并与近代上海的发展状况相适应的。

1842年，清政府与英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第二条载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英国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事商贾事宜[2]。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上海领事巴福尔到达上海会见苏松道台宫慕久，双方商定上海于11月17日正式开埠[3]。从此，上海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特殊近代化之路，并且很快成为西方对华经济贸易投资、思想文化传播、社会治理实践等方面的前沿城市，为近代社团组织的产生准备了经济社会条件。同时，上海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因素的强大作用下，以超常的速度向前发展，城市规模和面貌快速变化，社会规模空前扩张，城市结构和治理方式各自为政，这种状况对城市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管理提出了挑战，给近代社团组织的发展留出了广阔的空间。近代上海社团的组织方式和活动机制随着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化，也从封闭保守逐步走向开放兼容，其社会管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愈益显著。这一过程在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上海近代化的特殊历程。

近代上海社团既是在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冲击、影响下发展的，又是在上海原有的经济社会基础上展开的。研究近代上海社团组织的发展变化及其历史作用，有必要首先了解近代前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

第一节 商贸经济的先行区

上海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建立镇治，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设立市舶司，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设置上海县。明清之后，由于江海航运技术的发展，黄浦水系枕江襟海的水路区位集散优势得以体现。上海内联吴越富庶之乡，外通海外贸易交往，溯长江直达华中地区，沿海北上可与华北和东北相连接，经大运河可深入齐鲁、中原，甚至可以远触关中开展贸易。虽然上海的商贸兴盛局面遭遇过明清时期海禁政策和倭寇侵掠的滞缓和浩劫，近代以前，上海仍然已发展成为国内贸易大港和漕粮转运中心，成为我国商贸经济的先行区。“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逻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4]。当然，这里对上海“都会”的赞叹是映衬于封建农业经济而言的。

一、棉纺业分工催生行会商帮的出现

宋、元时期上海地区种棉业和织布业的逐步兴盛是近代前上海商品经济发展的滥觞。上海地区水道纵横，交通便捷，给物品交换提供了有利条件。虽然封建农业社会的人们一般会满足于足食丰衣的稳定生活，但商品交换更能改善生活质量。宋末，上海地区开始兴盛起种棉和织布业。元代，松江出了个泽被后世的历史人物黄道婆，她流落崖州归来后，把学自黎族人民的纺织技术传给乡人，更新改造了家乡较为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并在上海地区得到广泛仿效和推广，使上海地区土布生产的质和量都得到很大提升，影响逐步扩大，在外地享有量多质优的美誉。从而上海地区以棉纺织业为主的商品生产开始兴盛起来，吸引各地客商前来开展贸易活动。

到明代的时候，国内埠际商品交换逐步发展，随着市场的扩大，上海棉纺织业生产的产量和品种也进一步增长和创新。据学者论证，当时的上海县一地就可以产销棉布约1500万匹[5]，经过上海流通的上海周边地区产销的棉布数量更大。当时，上海销往国内各地的棉布种类多种多样，根据不同销售地区人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习惯，生产不同规格的布匹，以适应不同的销售市场。例如，松江产的标布、中机和扣布，分别销售西北一带、湖北、江西等各地；高丽布主要销往东北地区；另外还有卢纹布、格子布、云青布等。由于上海手工业纺织布的品种多，流量大，所以各地“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其用至广，而利亦至饶”[6]，“富商巨贾挟重赀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7]。由此，上海获得了“木棉文绫，衣被天下”的美称[8]。商品贸易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经营不同商品种类的商帮。

棉布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分工的扩大。纺、织一体的家庭混合式小生产逐步演化为纺、织分工生产。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专业的纺纱户和织布户，“纺纱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9]。轧花业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周边地区如崇明、海门商贩，来上海采购棉花，“土人惟碾去其子，卖于诸处”[10]。纺织加工品逐步延伸，明万历年以后，上海地区的制鞋业、制袜业形成新的手工业行当，并设肆出售。当时用松江所产的尤墩布制作的暑袜，尤其受民众欢迎，吸汗耐用，做工精细，远近闻名，被专称为“尤墩暑袜”，成为当时的“品牌”。棉纺织业的分工发展，达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当时，暑袜业就开始受到了商业资本的关注和运作，商人设立店铺收购制袜原料，分发给手工业者制作，按规定标准支付工资，然后回收包卖，集中成品售于四方市场。

王韬在《瀛壖杂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沪上袜肆甚多而制袜独工，贫家女子多以缝袜为生活。敏者日可得百钱，每夕向肆中还筹取钱值。”上海的周浦区域还出现了专纺手巾的手工业，所产的“高丽手巾”远销辽东。专业的染布作坊也相继出现，还有专门加工外销棉布的踹布坊。生产的分工，促进了行业规模的扩大，为维护行业生产利益，催生了行会组织。

纺织业的生产、贸易，催生了大量专营布匹的布号，同时，假冒伪劣扰乱市场，影响布业声誉的情况也时常出现，布号结团防伪随之成为行业发展的必要。顺治十六年四月，苏松两府一些布号联合申报官府抵制布牙假冒行为的行动，[11]是为近代上海商业社团出现的萌芽。

纺织业的发展分工促进了纺织工具业的发展和更新。嘉庆《朱泾志》载：“铁锭，朱泾最良，近数尤御亭及骆姓家，远近争购。”上海七宝地区的居民多制纺车出售，七宝镇的东街就有一条长三百余步的纺车制造街，名曰纺车街，建有自发联合的行会组织。

