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多元智能理论概述

开始的一幕发生于巴黎，时间是1900年，也就是著名的“美好年代”。这个城市的父亲们，向一位天才的心理测量学家阿尔弗莱德·比内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当时大量的家庭蜂拥而至，从法国各省迁居巴黎。这些家庭的孩子，在巴黎的学校里出现了学习上的问题。家长们对阿尔弗莱德·比内的请求是：设计一种测试方法，以预言在巴黎小学的低年级学生中，哪些孩子将取得好成绩，哪些孩子将不及格。

正像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比内成功了。很快，他的发明就被命名为“智力测验”。他的测验结果称为IQ，即“智商”。像巴黎的其他时尚一样，“智商”很快就传到了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智商在美国就已经相当受欢迎，以至于对一百多万名新兵，都进行了这个测验。随着它在美国军队中的应用，随着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比内的发明真正地红遍了美国。从那时起，IQ成了心理学最伟大的成就，被认为是具有极其普遍实用价值的科学工具。

是什么原因使智商引起了轰动呢？至少在西方，过去人们总是依靠直觉来判断或评估人的聪明程度，而现在智能似乎定量化了。就像过去只能测量一个人真实的或潜在的身高一样，现在似乎能准确测量一个人真实的或潜在的智能的高低。我们能够并可以使用相同的心理能力的尺度，去排列每一个人。

人们对于完美的智能测量方法的追求，一直在进行着。举例来说，下面是这种测量的一个广告：

您想通过一种快速的测验从而准确地、可靠地评价一个人的智能吗？共需进行三组测验，每组4～5分钟。这种测验不依靠语言表达和主观性的评分，即使是严重残疾（甚至瘫痪）的人，只要能表示对问题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皆可适用。无论是两岁的幼儿还是优秀的成年人，均使用同样简短的一组题目和相同的方式进行。全部花费只需16美元。

对这种能判断所有智能的单一测验，目前的需求很普遍。美国心理学家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甚至建议，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受试者的反应时间来判断智能：一组灯光亮了之后，根据接受测试者反应的快慢，就可以确定他智力的高低。英国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则建议智能的研究者直接观察脑电波。随着基因芯片的出现，许多人都期待着有一天，只要我们在特定的染色体上，看一下某一基因座位，然后读出这个人的IQ，就能信心十足地预言他的前途。

当然，还有更加精密复杂的IQ测试的变种，其中之一就是SAT。开始时它叫“学业能力测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它的首写字母形式未变，但含义改变了，现在叫做“学业评估测验”（ScholasticAssessment Test）。这两种考试都是与IQ测试目的相同的一种考试，分成语言和数学两部分。如果把一个人在考试中两部分的得分加起来，就可以判断或排列他在某一方面智能的高低（最近，写作和推理的内容被加入了这个考试之中）。例如专为天资优秀的学生开设的课程或举办的学历教育，就靠这种考试录取学生。如果你的智商超过了130，才能进入此种学校或班级就读。如果你的IQ是129，对不起，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这种判断人的智能的一元化观点，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有关学校的观念，我称之为“统一制式观念”（uniform view）。在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建立的“统一制式学校”（uniform school）里，每个学生都要学习相同的课程即核心课程，选择的可能性极少。只有较好的学生，可能就是智商较高的学生，才被允许选修需要批判性的阅读、计算和思考技能的课程。这些统一制式学校使用的评估方法，往往是类似SAT和IQ的各种考试，均由学生用纸和笔来完成。这些考试的成绩，可以将学生排列成令人可信的顺序，最聪明的和最有前途的学生被送进较好的大学。他们将来可能，仅仅是可能，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选拔方式对于一部分人的效果是好的，如对于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因为这种考试和选拔体系，有利于英才教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推荐。

这种统一制式学校看起来似乎很公平：毕竟对待每个人的方式都相同。但是许多年以前，它给我的感觉就是这种貌似合理的学校，实际上是完全不公平的。统一制式学校只挑选并重视某些种类的智能，我们在这里暂时称之为IQ或SAT智能。有时候，我也称之为未来法律教授的智能，就是约翰·豪斯曼（John Houseman）在电影《力争上游》中扮演的查里斯·金斯菲尔德博士（Dr.Charles W.Kingsfield）拥有的智能。你在这样的学校里能够取得好成绩，就很容易在IQ或SAT类型的测验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但我想谈的是对智能的不同看法，并介绍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学校的观点，这就是智能的多元观（pluralistic view of mind）。亦即承认存在许多不同的、各自独立的认知方式，承认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认知强项（cognitive strengths）和对应的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我还想介绍一种建立在智能多元化观点上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学校（individual centered school）模式。这种学校模式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在比内那个时代人们还不知道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如认知科学（思维的科学）和神经科学（脑的科学）的某些成就。这种学校模式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我称为多元智能的理论。现在，让我说明多元智能理论的起源和观点，以便在后面的章节中谈论它对教育的意义。

