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走向世界舞台的最中央(2)
主流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对认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带着很多负面标签，这预示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是渐进的系统工程。为了能赢得更长的战略机遇期，使自己能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近年来选择了更为积极的外交行动，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就是其中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念，并成为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的重点。中国提出的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核心宗旨就是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目前，中国已在全球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而中俄关系则是其中水平最高的一组伙伴关系。根据2013年3月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俄将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为大国间和谐共处树立了典范，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这也明确了中俄关系实际上是有限度的。那么，在不结盟的条件下中俄关系对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本文将从国际体系、地区层次和国家关系定位等三个层次讨论中俄关系对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影响，并以国际合作扩大的生成条件讨论了中俄关系的发展。
一、中俄关系对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具有长期的战略价值
相对于其他影响国际政治的要素而言，国际体系是比较稳定且具有长期影响力的变量。国际体系由一系列单元组成，并根据单元的变化而组成不同的结构形式。
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单元，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实际上是一个单元与体系互动的过程。从国际政治格局的权力变化来说，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就是国际结构发生调整或者变化的过程。不过，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中国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则有可能遭受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引发外部压力的直接原因是当体系内大国数量发生变化时，出于对崛起国的疑虑，霸权护持国更倾向于选择种种措施束缚崛起国的行为。为了减弱外部压力，增加和扩大与体系内大国战略合作基础就是一种选择，于是中国提出了建立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尽管存在外部压力，但国家实力增长的事实反映了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与中国不同，俄罗斯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受益较小，甚至认为自己被当前的国际体系所排斥。普京在其2014年俄罗斯国情咨文中表达了不满，他指出，“如果你们（西方国家）不想与我们对话，那么我们就被迫以单方面行动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俄罗斯绝对不为我们认为的错误政策买单”。虽然俄罗斯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受益较小，但凭借综合国力，俄罗斯依然是世界性大国，军事实力依然算得上世界军事强国。在权力失衡的单极体系中，俄罗斯依然是一支重要的制衡力量，而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离不开体系中各种力量的相互制衡。因此在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发展良好的中俄关系对维护国际体系的相对稳定，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具有长期的战略价值。
二、中俄利益交叉的欧亚地区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起点
纵观现代世界性强国的成长历程，从地区崛起是成为世界性强国的起点。这对三面环绕陆地的中国更为重要，而欧亚大陆可能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起点和核心利益区。不过，欧亚大陆也交叉了各种力量和利益，俄罗斯则是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一支力量。随着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在2015年的正式启动，欧亚大陆已成为中俄利益交叉最密集的地区。通过政治（独联体）、经济（欧亚经济联盟）和安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地区性多边组织，俄罗斯不仅在亚欧地区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关系网，而且在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合作对话、亚信会议等活跃在欧亚大陆的多边机制中也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虽然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也离不开在海洋的崛起，但在中短期内中国首先需要实现在陆地的崛起。为了保证能在欧亚大陆和平崛起，必须重视在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的发展良好的中俄关系，这将是在中长期内保证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重要前提。
三、发展中俄关系时中国需要理性的定位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外部压力的增大，学界、舆论界对发展中俄关系出现了一些不理性的声音，一些自我膨胀的国人在俄罗斯遭受制裁时常常希望去拯救别人。尽管国家实力有大幅度下降，但俄罗斯依然是个有着数百年大国历史的世界性大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加上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即使综合国力有所下降，俄罗斯在对外关系方面更偏好于自助或扮演救世主，不甘于做“小兄弟”。即便是遇到强大的外部压力且需要帮助时，俄罗斯也不会直接主动地寻求外界帮助。更何况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还存在着缓和的可能性，俄罗斯自己能够拯救自己。而既有的国际关系常识告诉我们，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争斗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威胁论”。导致不理性声音的原因是国人在预期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对自己实力地位错误的认定和夸大。因此，任何不理性的判断和单边行动都不利于中俄关系的良性发展。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表明，无论在单极、两极还是多极的世界，国际政治始终在调整和变化之中，中国在国家政策层面要熟练掌握因势利导的外交谋略技巧，自身实力的强大不意味着世界新秩序的到来。“国家永远无法确定自己的命运，国家间可以在增加共同收益的基础上携手合作。”所以在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建立合作共赢的中俄关系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支点。
