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跨越三代的生命：家庭之躯

我十分强烈地感觉到，我受着某件事情或某个问题的影响，那件事未完成或者那个问题没有得到答案，它是我的父母、祖父母乃至更远的祖辈所遗留下来的。它的存在仿佛是家庭中的某种因缘，由父母传递给孩子。它让我觉得我必须去……完成，或者可能是延续那些先辈还未完成的事件。

——卡尔·荣格（Carl Jung）

 

在你觉察到以前，你已经和你家庭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在你还是未受精卵时，你就和你的母亲、外祖母共处一个细胞环境中。在你的外祖母身怀你的母亲五个月时，之后形成你的卵子前，体细胞就已经存在于你母亲的卵巢内了。

这意味着，甚至在你的母亲出生之前，你的母亲、你的外祖母还有最早有你的痕迹就已经存在于同一身体里了——三代人共享着同样的生理环境。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发现，胚胎学的教科书讲述这些已有一个多世纪了。同样地，你也可以从父系中追寻到你的源头。当你的父亲还在他母亲子宫内时，形成你的精子前体细胞已经存在于你父亲的身体里了。

通过耶胡达和其他人的研究，还有我们目前已经了解的应激可以遗传的方式，我们可以描绘你的外祖母经历的创伤所带来的生理变化是如何传递的，并有着如此深远的影响。

不过，卵子与精子的发展过程是有显著的生理差异的。当你父亲从进入青春期开始会不断产生精子，而你的母亲生来就一直在产生卵子了。她在你外祖母的子宫里时，一旦开始形成卵细胞，细胞就会停止分裂。因此，在12～40岁或者是更晚一些，其中的一个卵子和你父亲的精子结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你。如今的科学告诉我们，前体精子与卵细胞两者都可能会受到某个事件的影响，并可能会影响后代。因为你父亲的精子在青春期和成人期都在不断地产生中，因而也会一直受到创伤事件的影响，直到有了你。在我们看到这些最新的研究时，我们也为其影响之大感到震惊。

母亲传递给孩子的细胞记忆

科学家起初认为，我们父母的基因制造了创造我们的蓝图，只要在适度的正确引导与足够的营养支持下，我们就能与蓝图中的我们“无缝贴合”。而现在我们知道了，基因蓝图只是一个开始，早在母亲怀孕时，我们就受到来自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从情绪、心理和生理方面塑造着我们，并贯穿我们的一生。

细胞生物学家的先驱布鲁斯·利普顿（Bruce Lipton）提出，我们的DNA会同时受消极与积极这两种思维、信念和情绪的影响。利普顿博士作为医学院教授和科学研究者已多年，他一直在研究细胞接收和加工信息的机制。1987～1992年，利普顿是斯坦福大学的学者与研究员，他证明了从环境发出的信号能通过细胞膜实现操作，从而控制着细胞的行为与生理机能，进而激活或抑制某个基因。他的观点与发现在过去是颇具争议的，但现在已被许多研究者证实。他对动物和人类细胞进行的研究帮助我们获得了一种视角，从而理解细胞记忆是如何在子宫内由母亲传递给未出生的孩子的。

据利普顿所言：“母亲对他人害怕、愤怒、关爱、希望的这些情绪与情感，它们会从生化特性上改变后代的基因表达。”在怀孕期间，母亲血液中的营养物质经由胎盘壁来滋养胎儿。在输送营养的同时，母亲也会释放一些由其情绪产生的激素与信息信号。这些化学信号会激活细胞中特定的受体蛋白质，从而促发大量的生理、代谢及行为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出现在母亲体内，也发生在胎儿身上。

一些慢性或反复的情绪会给孩子留下更深的影响，比如愤怒与害怕，它们在本质上“预先设定”了将来孩子会怎样适应环境。利普顿对此做出了解释：“当压力激素扩散至（人们的）胎盘时……这会让胎儿的血管更多地压缩内部的血液，而向外围输送更多，从而为战斗防御行为做好准备。”在这一意义而言，一个孩子如果在子宫内已经经历过压力情境的话，那么他会更能应对相似情境。

