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自序：引子与回旋(1)
——自我互文与意识推进
在编定这本新的文集之前，我要先写出一篇简短的序文来，以解释自己写作的一个原本是微不足道的特点，——然而它却既构成了这些文章的某种标志，从中也可以见出我自己平生的一点追求。
就在最近，又有一位爱读我这些文章的朋友写信过来，谬奖我是“最会也最敢”进行“自我引证”的。——不过，说“最会”我自是不敢当，说“最敢”却又太自负了吧？所以照我说，只是养成了一种改不掉的积习：只要能回想起在哪个问题上，自己早已白纸黑字地、心劳日拙地论述过了，那么，哪怕那段话只是藏在往日的电邮中，我也很想再把它寻找和引证出来，说明这个问题已被自己认真思考过了。
这种无意间留下的积习，好像还形成得相当之早。记得那还是在1980年代，周国平想让我写篇有关叔本华的文章，收到他那本《诗人哲学家》中去，此兄就曾专门写信来提示我，注意少引点儿自己的“经典著作”。——这当然只是一句玩笑话，因为他这里所讲的“经典著作”，只不过是我早年的那本“处女作”，其中正好也讨论过叔本华的思想。由此回想起来，朋友们对于我的这种习惯，大概在几十年前就有了解吧？
陈来兄也就此跟我交换过看法，委婉提出我这种写法至少是“不合常规”的，而我对此当然也坦率地予以承认。只不过，再等碰到了某个旧有的节点，它既构成了哪篇新作的学术环节，而眼下却又不能把它论述得更好，那么，除了把以往的思考老老实实地引证出来，我还是不知道如何是好。虽则说，既然这些文字原是自己写的，那么，即使再把它依样复述一遍，不去打上引人注意或授人以柄的“引号”，也并不算违反任何学术的纪律，可是，我偏偏不愿随这样的大流，——因为我几乎是从一开始，就从这里边看出了不无可怕之处的，会让思想疏懒甚至堕落下去的危险。
事实上，已经有太多的人早在这么做了！跟那些公然的剽窃行为不同，这些人大概还不致去抄袭别人；可他们千真万确、切切实实地，就是在不断地重复着自己，甚至只凭着同一种人所共知的意思，就能不厌其烦地生产出大批论文来，以掩饰自身创造力的减退乃至枯竭，也顺便来应付一下好大喜功的上峰，以便再从那里讨得皇粮和封赏。——既已置身在如此恶劣的世风中，我就更要把以往的思考都给标示出来了，以便在新的作品中可以和盘托出，让读者们知道哪些想法是自己新近萌生的，而哪些想法则只是以前想起来的。
当然，这种“不合常规”也未必就能普遍适用，不然的话，只怕它又要变成一种新的“常规”了。我无非是觉得，如果不考虑太多外在的清规戒律，那么，它至少还是适于我本人的内心状态的，尤其是，它适于我现在这种越来越放松且越来越流利的写作状态。我甚至觉得，实则孔子所讲的“学而时习之”和“温故以知新”，大约也就应当是这种样子，——也就是说，每次阅读都必须要有所突进，每次思索又必须要有所回顾，而这种在意识深处的回环往复，也正好意味着心智开展的健康过程。
难免遇到尴尬的是，在这类的回味与反刍中，尽管每一次惊喜的发现，都曾经在认识上有所推进，可过些时日再来不经意地回看，却又总会难免遗憾地发现，其中仍然留下了很多未尽之意。不过反过来说，也正是在这片新打开的天地中，自己以往所发出的那些思考，偏又意外地获取了新颖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自己所进行的每一次自我回顾，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自我引证，都是要在新开的知识疆土中，赋予那些引文以更多的、以往未曾包含的意义；而这种解释学意义上的自我阐释，也正说明心灵要在“必要的张力”中，保持着可控和可欲的开放。
既然这样，也不管人们是否要“知我罪我”，为了预先就提出某种借以搪责的理由，我都要把这种别有考虑的“自我引证”，形容为我已讲过的所谓“自我互文性”——
我就此给出的自我辩解是：就算从消极的角度来讲，这样做也是在希望，这种跟自己昔日作品之间的特殊的互文性，至少也可以作为具体的人生轨迹，记录下一个坚持思考了几十年的、活生生的生命；而若从积极的角度来讲，这样做更是在希望：那些被援引过来的旧有的段落，一旦被拉进更上一层的构思之中，也便可以在崭新的语境与框架下，获得它始料未及的新颖意义。[1]
