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改革走过的路(3)

农民工回乡以后，如果田租出去了，租约没有到期不能把田收回，一般人也不愿意务农了，怎么办？创业吧。在县城住、在镇上住，自己出一点钱，有一点积蓄，亲戚朋友帮助一点，再给他一点小额贷款，几万块就够了，开个小店，办个小作坊，就可以维持下来。比如，在沿海服装厂工作过的，开个裁缝店没问题；在沿海鞋厂工作过的，开一个卖鞋、修鞋的小店也没问题。或者在村里办一个养鸡场、养猪场，也可以解决自己的就业，但也得有贷款。

当前林权制度改革是一个大事情，林权制度改革可以说相当于1979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农田承包了，山林没有动。当时刚改革开放，人们担心政策说变就变，今天赶快砍树，砍完以后再种；如果过几年再砍，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了。林权承包（包山到户）一直拖了好多年才开始试点，2008年中央才有政策规定。中国的耕地18亿亩，中国的集体山林25亿亩，一家可以包好几百亩。现在到福建、江西、湖南去看看，那里林权制度改革走在前面，情况都变了。因为林权承包讲的是70年不变，中央文件写着呢，所以现在大量地种树，爷爷种树让孙子辈砍。湖南种的是油茶树，果子可以炼油，茶油比橄榄油的营养价值还高。农民又增加收入，又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且生态效益大。所以整个都变了，林下经济发展起来，养鸡、种蘑菇、种药材，有竹子的地方编织一些东西，热火朝天地搞。林区需要的劳动力很多，这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大办法。所以福建、江西从沿海一带回来的农民很多都上山了。这种情况对中国就业是有好处的。

大学毕业生就业怎么解决，当然现在有各种办法。全国政协开会，有委员介绍服务业外包的经验，这是中国劳动力能够充分发挥才能的地方。西安一个博士生毕业，专门替美国人的仓库值班。因为中国的白天是美国的夜晚，仓库要有人看，在美国夜晚上班工资要高很多，成本太高，就找中国人看。中国人不用去美国，全部通过电脑网络，很多电视探头，上班就坐在电脑前面，如果有可疑的人出现，在第几个探头下照到了，哪里冒烟了、失火了，可以直接给当地警察局、消防队打电话，通知他们赶快来查。这个工作，大学毕业生一训练就行了。

重庆则有一家公司专门做网络诊所，给日本人看病。日本人相信中医中药，可是到中国来看一次病太贵，网上看病费用大大降低。那边透视、血液检查报告、CT、核磁共振图片出来了，在中国诊断，网上开药和邮购。服务业外包可以干的事情挺多，大学生不用怕没地方就业。中国人一般是勤奋、肯干，而且成本比外国低。

中国就业问题应该得到充分重视。现在全国新增劳动力的75%，是民营经济吸收的。解决就业问题最大的基础还在民营企业，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发展转型和自主创新

第三个问题，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从粗放型变成集约型，从速度型变成效益型。

现在美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把经济转型放在重要地位。为了将来在市场有更大的竞争力，连美国都在积极转型，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一点。经济转型一定要花时间、花精力，要投资。大家都有这个愿望，我们的经济最好是V字形的走向，滑下来就立刻上去。

但是，这不容易做到，因为这不由我们自己决定，而是受到欧美国家市场复苏影响。它们复苏慢，我们哪能一下就上去呢？而且一下来就上去也没有什么好处；没完成转型，上去有什么好处？还是跟过去一样，将来旧病又会重犯。所以宁肯上去慢一点，变成U字形的，在下面待的时间长一点再上去。这样可以在U字下面这个阶段进行经济转型。美国都正在转型，我们再不转型，在国际市场中能有多大竞争力呢？