现有的大量研究阐释了孕期中的母亲及其压力是如何影响孩子的，并且这通常早在怀孕期间的前三个月就开始了。其中一篇2010年发表在《生物精神病学》上的研究，论述了胎儿出生前的压力及其对婴儿神经发展的影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将孕妇羊水中的压力管理激素水平作为压力水平的指标，并对125位孕妇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早在怀孕后的第17周开始，那些在子宫内暴露于高皮质醇水平的婴儿，当他们发展到17个月时其认知发展会出现削弱。

在精神病学家托马斯·沃尼（Thomas Verny）于2014年出版的《养育未出生的孩子：与你的孩子互动的9个月计划》（Nurturing the Unborn Child: A Nine-Month Program for Soothing, Stimulat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Your Baby）一书中，他告诉我们：“如果一位孕妇经历了急性或慢性的压力事件，她会开始分泌应激激素（包括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这些激素会从她的血液扩散至子宫，肚子里的孩子也会处于相同的压力情境中。”沃尼还说道：“我们的研究表明，孕妇若长期处于持续和强烈的压力情境下，那孩子则更有可能早产，并可能会出现体重低于平均值、多动、易怒、疝气这些症状。更极端的情况是，孩子可能会在出生时手指就被吮吸至发炎，甚至是出现溃疡。”

利普顿非常强调他所提到的“有意识地教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从怀孕前到出生后整个过程都有意识地进行培育，因为一个孩子的健康发展会深受父母思维、态度及行为的影响。父母不想要孩子的心理、不断考虑自身及后代的生存机会的焦虑，还有母亲在怀孕期间一直忍受生理和情绪虐待等，这些都构成了孩子出生的消极环境，并会传递给下一代。

当我们了解到情绪能够通过生理进行传达，还有三代人共享着同样的子宫生理环境后，来想象这样一种情境：在你母亲出生的前一个月，你的外祖母接到噩耗，得知她的丈夫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发生了不幸。因为怀着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她难以充分地处理自己的伤痛，因此她很可能会将情绪压抑，而这种情绪会浸没于她的女儿、外孙（外孙女）共享的身体里。你和你的母亲会感觉到一种悲伤，它来自内心深处，这是你们三个人共享的一处地方。

当我们有了这样一种共享的环境，压力就能够带来DNA的改变。在下一节，我们会一起来了解家族史中的创伤是如何影响基因的。

表观遗传学

布鲁斯·利普顿在细胞记忆方面的研究支持并促进了当前不断发展的遗传学领域，该领域主要研究在不改变DNA序列的情况下，人们在遗传过程中基因功能的变化。最初，我们认为基因的可遗传性只能通过父母的染色体DNA实现。而今随着对人类基因的进一步认识，科学家发现，染色体DNA（即传递像发色、眼睛、皮肤这些生理特征的DNA）意外地只构成了总DNA的2%。其他98%的DNA我们称之为非编码DNA（ncDNA），它们负责情绪、行为和人格这些遗传特征。

科学家在过去把非编码DNA称为“废弃DNA”，因为当时他们认为这些DNA几乎是没有用处的，直到最近，科学家才开始认识到这一部分DNA的重要性。另外，有趣的是，非编码DNA的比例是随着生物体的复杂性而增加的，因而人类所拥有的比例是最高的。

我们知道，非编码DNA会受到环境刺激的影响，例如有毒物质或营养不良，同时它也会受到紧张情绪的影响。受到影响的DNA会将信息传递下去，确保我们能够拥有适应某种情境的特定特质，这样就能帮助我们适应子宫外的生存环境。根据瑞秋·耶胡达所说，生理上的遗传变化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应对父母所经历过的创伤。在面对相似的压力情境时，我们生来便有了特定的“工具”帮助我们生存下去。

一方面，这的确能够给我们带来益处。我们生来就有某种内在的能力，耶胡达称之为“环境复原力”,它使我们能够适应压力情境。另一方面，这种内在能力也存在危害。例如，一个孩子的父母早年生活在战争环境中，那他可能会遗传到一种面对剧烈噪声环境会退缩的反应。尽管这种特征确实能够在面临爆炸威胁时对人产生保护作用，但也会让人在没有危险时也一直处于高度警觉状态。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了解到，在孩子遗传到的内在特征与实际环境之间有时是存在不一致的。这样一种不一致容易让人出现应激障碍和其他疾病。