在我介绍这种观点之前，请读者首先从世俗的智能判断标准中暂时解放出来，让你们的思想自由地翱翔于人类所有的能力之中。说不定还需要换位思考，用从火星上来访的外星人的角度，思考智能的判断标准。在这个想象的实验中，你或许会被杰出的象棋大师、世界级的小提琴家、体育世界冠军所吸引，因为这些人的表现十分突出，确实引人注目。从以上想象的实验中，产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智能概念。这些象棋大师、小提琴家、体育世界冠军在各自的职业领域里是聪明的吗？如果是，为什么我们的智力测验无法辨认出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呢？如果他们不是聪明智慧的，那么是什么使他们取得了如此出色的成就？一般来说，为什么当代的智能结构理论无法解释人类的许多杰出表现呢？

◎智能是什么◎

智能最恰当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这是读者向我们提出最多的问题。的确，正是在智能的定义上，多元智能理论与传统的观点开始分道扬镳。按照传统的测量心理学观点，智能最具可操作性的定义，就是解答智力测验考试题目的能力。运用统计的方法，对不同年龄接受测试者的答案加以比较，可以从测验分数推断出他们的能力。不同年龄接受测试者在不同的测验中，所得到的成绩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这证明了人类的一般智能，随年龄、学历、经历的变化不大，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属性或能力。

另一方面，多元智能理论比传统的智能观念要复杂一些。我们认为，智能是一种计算能力——即处理特定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源自人类生物的和心理的本能。尽管老鼠、鸟类和计算机也具有这种能力，但是人类具有的智能，是一种解决问题或创造产品的能力。这些问题的解决和产品的创造，为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团体所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能够针对某一特定的目标，找到通向并实现这一目标正确路线的能力。文化产品的创造，则需要获取知识、传播知识，并表达自己的结论、信仰或感情。从构思一部小说的结尾，到下棋时预料每走一步棋的后果，甚至修补一床棉被，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理论、音乐作品甚至成功的政治竞选，都是上文所说的创造文化产品。

多元智能理论本身，就是按照生物在解决每一个问题时本能的技巧构建而成的。但我们所探讨的，只是人类普遍拥有的技能（再说一遍，我们与老鼠、鸟类、计算机不同）。即使如此，实际解决某种特定形式的问题时，生物的本能还必须与这个领域的文化教育相结合。如语言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技能，但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可能以写作的方式出现，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以演讲的形式出现，在第三种文化背景下说不定就是颠倒字母的文字游戏。

究竟怎样识别一种智能呢？我们认为，选中作为一种智能必须注意的是，既要有生物学的依据，又要考虑根据一个或多个文化背景来进行评价。在列出以下智能种类之前，我们曾参考了几个不同来源的证据：如有关正常儿童和超常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信息；脑损伤条件下认知能力受损的情况；对特殊群体如超常儿童或神童、白痴天才、患孤僻症儿童的研究成果；过去几千年人类认知进化的研究资料；文化交叉背景下认知的研究；心理测量学的研究，包括不同测试方法和手段结果相关性的研究；心理训练的研究，特别是不同学习能力的转化和普遍化的研究，制定了如下智能的判断标准，或者叫做“智能的判据”（criteria）。候选智能中，只有那些满足全部或大多数判据的，才被选中作为一种智能。以上全部智能判据的每一种，以及我们最初所提出的七种智能，在《智能的结构》一书中，特别是在第4章中，都有详尽的讨论。在那本奠基之作中，我也考虑到多元智能理论可能会遭到反对，所以将它和与之对立的智能理论加以比较。与此问题有关的进一步的讨论，出现在我的《重构多元智能》一书中以及本书的后续章节中。

除了满足上述判据以外，每一种智能都必须具有一种可以辨别的核心运作方式，或具有一组运作方式。就像以神经系统为模式设计的电脑系统一样，如果通过内部或外部特定信息的作用，人类的每一种智能都应该能够被活化或激发。例如音乐智能的基本能力特征，就是对于音高的敏感性；而语言智能的基本能力特征，就是对于发音和声韵的敏感性。

智能对于特定文化创造出来的符号系统，应该是敏感的。这个符号系统是捕捉、表达、传播信息的重要形式。语言、图画、数学就是三个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符号系统，它们对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是不可缺少的。能够被选做智能的，必然和人类所应用的符号系统有一定的联系。事实上，人类每一种核心计算能力（即处理特定信息的能力）的存在，必定伴随着现行的或潜在的符号系统的产生。而此符号系统对于使用发展那种能力，有很重要的意义。虽然有时可能某种智能无法用任何符号表示，但人类智能的基本特征也是能够具体化的。

◎最初的七种智能◎

简略地介绍了智能的特征和判据后，我现在分别讨论对每一种智能的思考，那些智能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来的。我在讨论每种智能时，首先摘录了在那种智能上表现突出的人物传记的一部分。这些被引用的传记中的描写，揭示了人物的某些能力。这些能力对于传记中人物自如地运用某种智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每一篇被引用的小传只说明一种特定的智能，但我们并不希望这暗示成人的智能运作是孤立的。事实上除了非正常的人，智能总是以组合的方式运作。任何有经验的成年人在解决问题时，都会运用多种智能的组合。在每一篇小传之后，我们还要评述不同的数据和资料，以支持每一种被挑出来的候选智能。