经济转型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规划、指导、服务，这是政府的作用。

下一轮经济我们突破口在哪里？很多自然科学家、工程方面的专家、经济方面的专家在政协几次讨论，一般认为有四个突破口。

第一个突破口就是新能源。新能源会带动整个运输行业的全部改造。他们设想小汽车用电池，太阳能电池、风电电池、锂电池、氢电池等，目的是要把汽油省下来，或者至少一半用汽油一半用电池。他们还设想，将来电瓶一定要减小体积，一下班或者一回家，汽车一停就可以回家充电，第二天就可以继续开。

第二个，新材料。在新材料方面我们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突破，比如中国的建筑材料，形状可能全部都变了，有智能控制的新材料，冬天保暖、夏天凉快。还有装备制造业的新设备也采用了新材料。

第三个，生物科技。生物科技的影响面很大，医疗、卫生当然是一个方面，食品也是一个方面，包括将来吃的蔬菜、牛羊猪鸡鸭肉，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变得又安全、又营养。

第四个，环保产业。环保问题越来越重要，环保产业能带动整个经济的改造。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加上环保产业，是我们将来经济转型的突破口。

第四个问题是自主创新。大家都谈自主创新，实际上在过去长期对自主创新重视不够，这点一定要充分注意。有两个例子很典型。

第一个例子，20世纪末，中国彩电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但是传统电子管式的彩电很快被液晶的、平板的彩电所替代，而日本在液晶、平板彩电方面领先。自从液晶、平板彩电出来，我们就落后了，现在正在追赶。当初我们疏忽了这一点。

第二个例子，也是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的照相机居世界前列，可是我们也是忽略了自主技术创新，几年以后，数码照相机代替了传统的光学照相机，日本、韩国在数码技术方面走在我们前头。现在的数码相机，不是日本的，就是韩国的，没有中国生产的。世界领先地位被占领了，世界市场被占领了。所以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一定要加快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问题对于品牌来说也至关重要。大家都已经认识到，品牌是靠自主创新来支撑的，没有自主创新的品牌不可能维持多久。有的企业家觉得自主创新跟自己没多大关系，我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自主创新是科技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要做的。不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同样要自主创新。

这次我们去广东调研，做玩具的，传统产业；做服装的，传统产业；做鞋的，传统产业。有的企业说我在设计上创新，先有创意再有创新，这样就能够占领市场；还有的企业做玩具，在原材料选择上有突破就能打开市场；还有的企业在环保方面有突破，别人对环保的重视不如他们，他们的产品就好销；有的企业营销方式有创新，内部管理有创新，等等。所以说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也要重视创新问题。因为没有自主创新，就创造不了品牌；即使有了品牌也难以保持。

最后一个问题，培养新型的企业家队伍。

时代在变，整个世界在前进。作为一个企业家，如果停留在过去认识的基础上，就不能适应当前的要求。应该注意到怎样才能不断跟上时代，做一个新型企业家。

新型企业家首先要认识到，企业做精是最重要的。小而精也是精，做精是第一。先不谈做大、做强，先做精。做精可大可小，小有小的好处，大有大的好处，但在精的基础上，做精就做强了，做稳就做大了。很多企业发展很快，一下子就垮了，为什么呢？大而不固，所以做精、做强、做稳、做大，这是最重要的。“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这三句话对每个企业家都很重要。只要站得高、看得远，思路是新的，那就能够大富。

最后讲一个故事。树上停了一只鸽子，树下躺了一只蝎子。蝎子抬头跟鸽子说话，我想过河去，可是我没办法，你背我一段路飞过河吧。鸽子说可以背你，可是你别扎我，你扎我，咱俩都会掉下来摔死。蝎子说，你要命，我也一样要命的，不会扎你的。于是鸽子就下来，蝎子就爬到它背上。飞到半空中，蝎子扎了鸽子一下，鸽子就掉下来了。鸽子说，叫你别扎我，你看我俩都得死。蝎子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是惯性，扎惯了。所以以后蝎子再要鸽子背它过河，两个同时都说，我们是同命运、共生死的，这样就能平安地飞到对岸。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不知道民营企业如果垮了，地方政府首当其冲，地方政府税收减少了，失业增加了。但是地方政府管惯了，就要管你。所以说应该学鸽子跟蝎子的故事，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是同命运的，应该共同把地方经济搞好。