这些适应性变化是细胞中的化学信号带来的，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遗传标记，它会黏附在DNA上，并向细胞传达是否激活某个特定基因。“外部环境中的某些东西会影响内部环境，并且早在你认识到这些以前，基因已经能够通过各种形式来发挥机能，”耶胡达说，“DNA序列本身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因为它的遗传标记不同，因而其表现形式也就不同了。研究已经表明，遗传标记能够解释我们在日后应对压力时的不同反应。”

科学家在过去认为，在任何遗传信息影响到下一代之前，压力所带来的影响在前体精子和卵细胞中会消除（在受精不久之后），就像数据从电脑硬盘驱动中清除一样。然而，科学家现在已经证实，某些遗传标记会逃脱改编过程，并且会传递到前体精子与卵细胞中，在将来的某一天成为我们。

最普遍的一种遗传标记就是DNA甲基化，它主要是阻碍蛋白质附着于某个基因上，从而抑制基因的表达。DNA甲基化将“有用”或“无用”的基因封锁在一个“关闭”状态，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影响着我们的健康。研究者发现，当应激源或创伤发生时，DNA甲基化的无序性会传递给后代，并伴随对生理、情绪健康威胁的易感性。

另外有一种较小的非编码RNA分子叫作微RNA，它在基因表达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DNA甲基化一样，应激引起的微RNA水平的无序性会影响基因在后代中的体现。

在大量的基因中，会受到压力影响的主要是CRF1（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受体）和CRF2这两种基因。我们可以在那些有抑郁和焦虑的个体身上观察到这两种基因水平的增长。CRF1和CRF2基因也可以从一位处于应激状态的母亲那里得到遗传，她的基因也有和焦虑、抑郁一样的增长水平。科学家提到，还有大量的其他基因也会受到一个人早年创伤经验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表明，基因……保留了对过去经验的某些记忆，”剑桥大学的杰米·哈克特（Jamie Hackett）博士这样说道。

耶胡达在2005年做的一项历史性研究引发了大量的关注，人们认识到应激模式实际上是会由孕妇传递给孩子的。那些在“9·11”事件发生时正在世贸大楼或在其附近的孕妇（怀孕中后期），还有由此产生PTSD的孕妇，她们所生的孩子都有较低的皮质醇水平。她们的孩子在面对新的刺激时，也会感受到痛苦加剧。皮质醇水平受到损害，我们控制情绪和调节压力的能力也一样会被削弱。这些小婴儿同样也会比他们所处胎龄更小一些。耶胡达和她的团队认为，“9·11”事件进行研究的结果绝大多数都是由遗传机制所导致的。他们将经历“9·11”后形成PTSD和没有形成PTSD的人进行了对照，发现这两个群体有16种基因的表达是不同的。

在一篇2015年8月发表在《生物精神病学》的研究中，耶胡达和来自纽约西奈山医院的团队发现证实，基因变化能够由父母传递给孩子。经过对基因的某个特定区域（与应激调节有关）进行分析，耶胡达他们发现，经历了大屠杀创伤的犹太人，他们与后代拥有相似的基因模式。他们将结果与那些在战争期间没有居住在欧洲的犹太家庭进行了比较，进一步确定了基因改变只在那些家庭经历了创伤的孩子身上出现。

现有大量研究向我们阐明，父母的创伤经验是如何影响孩子的基因表达和应激模式的。艾里克·内斯特（Eric Nestler）博士在他的论文《抑郁的表观遗传机制》［于2014年2月发表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AMA Psychiatry）］中写道：“实际上，重大的负性生活事件会改变后代对压力的易感性。”那些在“9·11”事件后产生PTSD的母亲，她们不仅会使孩子有较低的皮质醇水平，还会让孩子更容易受到噪声和陌生人的伤害。有一项在英国的研究发现，那些母亲在怀孕期间焦虑的孩子会有加倍的情绪和行为问题。