◎音乐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

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3岁时，被父母带去欣赏旧金山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音乐会上路易斯·帕辛格（Louis Persinger）美妙绝伦的小提琴演奏，深深地打动了小梅纽因，于是他向父母要一把小提琴作为自己生日的礼物，并且非要帕辛格做他的老师不可。他的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10岁时，耶胡迪·梅纽因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小提琴家。

小提琴家梅纽因身上的音乐智能，甚至在他还没有接触小提琴、尚未接受任何音乐训练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他对那种特殊声音的强烈反应，以及他在小提琴演奏技术上的飞速进步，表明他从生理上具备发展音乐智能的先天条件。从此类超常儿童得出的证据，使我们认为特定的智能有其生物学上的或先天的渊源，梅纽因就是一个例子。其他特定的群体，如患有孤独症的儿童，他们中有些人也能熟练地演奏乐器，却无法与其他人沟通，这同样证明音乐智能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下面再对有关证据做简单的分析，以进一步证明音乐技艺是一种智能。例如，虽然音乐技能不像语言技能一样，精确地定位于大脑的某一特定区域，但大脑的一部分，大约位于右半球，在对音乐的感知和创作上，的确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人的音乐才能受脑损伤影响的程度，与其所受音乐训练的程度和人与人的差异有关，但有证据表明，脑损伤的确会造成人的“失歌症”或一定音乐能力的消失。

在旧石器时代的社会里，音乐明显地起着重要的协调和统一的作用，连鸟儿的歌唱都具有与同伴联系的功能。从多种文化得到的证据表明，音乐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本能。婴儿智能发展的研究认为，在幼儿阶段确实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计算音高的能力。最后，我们说音符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清晰易懂的符号系统。简而言之，音乐才能是一种智能的概念，得到了不同来源证据的支持。虽然音乐技能不像数学一样被当作典型的智力技能，但它符合我们的智能的判据。不但根据智能的定义，而且从资料和研究结果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身体—动觉智能（Bodily 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15岁的乔治·鲁斯在一场比赛中担任接球手。因本队的投手表现不佳，贝比的棒球队面临败局，于是他嘲笑这名投手并大声指责他。他们的教练布拉泽·马赛厄斯（Brother Mathias）大声喊道：“既然这样，你来投球吧！”鲁斯听后十分吃惊，非常紧张，回答：“我从来没有投过球，我干不了！”但此时正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后来鲁斯在自己的传记中回忆道：“当我站到投球手位置的那一刻，感到在我和踏板之间，存在着奇妙的联系。我有点儿莫名其妙，似乎我就出生在那个地方，那块踏板是我的另外一个家。”正像体育运动史记载的那样，他后来真的成了大联盟的投球手（当然，他还是一个传说中的击球手）。

就像梅纽因一样，乔治·鲁斯也是一个超常儿童。第一次见到他的“乐器”时，他立刻就认出来了。请注意，这种识别发生在他接受任何的正规训练之前。

我们知道，身体的运动由大脑运动神经皮层来控制。大脑的每一个半球，都控制或支配相对的另外一半身体的运动。对于一个惯用右手的人，运动的支配部位通常在大脑的左半球。即使对于一个能够灵活自如地运动的人，在他不情愿的时候，命令他做同样的动作，其身体运动的能力也会减弱。这种特殊的运动失调症的存在，是身体—动觉智能的证明。

特定的身体运动，明显地有利于物种的进化。对于人类来说，这种进化就延伸到工具的使用。身体运动清楚地表明了儿童发育的时间表，不同的文化对此没有异议。因此，以上身体运动的知识符合判定一种智能的标准。

认为身体运动的知识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即智能，不那么好理解。的确，表演一个哑剧或打网球不同于解数学方程式，但使用自己的身体表达一种感情（在跳舞时）、从事一种游戏（在运动场上）或创造一种产品（设计发明），都是运用身体或身体认知的例证。解决某种需要身体运动的特殊问题，如击中一个网球，究竟需要哪些特定的基本能力，蒂姆·高尔威（Tim Gallway）总结如下：

球离开发球者球拍的一刹那，大脑就得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计算出：球大约在哪里着地和球拍应在哪里回击。这种计算包括判断球的初速度、使球减速的因素、风的作用和球的反弹等。同一时刻，大脑还要对肌肉下达动作的命令。不仅仅下一次命令，而是需要时时根据最新信息加以修正。肌肉必须配合，脚一移动，就得将拍向后拉，且拍的正面必须保持一个特定的角度。精确的击球点的位置取决于发出的命令，是要回击到对方球场的底线，还是让球刚好过网。大脑必须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分析对手的移动和平衡状况，做出回球的决断。为了接一个发球，你大概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做以上这一切事情。要每次都能击中球，似乎很不容易，但一般人往往都可以做到。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本身都具有非凡的创造性。

