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代文化：文治，士人的文化起点

周代文化特质是注重“文治胜过武功”,创立《周礼》是最为杰出的政治文化贡献。这为后来中国士人的兴起、繁盛、定性和成型，提供了一个文化起点。

姬发（武王）姬旦（周公）兄弟，是叛商的领袖，他们成了一代英雄。他们开创文治武功，祖先崇拜，世袭贵族掌握地方政府，是中国初期制度的创始者。尤其是弟弟姬旦，《尚书》赞周公一生政绩，曰：“周公居摄，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伐奄”,“周公摄政，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即摄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面的根本性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七年后，归政其兄之子成王，正式确立了周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制度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最大特色。周公被后人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奠基人。兹后，周朝连亘约八百载。可是哥哥姬发（武王）未曾自称为朝代的创始者，而以此名位加在乃父西伯头上，谥称“文王”。“文”是温和谦让，有大政治家的风度；姬发后被谥为“武王”，彰其战功。有此先例，从此子孙不能在祖先面前逾越。文治胜过武功，渐渐成为中国文化传统。

数百年后，渐渐强大起来的士人群体，敏锐抓住了“文治武功”中蕴含的文化权力资源。他们将其命名为“道”，对其开掘充盈、发扬光大，从中获得立法权和阐释权，又形成士人阶层的“集体意识”，于兹安身立命。春秋战国之时，“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思想已经成为共识。士人的道德与知识的价值要高于贵族的世袭身份和商人的财富，这样的文化权力观念在朝野社会已经充分肯定。君君臣臣的关系发生变化，民重君轻思想流布，为士人的文化空间扩张提供了宽松的思想环境。齐宣王见颜斶，还要问“王者贵乎？士贵乎？”活生生再现了那个时代君臣之间的“水平关系”：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

“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最杰出的士人代表了最有前途的治国理念，犯不着仰视君主。知识至上，这在齐国及诸侯国，尤其是知识人中已是相当普遍的一种观点。同孟子一样，以君主的老师自居的士人，固然持这种主张；即或像管子一样，给君主做臣下的，也承认那些不臣不友、知识至上的士人层次更高。战国初期，齐国开办稷下学宫，本来政治目的也很明显。到了齐宣王的时代，学宫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务虚，很多观点，已经只有思想或学术上的价值，其思辨水准所达到的高度，有的如“白马非马”、“离间白”等名实之辨，至今还令人惊讶。这些学术辩论，解决当时实际的政治、社会问题恐怕已经并没什么用了，但齐宣王对此显然并不介意。

相反，战国士人拥有迄今往后从未有过的地位和自由。“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代是由《春秋》和《战国策》这两本书而得名，以士人的著述来命名时代，说明春秋时起，士从封建结构中释放出来了，士人逐渐构建了自己的权力——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