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力量大似天(6)
蒋介石及其党羽的这些举动，理所当然要遭到武汉方面的反击。4月1日，武汉政府发出通告，免除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对蒋介石而言，军职比其他职务更加重要，他对此可谓气急败坏。
蒋介石是革命党人出身，凡事都要给自己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如果只是个人的进退出处，不可介意，但这是关系到党与国家的问题。”那调调，仿佛他蒋某真成了党与国家的希望，瓷娃娃一般，碰都碰不得了。
蒋介石随后向全国发出声明：“革命责任，不容推诿，誓必自责，完成北伐。”也就是说你武汉政府要我下台，老子偏不下，你能拿我怎的？
至此，武汉政府和蒋介石已完全处于对立状态。
4月2日，蒋派在上海龙华召开“清党”会议，应蒋介石之邀来沪的李济深、黄绍竑均出席了这次会议。黄绍竑是新桂系要员，自然和李宗仁、白崇禧一个鼻孔出气。李济深虽曾以国民党左派自居，且与蒋介石不睦，但他是新桂系的后台，新桂系的李、白既然已与蒋介石结盟，他也就很自然地改变立场，与蒋介石坐到了一条船上。
不过到此时为止，对于要不要“清党”，蒋介石仍显得举棋不定，他倒不是不忍下手，而是认为对付共产党尚无把握。白崇禧见状站起来，厉声说：“你们怕共产党，我不怕，你们不干，我白某人一个人也要干。我马上就要从我的防区内杀起！”
白崇禧这番杀气腾腾的话，立刻把与会众人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了，“清党”决议也就此得以通过。
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常以救世主自命，但即使在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公认的救世主也还不是他，而是汪精卫。
汪精卫在中山舰事件后被逼出走海外，以“病假”为由在欧洲流亡了一年。在这一年里，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其威望不降反升，又成了各方心目中的香饽饽。当他还在法国巴黎时，就接到了武汉方面邀请他回国的电报，于是便取道柏林东归。
汪精卫在出国前即以左派领袖作为号召，这次回国他特地经过莫斯科并做了短暂停留。接洽过程中，苏联政府和第三国际表示将给予他全力支持，之后又派专人护送其回国。
汪精卫后来抱怨，说负责护送他回国的人无论在西伯利亚火车上，或从海参崴到上海的轮船上，都把他“当作囚犯一般看待”。其实这正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苏方对他的重视，护送的人须臾不敢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
《汪陈宣言》
汪精卫恰好于蒋介石被免职的这天抵达上海。在外界都不知晓的情况下，苏方将他抵达上海的消息提前通知了中共中央。
获知“三点水”（指汪精卫）来到上海，周恩来第一个赶去看望。汪精卫带着几分疑虑问他：“我在北伐前出国，现在北伐即将胜利才回来，国内同志是否会对我不满？”
周恩来连忙解释，说国内同志不仅没有不满，而且还都希望他能够尽快回来主持。
经过面谈，周恩来发现汪精卫站在武汉政府一边，这让大家都放了心。
为免发生意外，周恩来主张直接护送汪精卫到汉口，不让他在上海与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要员见面，陈独秀也表示赞成。
正在准备，消息却突然泄露了出去。4月2日，也即“清党”决议通过的当天，沪上纷传汪精卫已于前一天秘密抵沪，蒋派立即闻风而至，中共中央直接护送汪至汉口的计划只得临时取消。
蒋派很清楚，如果此时汪精卫到武汉去，以汪的资历及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无疑会让武汉政府如虎添翼，这让他们十分不安。
蒋介石在单独会晤汪精卫时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总要把共产党人消灭了再讲。”他的意思是让汪精卫留在上海，帮着他“清共”，然后两人再一起到南京成立新政府，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
蒋介石的话在汪精卫心里并没有能够泛起半点涟漪。汪精卫毕竟不是第一天和蒋介石斗法，斗了那么久，吃的亏已经够多了，尤其是中山舰事件后，他为蒋所迫，竟至无法在广州立足，只得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大权而避往海外，那情景真是要多凄惨就有多凄惨，至今想来仍不寒而栗。