纺织业的商品经济带动了其他手工业的扩大发展。铜锡业和打铁业的商品生产相继形成相当规模。明代，上海制作古色炉瓶的黄芸轩以产品精雅行销市场。同时期，专业的铜锡器坯料作坊在上海出现，如彭全泰炉坊在泥城桥设立。打铁方面，专门制作手工业生产工具、配件和生活用具的作坊和店铺也发展起来，面向市场成为商品经济的独立部门。清乾隆末年，许多锡作作坊在上海设立，形成了苏、绍、宁、鄞等早期行业商帮。1800年，上海锡作业还成立了社团性质的行业组织“桂花会”。

以棉纺织业的兴起而带动的近代前上海商品经济发展，与上海便利的水运交通条件相得益彰，奠定了上海商贸环境的市场氛围，一旦上海机遇外部条件的促动，就会以更强的引力吸纳国内外资本和人口来此经商创业，促使上海产生超越氏族家庭和手工作坊层次的新的社会组织，以适应和规范新的商业环境。

二、航运枢纽产生早期会馆公所

鸦片战争以前，上海地区另一个经济支柱是航运业。上海原是由海上贸易和航运业的发展而形成的一个市镇，初设县时，“地方人士半是海洋贸易之辈”[12]。地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宝山，其命名就与近代前上海航运业的发展具有渊源关系。“由于航运的需要，在今川沙高桥镇北临海处构筑了一座方圆百丈、高三十余丈的土山，山上设有烽堠，昼则举烟夜则明火，以利船舶进出长江。”[13]这座人工土山自明朝以来见证了上海航运业的起落和繁荣，具有重要的上海航运史意义，“宝山”因此而得名。明初，黄浦江经治理，渐成良港，但在明清两季的海禁政策下，上海的海外贸易遭到压制和禁锢，航运贸易只限于国内范围，黄浦江的良港效益没能得到充分发挥。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后，上海以棉、布贸易为基础的航运业随之得到空前的发展。航运业的发展带来了早期的商业移民，这是会馆公所产生的基础。

基于上海航运业的发展利益，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后，清政府在上海县设江南海关，江海船舶聚泊黄浦江，进一步促进了上海航运业的繁荣。从此，“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14]。上海县东门外的江面上“舳舻相衔，帆樯比栉，不减仪征、汉口”[15]。上海不仅成为纺织品进出口量最大的吞吐港，也成为南、北洋海上贸易的枢纽站。

海禁开放后，上海港贯通南北、内外的优越条件得到发挥，逐步形成了五条主要航线：分别是北洋航线、南洋航线、长江航线、内河航线、国外航线。

北洋航线开辟最早，货运量也最大，包括上海至牛庄、天津及芝罘三条线，货运船只主要是沙船。上海运出的主要是棉花、棉布、丝织品、茶叶及南洋转口的食糖、胡椒、海参、燕窝等；运进以豆饼、大豆、油为大宗，还有肉类、油脂、木材、小麦、药材和水果等。道光五年（1825年），清政府开始海运漕粮，更加繁荣了北洋航线的航运业务，也进一步激发了上海的商业活力。南洋航线，通浙江、福建、台湾和广东。南洋运来的糖、染料、药品、苏木、松子、海参等在上海集散销售，南洋需求的棉布、陶瓷、茶叶、生丝及部分北洋转口的货物从上海通过南洋航线运出。长江航线连接长江沿岸的各个城市和地区，可以直达四川、重庆以远。长江航线把大米、杂粮、茶叶、陶瓷、木材、各地土特产运入上海，从上海运出棉布、南北洋转口的糖、豆等物品销往长江沿岸各地。内河航线是通过江浙的水系和大运河与江、浙内地和皖、鲁、冀等省份连接的航运网络，这条航线通行的是小型船舶，货运量虽小，但数量极多，是上海向内陆辐射的重要渠道。国外航线主要是驶往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的商船。航行外国的都是大船，最小的也有150吨，大的有900～1000吨。从日本进口的货物中主要是铜，每年达数百万斤；从东南亚主要进口糖、海参、燕窝、鱼翅、象牙和藤条等货物。从上海出口以土布、陶瓷、茶叶和丝绸为主[16]。

有一项数据可以直观的反应近代前上海航运业不断发展的情况。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上海设江海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江海关税额定例为每年23000两，历年多有盈余，嘉庆四年（1799年），定额增至42000两，并规定多收多交，达到初设海关时关税定例的两倍。如果考虑到关署官吏的贪污及走私漏税等因素，同时期上海各条航线航运量的增长要大大超过一倍了。海关税吏是当时公认的一个肥缺，王韬曾指出：江海关总库“最为优缺，非糜万金，不能得也，至为关吏者，家无不富”[17]。在固步自封的封建社会，这样的发展速度应该是较快的了，至少可以说明上海地区蕴涵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船“亚美士德”号载着胡夏米一行非法考察东南沿海各港口，到达上海时，他发现“每星期驶进上海港的平底帆船400艘，平均每艘载重100吨至400吨之间。假若该项数据代表全年情况的话，它使上海成为当时世界主要通商口岸之一。”[18]所以，“胡夏米对上海发展的前景怀着满腔热情。他的报告指出：上海的地理位置，早已使其成为一个规模宏伟的中外贸易城市。”[19]那种认为上海开埠前只是一个落后小县城的说法看来是不正确的。

上海航运业的发展在当地造就了一批大的船商，有的大船商甚至拥有船舶四五十艘以上。上海巨商张元隆“多聚匪类，广置洋船，立意要造船百只，以百家姓为号”[20]。当时建造一船，需银七八千两，故拥有数十艘船的船商，资本当在数万至数十万两白银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