◎逻辑—数学智能（Logical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由于在微生物学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芭芭拉·麦克林托克1983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她在观察和推理方面的智力，表现出一种以逻辑—数学为形式的智能，这种智能通常被人们称为科学思维（scientific thinking）。她经历的一件偶然事件特别能说明问题。20世纪20年代，麦克林托克在康奈尔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时，曾遇到一个问题：虽然理论上预测有50%的玉米不结果，但她的研究助手在试验田里，却发现只有25%～30%的玉米植株不结果。这一不小的差异使她很困惑，因此而离开玉米地回到办公室，坐下来想了半小时，之后……

我突然跳了起来，跑回玉米试验田。刚到玉米田的地头（其他人在玉米田的深处），我就大喊着：“我发现了！我知道答案了！我知道30%的玉米不结果的原因了！”他们要我证明自己的结论。于是我坐了下来，拿出纸和铅笔飞快地写出草稿，而这些计算工作我刚才在实验室里一点也没有做。当时这项演算工作是如此之快，好像一下子就完成了，答案如泉水般喷涌而出。我一步一步地进行着复杂的推理和计算工作，最后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同事们看着计算结果，发现和我刚才说的完全相同。有了结论之后，我却感到非常纳闷——为什么我还没在纸上计算时就知道了结果？为何我对这个结果如此确信？

这件趣闻表明了逻辑—数学智能的两个基本点：第一，天资优异的人在解决问题时的速度常常快得惊人。如成功的科学家往往在同一时刻处理许多变量，或提出大量的假说，然后一一加以评价并决定接受还是放弃。

这一趣闻还表明了智能的非语言性：一个问题的答案在用语言表达之前，就已经得出了。事实上，这个解题的过程甚至对解题者本人，也可能是看不见的，有点儿像我们所熟悉的，在“啊！”一声惊呼后恍然大悟。但这并非暗示此种现象是神秘的，或只能凭直觉而不可预期。恰恰相反，这种情况发生在某些人（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身上不是偶然的。我们将这种现象解释为逻辑—数学智能的作用。

逻辑—数学智能和语言智能加在一起，是智商测试的主要基础。传统心理学家对这两种形式的智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与研究，认为它们是“原始智能”，可以跨越不同领域或专业解决问题。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麦克林托克所描述的，她获得有关逻辑—数学问题答案过程的准确机理，至今仍没有人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恰当解释。

这种智能同样可用我们的经验判据证明。大脑的特定部位与其他部位比较起来，在数学计算方面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近来脑科学的研究表明，位于额骨颞颥叶的语言区域，对于逻辑推理更重要。而位于顶骨前叶的视觉空间区域，则掌管数字计算的功能。一些白痴天才在其他很多领域里表现了可悲的无能，但在数学计算上却有可能十分出色。儿童中数学天才的例子是很多的，多年以来，让·皮亚杰和许多心理学家已经认真地研究和总结了儿童在这种智能上的发展。

◎语言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

10岁的时候，托马斯·艾略特创办了一份名为《壁炉旁》的杂志，他是这本杂志的唯一撰稿人。寒假中，他在三天时间里出了8期。每一期杂志里都有诗歌、探险小说、随笔和幽默故事，其中一些流传至今，展示了诗人的特殊天才。

和逻辑—数学智能一样，把语言技巧称为智能，合乎传统心理学的观点。语言智能的存在，也通过了我们的经验判据的检验。例如大脑的一个特定区域，通常称为“布洛卡区”（Broca），负责产生合乎语法的句子。这个区域受到损伤的人，能够很好地理解单词和句子，但除了最简单的句子以外，他们不能将单词组合成句。与此同时，这些人的思维过程可能完全不会受到影响。

天生具有语言能力，对于人类是共同的。令人吃惊的是，儿童语言能力的进展，在各种文化和社会中都是一致的。即使是没有接受过哑语训练的聋哑儿童，也会发明他们自己的手语并悄悄地使用。我们因此可以看出，这种智能是独立的，与特殊的学习方式或传播渠道无关。

◎空间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

加罗林群岛（Caroline Islands）的土著居民在航海时不用仪器，他们除了依靠星座和视线中出现的岛屿来确定船舶的位置以外，气候的特点、海水的颜色都是他们判断地理方位的依据。每一次航行都被分解成多个较短的旅程，而航海者清楚在每段航程中星座的方位。在实际航行中通过每一个岛屿时，航海者的脑中就出现一幅地图，并在图上计算已经走完了多少旅程，还剩下多少旅程，方向还要做哪些修正。航海者在旅途中可能无法真正看到这些岛屿，但脑中必须有它们的位置。

解决空间位置的问题，如航海和使用有标记的地图，都需要空间智能。其他与空间位置有关的问题，如下棋和想象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物体的形状，也是如此。视觉艺术同样是空间智能的一种运用。

