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国防第一——李鸿章与中国军事近代化(5)
1862年底，淮军铭字营最早自行聘用法国军官为教习，从1863年起，李鸿章正式命令各营雇请外国人为教习，先后有金思立、毕乃尔、马格里、吕嘉、陆国费等20多位英、法国军官加入淮军充任教练，使士兵学会熟练使用洋枪炮，以及构筑工事、作战阵法等。这样，淮军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编制、训练，都开始实行近代化。
自此以后，李鸿章“闻外国有一器新出，一法新变，未曾不探求而写放之，以训练将卒”。由于洋人操练的口令都用外语，中国士兵无法听令执行，无奈之下，铭、鼎、庆、盛各营请人将口令翻译并刊刻成小册。到1878年，各营采用江南制造局及天津行营制造局所译的版本，如此全军才统一口令。
除了由分散在各营的洋教习随营教练外，淮军攻占苏州、解散常胜军之后，李鸿章接受戈登的建议，在上海郊区凤凰山设立训练营地，拨淮军两营1300名和“常胜军”裁撤余部一起集中训练。戈登回国后由英国军官杰布（也有译作“质贝”）接手训练，李鸿章派潘鼎新负责营务。训练的内容，有阵法、号角、口令及枪炮施放之法等等。外国教官只负责教练操演，并无军事指挥权。中方官吏监督训练营的基本管理，淮军军官充任统领或营官，以关税收入维持日常训练。凤凰山所训练出的军队在李鸿章北上剿捻时起到了作用，该项目持续了几年后，于1879年停止。
当时清廷军事体制中，绿营兵到70年代仍有60多万，使用的武器基本上仍是刀矛弓箭和抬枪鸟枪，而且内部腐朽不堪，战斗力极差。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李鸿章趁机建议改革军事，他说：“战守无具不可以和，允为古今御侮长策，平日不求武备，临事能无张皇，中国旗绿营兵及向用军器不足以制发捻，自为外人所轻。”李鸿章认为：“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用能将，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但清廷并没有采纳，仍旧浑浑噩噩。
随着形势发展，李鸿章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但用旗绿弓箭刀矛抬鸟枪旧法，断不足以制洋人，并不足以灭土寇”，明确指出裁军办法，“凡绿营额兵，疲弱勇营，酌加裁减，其饷即加新练之队”。1874年，李鸿章再次发出“变兵制”的呼吁，指出：“不安兵制，窃谓继今以往，营伍竟无用处。今举朝无不以复旧制为言，于兵事亦仍旧章，是促之危亡耳。”
由于湘淮军并不被清廷视为正规军，未能纳入“经制军”体系之中，而是各省督抚分操其权，不相统属，不但不能成为统一的近代国防力量，反而逐渐演化为地方分权势力的工具。这一点，李鸿章倒是看得非常清楚，在1874年上奏中指出，这种军事体制“畛域分则情形易隔，号令歧则将士难从”。同样没有引起清廷重视。
十一
李鸿章很重视对淮军进行近代化的军事教育。他认为，“中国军营，自同治初年以后购用西洋枪炮，雇觅洋弁教习，究得其粗，而未及其精。目今各国环伺，争强兢胜，我必须讲求兵法，以图自立”。当时世界诸强中，德国陆军枪炮操法最为擅长，水师铁甲兵船亦日新月异，与英相埒。李鸿章于1873年曾委托德国克虏伯炮局，请代雇其国军官李励协到天津教习炮队。1876年，李鸿章选派查连标、王得胜、刘芳圃等7名青年军官赴德国深造，学习军械技艺，“师彼长技，助我军谋”。其中三人于1879年学成归国，王得胜因体弱及改学专业诸因素1882年才回国，李鸿章于亲兵营选拔一哨兵弁交其训练，并令德国军官汉纳根随时察看，督率讲究，颇有成效。
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又从德国聘请一批军官来华教练淮军，先到的李宝等人奉命检阅驻防在天津小站的淮军盛字营，“炮队三营步伐止齐，似尚许可”，“至所演洋枪（队），经该员阅视，据称现在德新式微有不同……似大同小异，俟德弁到后，稍事变通，无不合度”。不久，德员康腊克等到营，每营拨弁勇12名，交其教操，因操规无须大加更改，不过七八天就已熟练。“窥该洋弁之意，亦知卑军习操已非一朝。不过量为指授，以完教习之责。”由此可见，淮军盛字营的操法离德国陆军新式操法已非常接近。