“创伤能够从过去持续到现在，并造成新的受创者，”研究成瘾性的精神病学家戴维·萨克（David Sack）博士在《今日心理杂志》中谈到这一点，“如果孩子的父母长期承受着PTSD的痛苦，那么他们有时也会形成自己的PTSD，我们称之为次级PTSD。”他提到，参加伊拉克或阿富汗战争并患有PTSD的父母中，他们的孩子有30%也有相似的PTSD症状。他还说：“父母的创伤会成为孩子他们自己的，同时孩子的行为、情绪问题也会与父母相似。”例如，那些经历柬埔寨屠杀有创伤体验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会更容易有抑郁和焦虑。同样，对澳大利亚的越战老兵而言，他们的孩子也比一般群体有更高的自杀概率。

在西半球，在保留地的美国原住民青年的自杀率是最高的。在美国的一些其他地区，自杀率比其他的美国青年要高10～19倍。艾伯特·本德（Albert Bender）是一位切罗基族的印第安人，他是历史学家，也是一位专长印第安人法的律师，他认为：“所有的原住民都会体验到代际创伤，尤其是印第安的青年，种族灭绝的历史政策带来了无止境的屠杀，强制性的驱赶和军事制裁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才结束，最后也就是我们知道的伤膝河惨案。”他认为是代际创伤激发了这些自杀的愿望。“所有的这些记忆都在年轻一代人的心中以某种方式产生着共鸣。”他还报告说，现在在年轻一代中自杀率如此高，“因此如果一周内没有出现自杀，在许多保留地都会被认为是一种祝福。”

LeManuel “Lee” Bitsoi，纳瓦霍人，他是哈佛大学遗传学的博士研究助理，他证实了本德的说法，即年轻人的症状是对过去的再次经历。他认为，遗传学的研究最终会发现大量的证据，来证明代际创伤是真实存在的。

美国的原住民青年中，比如战争老兵的孩子、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柬埔寨屠杀幸存者的孩子，还有“9·11”事件幸存者的孩子，他们是当前代际创伤的最新“受害者”。令人担忧的是，实际上的名单还不止这些。暴力、战争和压迫不断在埋下代际创伤的种子，这些创伤中的幸存者不经意向后代传递着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例如在卢旺达，1994年后出生的年轻人，那时他们还太小，没有目睹对近80万人的无情杀害，但他们却和目睹并幸存下来的人有一样的创伤后应激症状。年轻一代的卢旺达人说，他们体会到强烈的焦虑感和强迫感，这和甚至在他们出生前就已经存在的那种惨状是相似的。

耶胡达发现，患有PTSD的母亲与没有出现PTSD的母亲相比，他们的孩子有3倍的可能性更容易形成PTSD。她还发现，幸存者的孩子有3～4倍的可能更容易出现抑郁和焦虑，并且父母一方有PTSD时，他们会更容易出现物质滥用。耶胡达和她的团队还在分别是母亲和父亲出现PTSD时，对孩子的症状进行了区分。她发现，如果是父亲患有PTSD，那么孩子会更可能感觉到“与自己的记忆发生分离”；如果是妈妈患有PTSD，孩子则有更大的可能感觉到很难“平静下来”。

特别是耶胡达还提到，如果是孩子的父亲有PTSD，那么他“更倾向于产生抑郁或其他慢性应激反应”。如果孩子的母亲有PTSD，那么情况就相反了。耶胡达指出，经历了大屠杀的母亲往往害怕与孩子分离，因此她们的后代总会抱怨母亲过度关注他们。

耶胡达认为，应激状态所引发的遗传性改变在受孕之前就发生了，并且是通过父亲的精子传递的。她还认为，这种变化也同样可能通过母亲传递，并也发生在受孕前。她还提出，发生创伤事件时母亲的年龄很关键，这会影响到她传递给孩子的信息。例如，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他们遗传到的酶是活跃的皮质醇还是不活跃的皮质醇，这取决于他们的母亲当时是小孩还是已经成年。

祖父母经历PTSD也同样会影响到后代。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格雷琴，战争带来的创伤会持续下去，使重孙也承受着最初的伤痛。