而进一步来反思，暗中在推动着这种意识发展的，当然还在于潜藏在自己心底的，肯定只能是到死方休的求知欲，——也就是说，正由于童年遭逢了“文革”的赤焰，难得能碰得到值得一读的好书，我便养成了作为心理反弹的，对于阅读活动的饥渴要求。虽然读到了现在的份上，已经有人在网上夸张地表扬，说跟我聊聊天会感觉我是“没有死角”的，可我仍然是“自家有病自家知”，深知自己在学识上的各种局限，并且一直都在引这一点为耻。——实际上，也正是部分地为了雪耻，尽管已经把书读了几十年，而且也已经读过了60岁，我每天仍要夜读到更深时分，还经常会在万籁俱寂之时，为了自己刚刚弄懂了某种道理，而它看起来又是如此重要，惊出了一脑门子的冷汗！
由此说来，如果以那句“狐狸知道很多事，刺猬知道一件事”为标准，那么，至少从我个人的本意出发，我是想要当一只思想“狐狸”的。也正因为这样，我才会在以往的文章中写道：
伯林正是借助于这么个比喻，向我们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某种精神性格的丰富侧面，它好奇、博学、贪心、试探、存疑、机敏、善感、警觉、胆小、惊悸、易变、随兴、温和、节制、妥协、退让、散漫、慵懒、讨巧、饶舌、幽默、嘲讽、现实、现世、世俗、人文……而且唯其如此，这才是一只既有复杂内涵又有难逾局限的正在思想着的狐狸。[2]
很显然，在对于狐狸的这许多形容语中，有不少应属于我自家体贴到的。
可有意思的是，无意间我竟又从网上胡乱读到，有人反把我说成了思想的“刺猬”，尽管又只是一只所谓“狐疑的刺猬”，或者用那位作者的原话来讲，是“一只小心翼翼行进在平衡木上、始终保持狐疑态度的刺猬”[3]。对于此语，我先是感到有点愕然，可过后再仔细寻思一下，又觉得如果在“无论知道多少事，还是为了一件事”的意义上，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表示认同。——也就是说，无论自己这辈子读过多少书，写过多少书，编过多少书，毕竟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在不断的阅读与反思中，去步步为营、渐入佳境地打开自己的心智。
不待言，凡是只能照这样子去发展心智的人，即使还不算什么“天资愚钝”之辈，也绝不会是凡事都能“生而知之”的吧？所以让人沮丧的是，要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只怕自己还是当不成那只“刺猬”的。我觉得，那样的学者简直都不必再学习什么了，甚至也不必再去知道“很多事”，就能自信已经一把抓准了“一件事”。正因为这样，我才明确地区分过两种阅读的方式，而其中的一种，正属于——
学究式的钻牛角尖，它坚持以还原主义的固执态度，沿着文明的脉络去反向寻踪，以为准保能找到最本源的解答，而忘却了历史从来都充满偶然，根本就不可能命令它重演一次。[4]
当然无论如何，敢于这样做也会有它的优点，那就是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从而避免了内心的杂音与纷乱。
相形之下，作为内心充满“狐疑”的狐狸，就没那么幸运了，而必须在“坐拥书城”的同时，也去接纳由那些砌起城墙的书本所发出的、彼此间又并不合拍的信息，正如我紧接着上文又写出的、也同样有过亲身经历的描述：
它基于现存语境的麻烦与问题，向着内心原本已很复杂的意识，又不断叠加刚刚获得的文化信号：“哈——！这个看法很有点儿意思，值得记下来去慢慢回味，看看跟以往的想法能否合拍……”在这样的阅读心态中，当然也就要容忍一定的杂乱、脱节与朦胧，绝不可能只根据一个新加的片段，便马上就对以往的知识全盘洗牌，否则就只能表现为一种“思想的洁癖”——经由冒失的一洗再洗，把自家头脑不断地“格式化”，直至单薄和偏激得近乎白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