李鸿章对近代兵制改革的另一贡献，是将淮军中的长夫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兵种——工兵。长夫原用于为淮军正规士兵提供服务，协助作战，在平洪剿捻时出力不少。战争结束，淮军驻防各地后，有不少人觉得“长夫为征兵而设，防军可以不用”，户部为减少开支也“奏请裁撤”。
李鸿章则表示了不同看法：“臣等所部各军皆分扎滨江沿海要地，各有修筑洋式炮台营垒及疏河垫道工程，防所距城市或数十里，或百数十里，且多孤悬海外，所需木石料物薪粮子药，均须隔海搬运，动资长夫之力。昔年行队坐营皆用土枪炮，尚须多夫帮运，近年因备外患，所操枪炮全系西洋精利之器，即如鸿章所部淮军，现领用后门枪二万余枝，后门大小炮共三石七十余尊……各炮台大炮每尊重者数万斤，开花子母实心各弹重者至五六百磅，非数百人不能运一炮，非数十人不能举一弹，较从前所用增至数十倍。凡操后门炮，自炮目至勇丁皆有应管之物，应做之事，缺一不可。弁勇既须亲操畚锸帮做土工，而练习枪炮口令准头又不能一日间断，实与正兵劳苦无异。其间粗重杂役甚多，若长夫太少，运用不敷，必致有器与无器等。西洋营制每军另有做工运物之人，名曰工兵队。工兵即长夫也，用以筑台浚濠修路及一切力作，而使正兵专练枪炮，各国若欲强兵，断无用兵而不用夫之理。”
在李鸿章的坚决抗争下，长夫得以保存下来，到19世纪80年代发展成近代军事意义上的工兵。淮军有了新的兵种，在建制齐全上向着军事制度近代化又迈进了一步。
十二
面对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清廷中的有识之士被激发出危机感，作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的林则徐就深深感到，没有海军和陆军的配合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因此，他加紧按西法制炮造船，先从美国人手中购买了一艘1080吨的英制商船“剑桥”号，改造成一艘战舰。1840年春，他又在广东仿照欧洲船舰式样，制造战船。林则徐还从西人手中购买了两艘25吨的帆船和一只划艇，准备组成一支海军，以抵御外国的侵入。
在京城内，宋晋于1856年上奏《请饬护送海运轮船入江剿贼疏》，主张租用轮船对付太平军，“火轮船转动迅速，炮械坚利，水面攻剿，较之红单船尤为迅猛，是以盗踪均望而畏避……则可解江南之急”。清廷肯定其“所奏不为无见”，决定动用火轮船镇压太平军，“如能添购数只，较之大号轮船，行驶更当便捷。著怡良等妥速会商……应需经费，并著该督抚等妥为筹划”。然而，雇佣的外国轮船虽有一定战斗力，却终究只听命于其本国政府，使清廷感到事权不属颇为掣肘，实有买舰自办的必要。
曾国藩在1860年也上书清廷提出，如要攻取苏州、常州、金陵，非有3支配备轮船的水师，否则不能得手，并计划由江北自行造船，以便就近攻取金陵。“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可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在攻占安庆后，曾国藩即设立军械所，将此想法付诸实施。第一次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李鸿章也很快察觉到中外在器物上的最大差距所在，并尖锐地指出，讲求“戎政”和“洋器”为当务之急。