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股份制改革设想的提出

尽管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已经有了股份制企业和证券市场，但新中国成立后，这些都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1979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刚起步时，国内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另一部分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国有企业是政府直接控制的，产权并未明确地界定，政企不分，生产和销售都由政府规定，企业根本没有投资权和自主经营权。简单地说，企业只不过是政府的附属物。至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同样是产权不清楚不明晰的。产权归于谁？谁是投资人？“集体”概念一直是模糊的。这些企业实际也归政府控制，生产和销售同样纳入政府的计划，企业不是自主经营者。这就是改革刚开始时的状况。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了。股份制也在悄悄地推进。这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和推广有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供给丰富了，农村中多余的劳动力转向非农业。于是乡镇企业兴起，不少地方的农民自发地采取集股的方式，组成了股份制的乡镇企业。当时流行的两句话就是：“以资带劳，以劳带资。”这些股份制的乡镇企业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股份制企业的雏形。1980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抚顺支行代顺红砖厂面向企业发行280万股股票，获得成功。这是改革开放后银行代理股票发行的最初尝试。

经济理论界参与有关股份制讨论，据我所知，最早是1980年4～5月在北京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工资与劳动就业座谈会上。这次座谈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经济学家们就形势严峻的就业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的确，当时的就业压力很大，因为历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纷纷回城了，回城青年有1700万人，再加上没有上山下乡、继续留在城市的青年300多万人，一共2000万人以上，他们被称为“待业青年”。他们急需找到工作，但工作岗位远远不足，所以有的城市就发生了“待业青年”包围市政府、请愿等事件。经济学家们在会议上各抒己见。在会议上我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以入股形式组织新的企业，也可以让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增资，扩大规模，以此解决就业问题。会上，林子力同志问我：那么中国就会出现股票交易所了？我的回答是：只要实行了股份制，股票流通就是正常的，股票交易所的建立是迟早的事。

隔了三个月，即1980年8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股份制问题在会议上被热烈讨论，被看成是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一项重要对策。这时，赞成股份制的经济学家很多，据我所知，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礽、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都同意推行股份制，认为实行股份制是一个好办法。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入城市。从这时起，有关股份制改革的讨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城市改革从何着手？重点何在？当时成为主流意见的是放开价格的思路。

“休克疗法”常被人们谈起。“休克疗法”是1949年联邦德国经济改革的做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三国占领联邦德国，苏联占领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经济混乱，物资奇缺，通货膨胀，失业严重，不得不实行物价管制和凭票证供应的做法。1949年起，联邦德国进行了经济改革，主要的措施是：放开价格，听任市场调节。这样，虽然经济乱了一阵，但在市场机制起作用的条件下，经济逐渐稳定下来，几年之后，联邦德国经济转入复苏和繁荣。这种做法就被人们称作“休克疗法”。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既然联邦德国的经济改革有成效，为什么中国不实行“休克疗法”呢？放开价格的思路当时被国务院领导接受了。

1985年，国务院有关部门着手制定价格放开的方案，并准备在1986年起实施。于是就引起了两种改革主线之争。两种改革主线（一是价格改革主线，另一是企业改革主线）之争在1986年公开化了。

1986年4月末，我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做了一场题为“改革的基本思路”的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也就是企业改革的成功。报告中还指出：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就是股份制。至此，我已经不再把股份制仅仅看成是集资和扩大就业的方式，而是把股份制的实行看成是推进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认为只有通过股份制改革才能重新构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才能完成市场化改革。尽管价格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但价格的放开将伴随市场化改革而逐渐推进，价格的市场化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成果，而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