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士孔子:“儒家高尚的等级理想”是培养君子
元士,天子之士为元士。“天子之士所以称元者,异于诸侯之士也。”(《周礼》)“公侯伯之士,虽一命不得称元士。”(《礼记》孔颖达疏)“天子之士独称元士何?士贱不得体君之尊,故加‘元’以别诸侯之士也。”(班固《白虎通》)
春秋时,一个叫子贡的学生称他“夫子”;西汉时,一个叫王充的经学家奉之“素王”;东晋时,隐士陶渊明赞他“先师”;北宋时,皇帝赵恒谥其“至圣”。如果用西方社会学标准,孔子是一个“圣哲”,是一个以“儒道”为知识、思想和信仰之士人团体的创立者和看护人。作为创立者,他创立了儒学知识体系,并组成了一个理性化的研究、实践团队;作为看护人,他在与其他派别的斗争中系统阐释了儒学的现实意义,使其知识团体合法化。孔子之所以被称为“圣哲”,根本是其学问属于“善”知识而非科学。一切关于“真理与谬误”的真假问题,在他这里统统被纳入“正确与错误”的是非问题来解释。孔子不问“什么是人”这个哲学问题,而是问“什么是君子与小人”这个道德问题,所以儒学是一门伦理学。孔子第一个提出做上等人的标准,培养士人的目标是周朝贵族那样的王官,就是具有高尚精神的高等人,就是博雅之士、全识之才。高等人是具有通才的绅士或贵人(君子),标志是拥有建立在全才基础上的美德,即自我完善的绅士;绅士的反面是职业人,职业人是通过片面化知识获得财富的人。
为什么孔子对后世的影响贯穿古今,文化成就巨大?关键在于其建立了永恒性的教育。君王普及教育也只能照顾当时当世,而孔子的永恒性教育则建构了一个学派,有一套完整学说,这个学说又存在于中国的师徒教育系统中,后代后世一以贯之。尧舜不可谓没成就,却并没有留下什么著作。文化这个东西,是谁有著作并且可传世给予后人影响,谁就是巨擘。人生怎么回事?人应该往哪里走?前人说没说不知道,但孔子办私学,系统地通过其举止言行教育弟子。孔子讲“杀身成仁”,孟子后又补充“舍生取义”,以后儒家学派以这一套“仁义”学说传世,给后人指出光明大道,影响至今不湮灭。
1.自古第一士人,提出原典思想
孔子(前551~前479),名孔丘,字仲尼,远祖是宋国贵族,更早是殷商王室的后裔,后迁至鲁国。至孔子时已经在鲁国生活了好几代。鲁国是个礼文化厚重的知名小邦,位于神圣的泰山脚下。孔子三岁丧父,家境贫寒,十五岁立志于学。及长,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牛羊的“乘田”。他虚心好问,学无常师,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三十岁时,已博学多才,成为当地较有名气的学者,并在阙里收徒授业,开创私人办学之先河。三十五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五十一岁时,任鲁国中都宰(今汶上西地方官),五十二岁时升为鲁国司空、大司寇,五十六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
孔子早年游历天下,晚年定居著述。孔子一生分两个时期:上半期是游历时期,率弟子团游历天下;下半期是著述时期,增删典籍传于后世。孔子的天性,就是讲求高尚的人格和高尚的政治,所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学者认为,孔子曾以门徒七十子为核心,组织过一个强大的教士团,游说列国,志在代周而兴。在无功而返之后,退而典守周礼,一是开坛授徒,开创了一门“内圣外王”的人格学;二是在课余著《春秋》,又留下了一部“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学。
孔子在世时不得志,权臣轻蔑,野人嘲弄。游历中暴民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真可以相信的人也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这消极的打算,可窥见那时的窘状。孔子授徒有四科:德行、语言、政事、文学。最先者为德行。学生德行中最先者为颜渊。有人问:何以独赞颜渊?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看重颜渊是其做人。舍之则藏、用之则行,有其德、有其才,颜渊做到了。所以,孔子还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孔门的内容,初级班是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高级班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这些都取自王官学。所以,孔子又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对门下高足,特别传授“先王之道”或王道的理想。比如讲《易》,孔子特别讲如何在残酷权力斗争中趋吉避凶的政治学,这就与后来魏晋玄学家王弼讲玄学易、北宋理学家程颐讲道学易、今天哲学家熊十力讲哲学易不一样。讲究政治伦理学,这是王官学的原始精神。所以,孔子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历史的吊诡往往是这样,学术上有大名望大表现者,当时均不曾在政治上获大用。孔子在世时百无一用的人格学和政治学,死后成为原典,成为历代君王项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2.游说列国,树立士人标准