从大脑研究所得出的证据非常明确，很有说服力。经过长期的进化，正如大脑的左半叶掌管习惯使用右手的人的语言功能一样，这些人大脑的右半叶掌管空间位置的判断。大脑右后部位受伤的病人，会失去辨别方向的能力，易于迷路，其辨认面孔和关注细节的能力明显减弱。

大脑右半叶特定部位受伤的病人，总是试图用语言技巧来弥补空间智能的缺陷。他们尽力大声辩解，主动提问，甚至拼凑答案，但这些非空间的策略，很难成功地解决有关空间的问题。

以盲人为例可以说明空间智能和视觉能力的区别。一个盲人能够通过间接的方法来判断物体的形状：他们用手沿着一个物体的边缘以固定的速度摸过去，根据所用时间的长短，计算出物体的大小。盲人的触觉系统，相当于普通人的视觉系统。盲人的空间智能与聋哑人的语言智能极具相似性，值得我们注意。

视觉艺术的各个领域很少出现超常儿童，但也有如娜迪娅那样的白痴天才。尽管患有十分严重的孤独症，这个学龄前儿童却能画出极精确、细致的图画来。

◎人际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基本上没有受过正规的特殊教育、几乎是盲人的安妮·萨利文（Anne Sullivan），开始承担起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教育失聪又失明的7岁女孩海伦·凯勒。由于海伦对外部世界感情上的对抗，安妮试图和海伦交流的努力很难奏效。以下是她们第一次一起进餐的情景：

安妮不允许海伦将手伸进自己的盘子里去取她想要的食物，而海伦和她的家人在一起时，已经习惯了这样做。因此与安妮的第一次进餐成了意志的较量：海伦的手一伸进盘子里，就被安妮坚决地推开。海伦的家人为此很不高兴，离开了餐厅。安妮把房门锁上，继续用餐。海伦干脆在地板上又踢又闹，推拉安妮的椅子。半小时以后，海伦绕着桌子找她的父母，却发现没有人在那儿，这使她感到迷惑。最后，她只好坐下来开始吃早餐，但却用手。安妮给她一把勺子，却被哗啦一声扔到地上，于是意志的较量又重新开始。

安妮·萨利文对海伦行为的反应很敏锐。她在给家人的信里说：

我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既要规范和控制她的行为，又不能伤害她的心灵。我起初只能非常缓慢地、一点一点地进行，并试图赢得她的爱。

两周以后，第一个奇迹发生了。安妮将海伦带到家庭住所附近的一个小木屋里，以便两人可以单独生活在一起。经过7天的相处，海伦的性格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治疗生效了。安妮写道：

今天早上我的心在快乐地歌唱，奇迹发生了！两星期前那个粗暴的小生命，已经变成了温顺的小女孩。

仅仅又过了两星期，海伦首次突破了语言障碍，开始学说话，她的进步神速。产生奇迹的关键，是安妮具有看穿或洞悉海伦内心世界的眼光。

人际智能的核心能力，是留意其他人之间差异的能力，特别是观察他人的情绪、性格、动机、意向的能力。按照更高的要求，就是能够看到他人有意隐藏的意向和期望。我们可以在宗教和政治领袖、教师、心理咨询专家和孩子家长的身上，观察到复杂微妙的人际智能的高级形式。海伦·凯勒和安妮·萨利文的故事，说明这种智能不依赖于语言。

大脑研究报告一致指出，大脑前叶在人际关系的知识方面起主要作用。这一区域的损伤，虽然不会影响解决其他问题的能力，但会引起性格的很大变化。这一区域受伤以后，人们会认为伤者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

阿茨海默氏病（Alzheimer’s disease）是一种早年痴呆症，表现为后脑部位受到伤害以后，患者的空间辨认、逻辑推理、语言运算能力大大减弱。但患阿茨海默氏病的病人能经常保持良好的风度和举止，并会为他们所做的错事频频道歉。与此相反，皮克氏病（Pick’s disease）是由于大脑前叶受损而出现的另外一种早年痴呆症，患者会失去彬彬有礼的风度。

人际智能还有另外两个被人引用的生物学例证，均为人类所独有。一是灵长类动物有较长的婴儿期，对母亲有强烈的依附。在早期发育阶段失去母亲的个体，正常的人际智能发育将受阻，这是很危险的。二是对于人类来说，社会交往很重要。在史前社会里，狩猎、陷阱、宰杀动物都需要许多人的参与、合作，团体的凝聚、领导和组织，都很自然地遵循这一原则。

◎自我认知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

弗吉尼亚·伍尔芙以日记的形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往日随想》，专门谈到“生活的花絮”，即生活中所发生的琐碎事情。在这些事情中，有三件很特别，给她的童年以深刻印象：和弟弟打了一架、在花园里看到一朵奇怪的花、听到一位过去的来访者自杀的消息。

这三个难忘的时刻即使我不想到它们，也会悄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我第一次把它们记录下来，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体会。其中两件事的结尾令人绝望，另一件的结果还算让我满意。

