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士人与历朝历代

商周之前，士是贵族。士，事也。殷商卜辞作“卿事”，经传作“卿士”，是“知天道”、掌管国事、垄断文字的宗教政治大人物。通古今，辩然否，谓之士。这是士的本义。后世千姿百态的士人，是这个本义的引申和历史化。周代分封贵族，形成“周王—诸侯—卿、大夫—士”序列，士是贵族中的一个等级。古代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纯然单一。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士人诞生。士是贵族，士人为平民。春秋时期，士处在血缘等级与社会层级之间。庄子是没落贵族，依然是士；孔子是贵族远室的后裔，已沦落为士人。孔子坚持“士志于道”，是中国第一个士人。孔子及其他诸子信仰“天下有道”，从礼乐话语中创建以“道”为核心的士人话语系统，依此提出“礼崩乐坏”之下的治国策略，诸子开启了“轴心时代”。战国是一个争战不已的时代。一国之实力依赖于人的智慧，士人受到特殊重视。“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社会尚贤，学宫在野，“学以居位曰士”，论智能和才干不论等级。士人拥有“知识、道德和勇力”，是战国的主角，成为最有活力的阶层。其表现，一是“鄙人为相”，二是士的类型丰富多彩。战国是士人的自由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士人生活的写照。游士是战国士人的主要类型，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游士是苏秦。没有立场，更没有主义，说明了战国士人一个特点：士人谋权。“道术将为天下裂”：重“道术”向单重“方术”转变。苏秦是士人流变史上的一个转捩点。

汉独尊儒术后，魏晋隋唐士人有五重变迁。一是从游士到士林。先秦至汉初的士人都还是独立活动的游士。自汉武帝崇重儒学，儒士与政权结合获得权重。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经学之士获得对“天”或“天命”的解释权。汉代经学取士，加上察举征辟制度，促进了对仁孝和名节的重视，历史上罕有其匹。到了东汉末年，清议名士们互通声气，在儒家理想主义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一个社会政治群体。他们以澄清天下为志，面对“邦无道，危行言孙”慷慨激昂地发表言论，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意识最早觉醒的一批人。二是从清士到名士。东汉清议，揭开了一个文化与政治互相激荡的重大现象。其衍生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群魏晋名士。名士于世独立，王权无可奈何，这得益于门阀政治和荫户制度，是贵族制度消失后的替代物。说到底，游士苏秦重权变是源于无恒产，魏晋士族拥有庄园田产才能保持独立。士族衣食无忧才能成就名士，门第制度保证精神生活。士族是皇权的制约阶层，影响社会公序良俗。名士所独有的品性、风范，如进德修业、礼贤下士、人格节操、义士情怀、恭敬谦和等，随其阶层而存在。三是从名士到隐士。士人文化太孱弱，王权政治太黑暗，文化与政治间总是杀戮占上风。魏晋竹林名士如不党附司马集团，就得以放达、任诞、佯狂来避祸。士人从舍生取义往后退，从经学到玄学，从儒学到佛学，从王道论到人生意义论，退到了清谈性命。清谈兴、名士出。士有道则出，无道则隐。陶潜再退，退隐桑田，猛志固常在，以爱惜人格。到此，魏晋士人从风流名士直退到南山隐士。四是从士大夫到士君子。唐代平民政治起，科举制度消弭了门第制度，也消弭了对皇权的制约。除了皇室，中国人没有真正的私产和随私产而来的自由。皇权专制下，衣食利息所由出，士大夫白居易“大隐”隐于朝堂之上。士大夫是出仕之士，士君子是“学和道德修养为任”之士。仕中隐，做独善其身的士君子。苏东坡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积极自由，是一个士君子。五是从朝士到野士，然而，士人坚守不变的是“志于道”。

到了宋明，士人变化的是从帝王师转向社会，移风易俗。宋代士大夫通过“做帝王师”参与“治天下”，在建功立业之外，有一种不同于汉唐士人的雍容人格。融进退于一体，达时不得意忘形，穷时保持心气平和，始终忧天下道德福祉。“士志于道”如不能在“治国”中实现，还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修身齐家”，自成“道成肉身”之途；还有一个是从朝廷转向民间，走“平天下”之道。甚而求简易，为百姓讲学布道，在日用中搭建形而上学至善之路。宋明士人道德理想主义道路宽阔，“上士贞其身、移风易俗”,创建书院，民间传教，乡约的发展，以至戏曲小说的兴起等都是这一趋向的成果。十六世纪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和商人地位的上升，明代的“士”在同一时期展开了开拓社会和文化空间的活动绝非偶然，“士商异术而同志”、“异业而同道”,财富提供了经济基础。士人在基本道德的持守中，与时变化，渐次更替不同的新内涵。

清代士绅是士人的近代表达。清代，士人重“实用”，知识、思想和趣味大变，面对的是一幅阴郁的人世图景。继士绅崛起，晚清商绅、学绅继之。余英时说，清末废止科举，以现代学校取代科举考试，现代学校的毕业生不再直接进入权力大门，仕宦前程没有了制度的保障。随着教化社会的崩溃、实证主义的兴起，“士”（或“士大夫”）已无用武之地，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intellectual”, “知识分子”）。知识人代士而起，宣告了“士”的传统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