创伤不仅来源于战争，任何会破坏家庭平衡状态的重大事件，那可能是一次犯罪、自杀、早逝、突然或意外的丧失，这些都会使我们再次经历从过去而来的创伤症状。萨克写道：“创伤贯穿于整个社会，还有我们的代际之间。”

表观遗传学视角下的创伤传递

直到最近，科学家才开始了解发生创伤遗传时的生理机制。为了进一步探究，研究者开始做一些动物实验。因为人类和小白鼠之间的基因图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人类有99%的基因都能在小白鼠身上找到对应物，这些研究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代际创伤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这一研究如此有价值还有另一个原因，因为小白鼠的一代大概是12周，代际之间的研究只需要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得到结果。而相同的研究在人类身上则需要6年之长。

现在，在小白鼠的血液、大脑、卵子和精子中发生的化学变化开始和下一代的抑郁、焦虑这些行为模式联系在了一起。例如对母系后代进行的研究表明，与母亲分离的应激状态造成的基因表达变化能够追溯至三代。

在这样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在幼鼠出生的最初两周内，每天剥夺母鼠多达3个小时的抚育时间。之后，这些小幼鼠表现出的行为与人类的抑郁十分相似。随着小白鼠年龄的增长，这些症状也在发生恶化。出乎意料的是，一些雄性白鼠自身没有出现某些行为，但是会将这种行为变化传递给他们的雌性幼鼠。研究者也在应激中的小白鼠身上发现了甲基化和基因表达变化。这些基因变化中包括CRF2，它对白鼠和人类的焦虑都具有调节作用。研究者还发现，后代的生精细胞（前体精子和卵细胞）以及大脑都会受到与母亲分离焦虑的影响。另一项用大鼠做的实验发现，那些更少受到母亲照料的老鼠相比得到更多照顾的老鼠，它们在成年期会表现出更多焦虑，并且对刺激更加敏感。研究者在多代之间都发现了这种应激模式。

通常我们都知道，婴儿如果和母亲分离，这对他们会是巨大的挑战。在对包含雄性白鼠的研究中，那些与母亲分离的幼鼠一生都会表现出较高的应激易感性，并且其后代也会有相似的应激模式，这种模式会延续好几代。苏黎世大学的脑研究所在2014年做了这样一项研究，他们将雄性白鼠反复并长时间置于与母亲分离的高强度焦虑中。结果，这些发生创伤的小白鼠表现出一系列类似抑郁的症状。之后它们继续繁衍后代。研究者在后代身上发现，第二代、第三代幼鼠都有相似的创伤症状，尽管它们没有再经历与母亲分离。

研究者还在有创伤经验的白鼠身上发现了大量的反常微RNA（管理基因表达的遗传片段），它们出现在白鼠的精子、血液还有海马体里（涉及应激反应的大脑区域）。这种大量的反常微RNA也出现在第二代白鼠的血液和海马体中。不过，第三代白鼠虽然也表现出了和上两代白鼠一样的创伤症状，却没有监测到微RNA数量的增加，由此研究者推测，创伤事件对三代都会有行为上的影响，但是可能表现得没有之前那么严重。

“因为微RNA数量在精子中的失衡，我们发现了传递创伤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这项研究的合作者伊莎贝尔·曼殊（Isabelle Mansuy）说道。她和她的合作者目前正在研究微RNA在人类创伤遗传中的作用。

科学目前已经证实，一代人所经历的创伤会传递给下一代，这也是用老鼠做研究的重要意义。了解到我们可能对后代产生影响，我们必须问一问自己：我们究竟会给孩子传递什么呢？

2013年，埃默里大学做了一项研究，实验被试是处于应激状态的雄性白鼠的后代。研究者发现，创伤记忆能够通过DNA中的表观遗传变化进行传递。他们让某一代的白鼠进行训练，使它们害怕一种像樱花味道的东西——苯乙酮。每次当它们闻到这种味道，同时就会受到一次电击。经过一段时间，这些白鼠会产生大量与这种特定味道有关的嗅觉受体，这使它们很容易就探测到这种味道。另外，它们的大脑中特定与这些嗅觉受体相关的区域也扩大了。研究者还进一步在白鼠的精子中也发现确实产生了变化。