听到那个人自杀的消息，恐怖的感觉使我浑身软弱无力。但是看到花的那一次，我发现了一个战胜敏感和怯懦的方法，我不再感到软弱了。

虽然惊吓产生的震撼在我身上仍然存在，但现在我对此已能欣然接受。在一次受到惊吓之后，我总是觉得这种经历特别宝贵。我因而猜测正是这种承受惊吓的能力，使我成了作家。我大胆地对此做出这样的解释：因为我受到惊吓之后，立刻有将一切记录下来的欲望。我感到好像受了打击，但事实上没有。我像小孩子一样，想象这打击来自藏在日常生活琐事后边的对立面，它就是，或将是某一哲理的闪现，是生活表面现象后面某些真实事物的标记。于是我将其组成句子，写出它的本质。

以上引文生动地说明了自我认知智能——就是有关人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认知：了解自己的感情生活和情绪变化，有效地辨别这些感情，最后加以标识，成为理解自己和指导自己行为准则的能力。具有较好自我认知智能的人，脑中有关于自己的一个积极的、可行的、有效的行为模式。因为这种智能的隐私性，如果观察者想探测的话，就需要有来自语言、音乐或其他显性智能的证据。在以上引用的短文中，语言智能就用来表现自我认知智能，它使智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化了。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后面还要讨论。

我们已经熟悉的判断智能的8项标准，也同样适用于对自我认知智能的确认。大脑前叶对于每个人性格的变化和自我认知智能，也像对于人际智能一样，起着重要的作用。脑前叶的下部区域受到伤害，很可能造成性格的易激动、易烦躁或欣快。脑前叶上部区域受到伤害，则可能形成冷淡、散漫、迟钝、漠然等沮丧人格的特征。此时，脑前叶受伤者的其他认知能力大都保持不变。可失语症患者就不同。有些失语症病人后来恢复到能够诉说他们的经历时，我们发现了十分相同的结果：虽然这些病人的敏感程度有所降低并对此感到沮丧，但绝不认为自己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们知道自己的需求和愿望，竭尽全力想得到它。

患有孤独症的儿童，是自我认知智能受损的典型例子。这些儿童有时虽然无法自我表达，却多半在音乐、计算、空间判断或机械工程等领域里，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才能。

自我认知智能很难找到生物进化方面的证据。我们推测可能因为它是一种超越了生存本能的智能。但对于今日已不必时刻为生存担忧的人类来说，这种智能却越来越为人们所需要。

总而言之，与人际智能和自我认知智能有关的能力，都已通过了确认智能的判据的检验。这两种智能所拥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个人和集体都很重要。人际智能使人能够了解他人、更好地与他人一起工作。自我认知智能则可以使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处理自己个人的问题。在个体的自我意识中，人可以感到人际智能和自我认知智能的融合。的确，自我感觉和认识是人类最神奇的发明，是所有与个人有关信息的象征，也是使所有人自我完善的发明。

◎新确认的智能◎

在提出多元智能理论之后的第一个10年里，我抵制了改变此理论的任何企图。很多人提出建议，希望增加候选智能，如幽默智能（humor intelligence）、烹调智能（cooking intelligence）、性智能（sexual intelligence）。我的一个学生甚至略带嘲讽地认为：我绝不会承认那些我本人缺乏的智能。

但是两件事让我开始考虑其他智能的存在。有一天，我对一些研究科学史的学者阐述多元智能理论。我的演讲结束后，一名小个子的年长者走近我并说：“应用你提出的那7种智能，你永远也解释不了查尔斯·达尔文。”这位评论者不是别人，正是恩斯特·迈尔。他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进化论权威。

另外一件事，就是人们频繁地宣称存在精神信仰智能（spiritual intel-ligence），有时人们还说我已经确认了精神信仰智能。事实上，这两种传说都不确实。但是，这些经历的确促使我考虑是否存在着博物学家智能（naturalist intelligence）和精神信仰智能。

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论。第一种情况，博物学家智能的存在拥有令人吃惊的确凿证据。像查尔斯·达尔文、爱德华·欧·威尔逊那样的生物学家和约翰·詹姆斯·奥杜邦、罗杰·托里·彼得森那样的鸟类学家，在辨认和区分不同的物种时是十分杰出的。具有高度博物学家智能的人，看到植物、动物、山峦或者不同形状的云朵时，根据它们在生态学中的位置，善于敏锐地将它们加以区分。这种能力不仅仅依赖于视觉，对于鸟类的歌唱和鲸鱼的叫声的感知，取决于人的听觉系统。荷兰博物学家海拉特·韦梅耶（Geermat Vermij）虽然是个盲人，却能靠触觉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

用衡量智能的8个判据检验，博物学家智能也与之符合得很好。对于这种智能来说，它具有的核心能力，就是辨认动植物一个种属中成员的能力。进化史上存在这样的例子，动物中某个幸存物种生存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们善于辨认同类并躲避肉食动物。在博物学家的世界里，儿童很容易区分不同的物种。的确，一些5岁的孩子，比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更善于辨认区分不同种类的恐龙。