有了这一前车之鉴，傻瓜才会再跟蒋介石共事！况且这次武汉政府敲锣打鼓，用八抬大轿请他汪精卫回国复职，实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他怎么可能因为听了蒋介石的几句话，就毁了自个儿的大好前程？
面对蒋介石的劝说，汪精卫并未直接答复究竟去不去武汉，而是反过来问蒋介石今后“如何打算”。
蒋介石态度坚决：“干到底！”也就是说他要反共到底，决不回头。
汪精卫缓缓言道：“留一点余地吧。”那样子仿佛他是置身事外的第三者，不远万里前来，只是为了调解两个对立方的矛盾纠纷而已。
听锣听声，听话听音，蒋介石不再言语，脸上也没了任何表情。
见蒋介石一个人说服不了汪精卫，蒋派要员们来了个一拥而上，他们群集汪精卫寓所，七嘴八舌地抱怨共产党，要汪精卫“留沪领导”。
起先，汪精卫只是默默静听，未发一言，临到最后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众人一听全都傻了眼。李宗仁急忙分辩：“有谁主张残害工农呢？大家的意思，不过以为工农运动不可太越轨，影响革命军的进展，只希望工农运动能与军事配合，不要在后方胡闹就是了。”
讲理论，李宗仁岂是汪精卫的对手？碰壁之后，蒋派不甘如此收场，他们以说服汪精卫为目标，接连在上海召开了两次会议。其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与蒋介石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吴稚晖一个劲地大骂共产党，蒋介石则做老成持重状，终席保持沉默。
辩论是汪精卫的长项，当下他便与吴稚晖等人激辩起来。争论至高潮处时，吴稚晖由于情绪过分激动，居然当众就给汪精卫跪下了。
会场空气达到沸点。汪精卫急得面红耳赤，一边往楼梯上躲避，一边连声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全场均为之啼笑皆非，原先紧张的场面因此添上了一丝滑稽的成分。
中共中央也始终关注着汪精卫的态度和去向。陈独秀特地与汪精卫进行了会晤，汪精卫打定主意要获取苏联和中共方面的支持，以加强他的政治资本，因此双方相谈甚欢。
陈独秀回到宿舍后伏案疾书，当晚就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简称《汪陈宣言》）。他对这份宣言很重视，一个人写了很久。
次日，周恩来把稿子拿给汪精卫看。汪精卫表示同意，并在上面签了名。值得一提的是，汪精卫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了后面，前面留了许多空白，但陈独秀看过后，仍旧拿起笔把他的名字签在了汪精卫之后。
1927年4月5日，报纸正式发表《汪陈宣言》，宣言指出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合作到底，绝不受人离间中伤。拿到报纸，陈独秀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大报上好久没有登载我的文字了！”
《汪陈宣言》发表时，蒋派仍在继续围着汪精卫开会。看到宣言见报，全场为之哗然。
吴稚晖尤其坐不住，用老话讲叫作“三尸神暴跳，五脏气冲天”，他当众讽刺汪精卫：“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共产党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
接着，他自问自答：“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吧？”话一出口，汪精卫十分难堪，众人遂不欢而散。
当晚汪精卫即秘密乘船前往汉口。事后，李宗仁问蒋介石：“汪先生为什么一定要赴汉口？”
蒋介石没好气地答道：“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
你们要小心
陈独秀撰写和发表《汪陈宣言》的目的，除了要稳住汪精卫，使其不受蒋派左右外，还有另一层用意。当时有谣传说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将进攻龙华，陈独秀借此辟谣，表明国共两党会合作到底，绝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只是陈独秀等人并不知道，谣言其实就是蒋介石故意放出来的。蒋介石一派磨刀霍霍，放出这种谣言，为的就是给进攻纠察队埋下伏笔。
《汪陈宣言》虽然令蒋派拉拢汪精卫的意图暂时落空，但它反过来也像是一支催眠剂，给中共中央造成了错觉。