这项研究最有趣的部分在于后两代中出现的变化。不管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幼鼠，只要暴露在樱桃味中时，它们都会跳起来并且躲避这种味道，但它们之前其实都没有经历过那种刺激训练。另外，它们的大脑也产生了同样的变化。这些白鼠不仅遗传了对气味的敏感性，还遗传了与气味相关的恐惧感。

布赖恩·迪拉兹（Brian Dias）是这项研究的合作者之一，他认为：“在精子内存在某种东西能够使信息遗传下去。”迪拉兹和他的实验伙伴都提到，在父鼠与幼鼠的精子内都有反常的低DNA甲基化。尽管对父母的创伤经验储存在DNA内的明确机制仍在探索之中，迪拉兹还是说道：“它会利于祖辈去提醒后代，某个特定环境对他们可能是不利的。”

这项特殊研究强有力地支持了研究者所说的“代际表观遗传”，也就是行为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下去。当我在实践中探索我的家庭时，我常常会看到一些反复的疾病、抑郁、焦虑、关系与经济困难这些模式，并总想试着了解得更深入。在这一代中，到底是什么未处理的事件让一个男人在赛马中输光所有钱，或者是让一个女人选择只与已婚男人建立亲密关系？他们的基因遗传信息是怎样受到影响的？

迪拉兹和他的团队希望能进一步探究这种代际之间相似的影响是否也存在于人类基因中。在人类中来进行验证还需要跨越好几代，而目前在动物上的研究已明确地告诉我们要暂时停下来，好好思考我们与父母和祖父母所共同感知的创伤。

2013年，海法大学的研究者英娜·盖斯勒-所罗门（Inna GaislerSalomon）、希巴·扎依丹（Hiba Zaidan）、弥迦·莱谢姆（Micah Leshem）在《生物精神病学》上发表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对象包括了雌性老鼠，他们发现在受孕前，甚至是相对很温和的压力性刺激都足以影响后代。在实验研究中，大鼠在出生的45天后（等同于人类的青春期）开始暴露于微弱的刺激下，例如温度的改变，最终可以在后代中测量到相应的影响。

CRF1基因主要负责对身体应对刺激时的分子进行编码，研究者经长期研究发现，在受刺激的雌鼠的大脑中，可以探测到这类基因的分子产物发生大量增加。他们在雌鼠的卵细胞以及它们后代的大脑中，都发现了这种分子产物的大量增加，这些都能说明创伤相关经验是经过卵细胞传递的。研究者认为，新生小鼠的行为改变与从母亲那得到的抚养模式是无关的。这项研究说明，即使人类在婴儿时期得到了支持性的抚养，我们仍然会在我们意识到之前接收到父母所经历的创伤体验。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介绍来自同一父母的兄弟姐妹如何遗传不同的创伤体验，并且在同样的抚养环境下产生不同的生活。

加拿大的莱斯布里奇大学于2014年做了一项大鼠研究，探讨压力状态对孕期母亲的影响，以及对早产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应激状态下的母亲易发生早产，并且其女儿也可能会容易出现早产。而重孙女则会出现比自己母亲更短的孕期，甚至她的母亲并没有处于应激状态，这一现象令研究者感到惊讶。文章的第二作者格林德·梅斯（Gerlinde Metz）说：“令人惊讶的是，孕期中轻微到中等程度的刺激就会在后代中产生复杂的影响，因此，刺激在每一代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梅斯认为，表观遗传的变化是非编码微RNA分子造成的。这一发现对因为压力有生育风险或分娩并发症的人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人类的一代大约需要20年，因此来自人类的代际研究结果仍在进行中。不过，从我们在白鼠身上进行的研究得知，创伤至少会在三代以内进行传递，由此研究者推测，当人们经历了某个创伤或压力事件后，他们不仅会将这种模式传递给孩子，还会传递给孙辈。

我们已揭晓了遗传中新的发现，关于如何减轻代际创伤的影响可能会慢慢成为下一步要做的事情。研究者如今已经发现，我们的思维、内在的意象以及每日的实践，例如可视化、冥想等，这些都能改变我们基因的表达方式，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具体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