应用文化的或者脑科学的“棱镜”检验博物学家智能，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今天在发达国家，很少有人依靠博物学家智能生存。我们只要简单地前往杂货店购物，或者用电话和互联网采购所需物品就够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消费者的文化，仍然建立在博物学家智能基础之上。因为博物学家智能拥有的，是我们需要的能力，包括我们看中的是这一辆汽车而不是其他汽车的能力，我们挑选的是这一双旅游鞋或者手套，而不是其他类型的鞋或手套的能力。

人类个体大脑损伤的研究，也提供了有趣的证据。有的脑损伤病人仍然能够辨认并说出无生命的物体，却失去了辨认有生命物体的能力。与此相反的情况要少一些，那就是有的脑伤病人能够辨认并命名有生命的活体，却失去了辨认人造物体的能力。以上这些能力，可能包含着不同的知觉机理，建立在不同的经验基础上（欧几里得几何学在人为的世界中得到应用，却不能在自然界中通行；我们在与无生命的物体或者工具打交道时，与和有生命的物体打交道时的感觉也完全不同）。

我对有关证据的调查，并不能明确地肯定精神信仰智能的存在。可人们对宗教和神灵，却坚信不疑。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当代美国人），认为与神灵沟通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体验之一。很多人认为精神信仰智能不仅存在，而且的确代表了人类的最高成就。其他人，特别是爱好科学的人士，则从未认真地讨论过精神信仰智能或灵魂这类问题。很明显，这类问题带有神秘主义的味道。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特别是科学家们，对于上帝和宗教持怀疑主义态度的原因。当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肯定精神信仰智能或者宗教智能时，我的托词是：“如果我这么做，也许会使我的朋友高兴，但却会使我的对手更高兴。”

但托词并不能代替学术观点。因此我花费了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细心研究，寻找证据，试图肯定或者否定精神信仰智能的存在。我的结论是，至少在两个方面，它与我们关于智能的概念差距很大。首先，我认为智能和人类个体生活中有关现象学的体验，是不应相互混淆的。对于大多数观察者来说，有关神灵的感应，来自特定条件下内心的反应。例如，与这个世界上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或者神灵接触时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此。这种感觉可能使人感到惬意，但这对于某一种智能的确定，我不认为有什么意义。一个具有很高程度数学智能的人，快速解决课程中的困难问题时，也可能会感到惬意。但即使他没有上述现象学的反应，只要是具有相同的数学智能，就能如此。

其次，对于很多人而言，神灵的感应一般与宗教信仰，或者与对上帝的信仰有关，甚至可以来自一种对特别的信念或教派的忠诚。下列说法：“只有真正的犹太教徒、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新教徒才是拥有精神灵魂的人”，就明确地或者也可以说是含蓄地表达了这一信息。这种必要条件，使我很不舒服，也与我们最初关于智能的判断标准即判据相距甚远。

虽然精神信仰智能无法满足我关于智能的判据，但是与精神有关的一个层面，却似乎够格成为有希望的智能。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存在智能（existential intelligence）——有时被人叫做“大问题的智能”（the Intelligence of Big Questions ）。这个候选智能的基础，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倾向，那就是思考与人类自身存在的有关问题。人类自身的存在问题包括：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会死？我们从哪里来？什么将在我们身上发生？什么是爱？我们为什么要发动战争？我有时认为，这些问题超越了感知的范畴。这些问题可以说要么太大，要么太小，都不是我们的五个主要感官系统能够觉察出来的。

有点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按照我们关于智能的判据检验，“存在智能”相当符合。的确有一些人，如哲学家、宗教领导人、给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家，使存在智能高度地具体化了。有关存在的问题，出现在每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里，如在宗教、哲学、艺术、更世俗的故事、闲聊以及每日生活的媒体展示中。在任何社会中，只要具备允许发问的环境，虽然总是得不到直接的答案，孩子们从小还是会提出有关存在的问题。此外，孩子们喜欢的神话或者关于仙女的传说，也证明了存在问题的魅力。

我至今仍然在犹豫，没有宣布确认存在智能的原因，是因为还存在着最后一点考虑。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证据，说明大脑中有相关的部位，来运作这种与深刻哲学思考有关的智能。可能大脑中有一个区域，例如在大脑颞颥下叶的部位，对于处理这种大问题是关键性部位。然而，存在问题有可能只是更广范围的哲学思考的一部分，也有可能仅仅是人类个体因为日常生活中情感负担过重，无病呻吟所提出的问题。在后面的论述中，也可能是由于我的保守本性，决定了我在将智能的第九把交椅给予存在智能时，表现得很谨慎。虽然我过去的确谈论过这个智能的候选者，但是为了对费德里科·费里尼导演的著名电影的赞赏，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仍将继续只承认八又二分之一种智能。

◎多元智能理论的独特贡献◎

作为人，我们大家都拥有以上所有的技能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以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以发现这些问题的背景，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得到的有文化意义的产品，作为调查研究的开端。我们讨论智能时的基本出发点，并非将它们当作解决任何问题都需要用到的人类的能力，而是从人类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始，再回到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智能。