早在3月底前后，设于武汉的临时中央局就致电陈独秀，催他前往武汉主持工作。陈独秀迟迟未行，原因就是局势趋于紧张，他必须亲自与汪精卫晤谈，以取得一致。现在汪精卫已通过《汪陈宣言》表了态，陈独秀心里的一块石头便落了地。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自此以后，上海局势将缓和下来，蒋介石也不会再有什么压迫工人的异动。
不久，陈独秀便带着轻松的心情离沪去汉。随着他的离去，上海一个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中央负责人都没有了。
事实上，汪精卫的回国和《汪陈宣言》的出炉，不仅没有缓和局势，反而加速了蒋介石的反共行动。当然，上海党组织对此也不是完全没有提防，早在第二次武装起义之前，赵世炎就曾在一次干部会上对大家说：“蒋介石根本是反动的，现在我们欢迎他，将来他会掉过头来打我们的……我们有吃蒋介石子弹的危险！”
随着蒋介石仇视共产党和上海工人的意向一天比一天明显，蒋介石可能对纠察队发动突袭这一点，开始引起上海党组织的重视，特委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赵世炎通过与薛岳接触，发现薛岳与蒋介石、白崇禧等人的政治观点不同。大家一致认为“在上海最左的军队是薛岳”，于是便决定与薛岳进行合作，并争取让薛岳部队留在上海。
这一时期，特委除计划将起义中缴获的部分武器枪械赠送给薛岳外，还打算选送一千名工人进入薛岳部队。薛岳也表示愿意留在上海，同时欢迎工人参军，以使他的部队“益发革命”。
蒋介石虽然可能不知道薛岳已成为共产党争取的对象，但薛岳的政治倾向如何，他是很清楚的。就在薛岳与中共准备进行合作之际，他突然来到第一军，召集薛岳、严重等被他视为“俱有左倾迹象”的军官训话，之后便下令解散了第一、二师政治部。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紧接着，白崇禧下达调令，拟将薛岳的第一师调离闸北，由刘峙第二师接替。薛岳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找到中共上海组织，建议“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
真要到掰手腕的时候，中共中央却又缺乏与蒋介石做最后决裂的决心和把握，只能建议薛岳通过装病来拖延撤离时间。
正所谓军令如山，装病又能拖得了几时？蒋介石动起手来可毫不含糊，他马上将第一师调离上海到沪宁线护路，而且旋即就免掉了薛岳的师长一职。
丧失了薛岳部队这一可以合作的同盟军，上海的形势变得一天比一天严峻。1927年4月6日，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派兵查封了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十九名政工人员遭到逮捕，理由是总政治部有共产党人煽动“反蒋、反何（应钦）”。
第二天，蒋介石任命白崇禧兼任上海警备司令。
用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的话来说，那时的白崇禧反动情绪极高，在实施反共行动方面“比教皇更虔诚”，甚至还曾批评蒋介石在对付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时“不坚决、不彻底”。
白崇禧上任后，立即拿着鸡毛当令箭，成立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该组织连续开会，准备随时取代临时市政府的权力。
当天，蒋介石还派人对上海各报馆进行稿件检查，规定各报从即日起，政府要登什么稿件就登什么稿件，政府不准登的一律不许登。于是从这个时候起，各报的版面上就只能刊登蒋介石所允许发布的稿件了。
第二师开来闸北后，虽然师长刘峙反共，但很多基层官兵仍倾向于革命。有一天，第二师的一名士兵来到一家共产党所办的书店买书，买了书后就不肯走，说要同书店里的人说几句话。
店里的地下党来到柜台旁边，只听这名士兵低声说：“你们要小心，纠察队夜里睡觉要把枪和子弹放在身边。”
问他为什么，他又不肯说下去了。
其实上海特委也已从其他地方得到了蒋介石要进攻纠察队的计划。淞沪警务司令部政治部有个叫蒋友谅的黄埔军官，是一名共产党员。部里召集军官开会，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发表反共言论，蒋友谅站起身来予以驳斥，立即被潘宜之下令扣押。
随后蒋友谅被其他黄埔同学暗地里放走了。他脱身后找到周恩来，报告了相关情况。周恩来根据这些信息推测，蒋介石、白崇禧等人“对付我们已有预备”，他当即起草了一封“致陈独秀蒋介石二先生信”。
周恩来的公开信写得很长很激昂。大家希望通过它，能起到警醒民众和敲打蒋介石的作用，然而在新闻界已被封锁的情况下，这封公开信并未得以在上海的大报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