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豪放词派

苏轼一生的政治道路很坎坷。在朝任官期间，正值王安石变法，他要求改革弊政，但主张变法不宜过于激烈，反对急于求成，由于建议未被皇帝采纳而请求外调。苏轼在外任官期间，一些官僚趁机从苏轼诗文中罗织罪状，将他逮捕入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苏轼被重新起用，因反对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完全废除新法，先后被迁到杭州、颍州、扬州等地任官，任职期间曾减赋赈灾，抗洪保堤，整饬军纪，加强边防，政绩很突出。绍圣元年（1094年），新党得势，苏轼再次成为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州）。直到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轼才遇赦北归，一年后在常州逝世。

苏轼是豪放词派的创始人。豪放作为文学风格，始见于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杨廷芝在《诗品浅解》中将“豪放”解释为“豪迈放纵”，“豪以内言，放以外言，豪则我有可盖于世，放则无物可羁乎我”。可见豪放词气度超拔，不受拘束。豪放派的特点，大体上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来写词，善于运用典故，不受音律束缚，气势恢弘雄放。作为豪放派的始创者，苏轼突破了词必香软的樊篱，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体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从现存的作品来看，苏轼对词的革新是多方面的。

有词以来，文人多用它来描写男女恋情，渲染离情别绪，“词为艳科”是人们的固定观念。苏轼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等传统题材，而且还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的意境，增强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他以雄健的笔力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如《沁园春·孤馆灯青》写青年时代的政治抱负；《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写贬谪后孤高自赏不肯随波逐流的情绪；《满江红·江汉西来》即景怀古，借用祢衡的遭遇来暗喻愤懑不平的感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这些词作都很有个性。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以清新隽秀的语言，生动描绘了农村生活的景象，刻画了黄童、白叟、采桑姑、卖瓜人等各式各样的人物，描绘了一组富有生活气息的农村风俗画。

苏词在笔力和体制上都有所创新。他以写诗的豪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雄健激昂，达观潇洒。咏史时长啸“大江东去”，抒怀则沉吟“鬓微霜，又何妨”，怀友时放歌“有情万里卷潮来”，写景则渲染“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饮酒时高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的词集中表现了豪放派的特点，王士祯评价苏词“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苏轼还把陶渊明《归去来辞》改写成《哨遍》，将韩愈《听颖师琴诗》改写成《水调歌头》，在词体上堪称创制。

在语言和音律上，苏词也有新意。苏词语言大多吸收诗赋词汇，并把口语融会其中，不仅激扬顿挫，而且清新质朴，改变了以往词人镂金错采的风格。苏词还时常突破声律的限制，追求自由无拘的形式。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说：“居士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豪放杰出，自是曲子内缚不住者。”（《复斋漫录》）李清照说苏词“皆句读不协之诗耳”。实际上苏轼的《蝶恋花》《贺新凉》等在当时都广为传唱，宋代词评家也赞赏《水龙吟》“声韵皆婉”（《曲洧旧闻》）、“全章妥溜”（《词源》），这些都说明苏词并不忽视音律，只是更重视词的文学价值。

豪放派主要作家除苏轼外，同时代的还有王安石、贺铸等。宋朝南渡之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得到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干、陈亮、刘过等人都写豪放词，豪放词派蔚然成风。南宋词人辛弃疾直接从苏词中得到启发，用词抒发爱国之思，提升了词的思想高度，形成苏辛词派。豪放派的出现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结束了婉约派风靡词坛的局面，开创了新的天地，把词从柳荫花下带到了山川河流、农舍阡陌的广阔天地，战士、郡守、渔夫、浣衣女、莲娃等各类人物形象也进入了词的描写范围。这些都大大拓展了词的表现空间，加强了词反映生活的功能。由于内容的扩大，带来了形式上的变化，豪放词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声律的限制。在词的文学性和音乐性上，豪放派词家更重视其文学性，为了达到文学上的效果，他们“不善剪裁以就声律”（陆游《老学庵笔记》）。因此，也出现了一些过于平直甚至粗糙的作品。但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派别，豪放词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宋、金直到清代，写作豪放词的作家历来都大有人在。由于苏轼等人的倡导，豪放派形成一个巨大的流派，与被视为正宗的婉约派“并行而不能偏废”（《四库提要·东坡词》），成为古代词坛的两座奇峰。

（卢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