在确定人类所拥有的智能种类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来自大脑的研究、人类的发展和进化，以及对不同文化的比较等方面的证据。那些智能的候选者中，只有在以上各不同的方面都能找到可靠的证据，才能最终被确定为一种智能。我们的方法与传统的方法不同，事先并不认为哪一种候选能力一定是智能。我可能选中后又放弃，这使得确认智能的过程令人激动。在传统的智能研究方法中，根本没有使用实证资料做决定的机会。

我们同时认为，人类的上述智能，也就是这些多种多样的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彼此独立存在的。大脑损伤病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某一种能力丧失的时候，其他能力可能完好无损。智能的这种独立性，意味着即使一个人有很高的某一种智能，如逻辑—数学智能，却并不一定拥有同样程度的其他智能，如语言智能或音乐智能。这些具有独立性的智能，和传统方法测量出来的IQ有明显的差别。根据传统智力测验的规律，不同测验方法所得的结果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我们因此怀疑，产生如此高度相关性的原因，在于智力测验的题目往往都需要运用语言和数学逻辑的能力，才能快速给以解答。我们相信，如果采用情境化的适当方式，来考查人类解决问题时所运用的各种不同技能，这种相关性就会大大降低了。

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个成年人只有一种智能可以达到辉煌的境界。但事实上几乎具有任何程度的文化背景的人，都需要运用多种智能的组合来解决问题。因此，即使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如拉小提琴，也并非孤立地单纯依靠音乐智能就能完成。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小提琴家，除了音乐智能外，还需要身体—动觉的高难度技巧。对他来说，还需要人际智能以便和听众沟通，直至选择合适的经纪人，说不定还需要自我认知智能。舞蹈需要不同程度的身体—动觉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和空间智能。政治则需要人际智能、语言智能，也许还需要一些逻辑方面的能力。几乎具有任何文化背景的人，都如上所述，需要多种智能。因此，承认每个人都是具有多种能力组合的个体，而不是只拥有单一的、用纸和笔可以测试出来的解答问题能力的生命个体，显得十分重要。

虽然我们所定义的智能种类并不是很多，但正是通过这些智能的不同组合，创造出了人类能力的多样性，也许就是“整体大于部分相加之和”的原因吧！一个人可能在任何一种智能上都没有特殊的天赋，但如果他所拥有的各种智能和技巧被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说不定在担任某一个角色时就会很出色。因此，当前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评估众多技能的特定组合，以便指出被评估者最适合的职业和副业是什么。

简而言之，多元智能理论导出了以下三点结论：

◎我们大家都拥有以上所有的智能。从认知的角度上说，正是这些智能使我们成为人。

◎没有两个人——甚至同卵双胞胎都不会拥有一模一样的智能轮廓。因为即使基因物质来自同一个卵子，出生后的人类个体也会有不同的经历（同卵双胞胎对于将他们自己相互区别开来，常常有很高的积极性）。

◎拥有某方面很高的智能，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行为具有很高的智慧。拥有高度数学智能的人，能够运用他的能力从事重要的物理学实验工作，或者进行新的复杂的几何证明，但是他也可能浪费了自己的能力，整天计算彩票的中奖率或者在脑中做10位数的乘法运算。

所有以上这些观点，都与人类智能的心理学有关。多元智能理论希望能对此学科做出贡献。但是，这些观点也理所当然地提出了大量教育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加以讨论。

◎结论◎

我相信，我们的社会目前承受着三种偏见带来的危害，我给这三种偏见分别起名为“西方主义者”（westist）、“测试主义者”（testist）和“精英主义者”（bestist）。“西方主义者”，就是那些将西方文化当作偶像来崇拜的人，这些人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苏格拉底时代。当然，逻辑思维很重要，推理也很重要，但它们不是唯一的思维方式。“测试主义者”的偏见，在于只重视人类可以测量出来的能力及其考试方法。如果某种能力无法测量，就认为这种能力不重要。我的看法是，对人的智力评估应该比现在更广泛、更宽松和更人性化，心理学家应少花些时间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而多花些时间帮助他们。

“精英主义者”可参考大卫·哈尔波斯达姆（David Halberstam）所著的《最优秀的和最聪明的》（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一书。书中讽刺地提到的精英分子，就是当年被带到华盛顿并帮助约翰·肯尼迪总统，将美国推入越南战争的哈佛大学的教授们。有些人认为对于给定问题的所有答案，都应该按某种确定的方法如数学逻辑思维的方法得出，而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目前流行的关于智能的观念，应该用更加综合、更加全面的看法予以更新。

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并开发各式各样的智能和智能组合。人与人的差别，主要在于人与人所具有的不同智能组合。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较好地处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果我们能调动起人类的所有能力，人们就不仅仅是更有能力或对自己更有信心，而且会更积极、更投入地为整个团体甚至整个社会的利益工作。如果我们能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类的全部智能，并使之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就能增加我们继续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的机会，进而为世界的繁荣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