四、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应是国际合作的有条件扩大
近年来中国广泛参与各类国际合作和制度安排的建设，其中“一带一路”战略引起了国际社会最为广泛的关注。与以前的国际合作行为相比，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包括提出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都属于国际合作的扩大。然而在自助的国际体系中，任何国际合作的扩大都是有条件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一是国际合作各方都有一定程度的外部压力；二是国际合作各方能够达成一定的共同利益；三是国际合作各方在政治和非政治性技术合作上，要么绝对的不对称，要么相对的对称；四是国际合作的主导国要有较高水平的地区性软实力；五是国际合作各方的法治水平相对较高；六是国际合作各方愿意建立高效的国际合作管理团队。
最后，无论中国选择怎样的国际合作扩大，中国的首要目标是要抓住机遇期不断地壮大自己，做好自己的事，也只有自身的不断壮大，才有可能在抵御各种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尽快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需先处理好国内改革问题
陶然
中国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特别需要处理好国内经济改革的问题，把中国经济的风险真正降下来。到目前为止，政府已经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仍然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国尤其需要建立“重大公共政策、改革方案”的讨论、辩论机制，来达成“改革共识”。
今天我们很多讨论是“一带一路”和中国新形势下的对外开放问题，其中一个思路是利用外汇储备去国外建设基础设施，换取对外的资源与市场，应该来说，在国内产能过剩，外汇储备也比较多的时候，这样做大的方向是可以的。但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仔细考虑。由于现在经济下行，房地产市场情况不好，所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财政上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利的局面，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严重下滑的情况，所以中央政府才有这个战略的出台。
我想说的一个问题，是在对外开放的时候，政府和企业也要计算成本收益，特别是国外的政治与经济风险，那些最希望要你投入的国家有可能是经济社会风险最大、还款能力最差的国家。所以到底做什么项目，要有真正独立的可行性研究，否则我们很多国企、央企去要政府的钱，但最后政府花了外汇储备，企业可能得益了，政府的钱有可能打水漂。
第二，我们特别需要处理好国内经济改革的问题，把中国经济的风险真正降下来。我们现在是人均7000美元，但经济运行的风险却非常大。现在看来，我们的房地产比较危险。特别是2009年大规模财政、信贷刺激政策后，房地产全面泡沫化。在金融体制仍被严格管制，利率也未有市场化的情况下，大量廉价贷款中相当一部分被配给到了地方政府所建立的投融资平台和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中央、省级国企。前者运用贷款进一步新建、扩建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改善包括地铁、城市道路在内的基础设施，而后者除运用这些贷款去国内外收购各类资源和资产外，还有相当部分投入城市商、住用地炒作。
此阶段宽松的信贷政策以及中央对一、二线城市住宅地产的打压，让泡沫不仅从住宅地产向商业地产、养老地产、甚至是死人地产（墓地）扩散，而且也从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扩散。至此，中国房地产全面泡沫化的局面形成。各线城市房价在此后2～3年内增长了100%～200%。中国未来房地产市场进一步下行几乎无法避免，2014年以来绝大部分城市放开限购后，市场反应冷淡就是明证。一旦房地产泡沫在更多三、四线城市开始破裂，就可能迅速增加不良贷款并导致银行被迫控贷，房地产下滑最终会蔓延到一、二线城市。因此，一旦房地产市场出问题，确实可能带来一个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问题。
考虑到2014年改革的进展和经济形势的最新发展，我个人的判断，中国经济改革在局部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到目前为止，政府已经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仍然严重滞后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中央一再强调的改革“顶层设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实现，尤其是中国目前没有建立“重大公共政策、改革方案”的讨论、辩论机制，来达成“改革共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目前不能超越西方制度，仍需坚守
何茂春
我们还不可以小看西方现行体制背后的创新能力和修补能力。这个体制代表着自由经济、自由贸易和民主法制制度，但它不合理的地方也很多，所以现在要维修它，我们也在参与维修。我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存在后劲不足和继续崛起的脆弱性。中国现在的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不能高估。
人类所有的战争都几乎是起源于经济矛盾。二战后，为了避免经济战、贸易战再次成为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世界领袖们在一个和平的框架范围内才设计了布雷顿森林体系，60多年来这个体系对维护世界和平是功不可没的。这个体系由西方主导，尤其是美国主导。但是这个体系也让其他很多国家享受了好处。今天这个全球化仍然是被这个体系维护着，发展到今天没有出现大乱，不管是科技、文化和思想都是在这个体系内取得了巨大进步。所以没有理由要另起炉灶，打破和终结这个体系。
中国改革分为三个大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2001年中国入世、还有“一带一路”，这三个阶段。我们在这其中毫无疑问是这个现行的体制主要受益者之一，当然我们受害也很多，任何国家都有受害，美国人也认为受害不少。这个体制当中我们从世界经济的老七，变成了现在的老二；货物贸易从世界第十一，变成了老大；从资本的净输入国变成了资本净输出国。
我们还不可以小看西方现行体制背后的创新能力和修补能力。这个体制代表着自由经济、自由贸易和民主法制制度，虽然说它不合理的地方也很多，所以现在要维修它，我们也在参与维修。
中国现行的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新月异，但是不能高估。我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存在后劲不足和继续崛起的脆弱性。我们应当坚信相信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对的，也一定能成为世界领导大国，但不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有能力和制度上过度的自信。
现在的角色是老二，就应当把“老二”的角色做好。今日世界上享有主权的约有197国。可称“大国”者，十国有奇，他们来自安理会五常、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一等大国，为超级大国；二等大国之首，或为中国。天下治理，大有大的责任，二有二的责任，三四以下有三四以下的责任。笼统谈责，错在越位。我10年前写过《大国论》，提出过“有力乃大、有功乃大、有德乃大、有容乃大、有梦乃大”的大国担当，但是没有说明这种担当大多只针对老大或并列老大，不是针对所有的大国，误导了读者。今补补谈一下“做二”之道。
做二，广指在人之下，狭指居二位者。这里专指狭义。
做二需有过人的甘于做二的忍耐心和责任感。二位，是治理结构中的特殊的稳舱石或黏合剂。有时，老大是屋脊，老二就是栋梁。二位不稳，整个结构就不稳。家有贤二，琴瑟和谐；国有贤二，民之大幸。君子之风，二位最易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