孔子学习过历史、礼仪和音乐,访问过洛邑的周王室档案馆,也在鲁国做过一阵子官。五十五岁时,鲁国君臣接受了齐国所赠的文马美女,终日犬马声色。孔子大失所望,遂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为弟子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孔子游历达十四年之久,鲁国季康子听了孔子弟子冉有的劝说,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才派人把他从卫国接回来。回到鲁国时,孔子已经六十八岁,尊以“国老”身份问政。因此,他有条件阅读鲁国档案,也不再外出求仕。一方面继续从事教育,一方面更集中精力编纂、整理《春秋》等“六经”,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留给后人效法。
“六经”是王畿散佚民间的六部“三代”时期经典著作。孔子编撰中“述而不作”,却在删述中浸入了自己的政治批判和理想。由于孔子“信而好古”,故《春秋》等“六经”中蕴含有“既谈仁义,也谈杀伐”的原儒气质。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孔子儒就与后来的儒家,比如孟子儒的斯文气大不一样。如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但孟子就反对杀人。又如《诗经·郑风·溱洧》宋儒断为“淫诗”,孔子删述《诗三百》就予以保留。比较而言,孔子原儒有弹性得多。所以,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教出的学生习性气质也不一样,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且以高大健硕为美,不喜欢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弟子各有风采仪表,各有秉性擅长,各有风度:
闵子骞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孔子看闵子骞谦恭,子路威武,冉有、子贡温和,很高兴。评点子路说:像他那样的人,将来死也会非同凡响!孔子教子夏做人,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何谓君子儒?君子即雅人,雅亦通,就是要做个通儒。君子之道并不异于人,乃通于人;旁通四海,上下通千古。孔子培养的士人能文能武、风流倜傥、一通百通,各有所长。还有一个,君者群也。君子儒求淑世,有社会理想,不求出世。孔子的社会理想不是向前看,他既没有拟议背离传统的制度,也没有预想周朝的灭亡。孔子选择向后看,自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着力于对贵族生活进行道德改革,提出一套西周贵族那样的君子人品标准。
有超凡洞察力的哲人能打破传统,孔子能把贵族精神教育引向平民,这也是开放。为什么孔子在春秋诸子中最具影响力?因他能给人以希望:人都有成为贵族君子那样的潜能。
3.退而著述,为万世立教
孔子生前“述而不作”,了解孔子的观点只有通过旁人的作品。故要区别孔子本人的学说和后人的附会,这并不容易,但也很有意义。
《春秋》是孔子以贵族精神为士人修订的道义标准。东周时期,士的地位由贵族堕落为臣仆,士人的地位由平民崛起为臣仆,《春秋》可以重振这个新兴阶层的精神人格,以贵族传统精神唤醒士人阶层的主体性。孔子理清历史,以礼释春秋,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他看来,周礼是从夏殷之礼损益而来的,是完美的。修订《春秋》以“复礼”,这“礼”就是贵族传统精神,这是一。第二,孔子修订《春秋》还有更高伦理,有人类整体意识。他进一步用“仁”(这是孔子的创造)充实“礼”(这是周代的继承),丰富贵族精神。这就从精神上与其他诸子拉开了距离,儒士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正是源于此。第三,《春秋》使士人有了一个善恶标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义”二字是比生命更高贵的价值。这样,礼失求诸野。在历史贵族消亡之时,孔子为后人葆存精神贵族,即贵族精神——讲道义。
孔子贵族精神背后,是浓浓的现世关怀,是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人道关系。孔子不善于形而上沉思,思想里是三样看得见的东西:一是道,君子忧道不忧贫;二是仁,仁者爱人,这是孔子的核心理念;三是礼与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善于抽象设想未来,就回望一个过去的时代。孔子凝视“尧舜禹三代”——一个消逝的黄金时代。那时人们和谐生活在一起,人人理解道德要求。黄金时代逝去后,人开始堕落。但可以教育挽回道德,关键是上层统治者的道德示范,所有的人都将受到教化感染,这就是“立教”的含义。所以,一个有着高等人良好道德示范的社会是理想社会。而这良好道德示范落实在五种关系上: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是人道之极,是原初的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