由于对此比较生疏，清廷将购买船炮之事委托给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办理，前后三次共拨出80万两白银，打算购买中号兵船3艘、小号兵船4艘。不料，李泰国为人卑鄙猥琐，欺负中国人不懂行情物价，居然趁机大捞油水、中饱私囊，在船价之外又另向清廷索要了27万两经费。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李泰国擅自招募英国军官、水手600多人，并滥用权力，以清政府代表身份与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私立合同，内容包括：清廷必须任命阿思本为舰队司令，管辖调度所有外国舰只；阿思本只接受清朝皇帝谕旨，且须由李泰国转达，否则可不遵行；李泰国对皇帝的命令有权加以选择，可以拒绝接受。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妄图像占据中国海关那样，把中国海军牢牢地控制在英国人手里，居心可谓险恶之极。
清廷得知此事后，朝野大哗，经反复交涉双方意见仍难以达成一致，清廷只好支付高额的遣散费，令阿思本将舰队驶回英国变卖，清廷总计损失了约90万两白银。阿思本舰队的闹剧，迫使清廷转向自行设厂造船筹建海军之路。但是，这事并非如洋务派想象得那么容易，曾国藩、左宗棠仿造轮船的尝试先后失败，这使他们认识到必须采用机器生产和借重外国技术人员，于是李鸿章在东下上海后，就开始了洋务事业的兴办。
1866年福州船政局成立，制造兵轮，即为捍卫海疆起见。1868年7月23日，江南制造局第一号轮船竣工，曾国藩命名为“恬吉”号，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明显蕴含着抵御外侵保卫海疆的寓意。在加紧学习仿造的过程中，清廷从国外购买了大概10艘小兵轮，但吨位小且装备陈旧，散处各地难以成军，根本没有防御外来海上侵略的能力。当然，这与清廷统治者对海防不够重视有很大关系。
针对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局势，李鸿章认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两次鸦片战争都是由于海防失利，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和地理形势上考虑，沿海防务确实比西北备边更为重要和紧急。迫于时局，为防止列强“觇我要害，制我命脉”，李鸿章要求先全力加强海防。因此，他建议道，“海口各项艇船师船概行屏逐，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可恃”。可以看出，李鸿章是在为海防的近代化未雨绸缪。
十三
当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获得初步发展后，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和淮系得力干将、江苏布政使丁日昌正式提出海防措施、建立新式海军，其构想相对其他清廷大吏所提出的而言是比较系统和完整的。1867年12月29日，李鸿章在丁日昌的建议下，向清廷上奏辨析利害：“自海氛构衅，中国水师无能御敌，是不独师船不及轮船、夹板火轮，即沿海炮台亦呆而无用，沿海兵制亦散而无统，是以洋人游弋海上，厚集其势，由一路伺隙进攻，而中国必须处处设防，不能互为援应，正犯兵家备多力分之忌，此其所以不胜也。”所以，他提出“创建轮船水师，分为三阃”的设想，主张把中国近海水域分为北洋、中洋、南洋，分别设立“三洋”水师，“无事则出洋梭巡，以习劳苦，以娴港汊，以捕海盗；有事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飞驰援应，如常山蛇首尾交至，则藩篱之势成”。李鸿章认为丁日昌的想法“是远大之谋”，应“酌量缓急轻重，次第设施，于时局当有裨益”，并将丁起草的《创建轮船水师》条款附呈在奏议后，作为一种积极的示意，希望得到清廷统治者的允准。
遗憾的是，此意见并没有引起清廷重视，一拖又是好几年。李鸿章感到焦急而无奈，“外洋以商贾为重，中国以耕读为重，是固人人皆知。然而，不重商贾可也，军事亦可不重乎？……方今环球诸国，各治甲兵，唯力是视……”尤其是在与东邻日本的飞速发展相较之下，更令人忧心如焚，1870年他扼腕叹息道：“日本海隅小邦，与西洋通商甫数年，水陆兵制与枪炮利器事事募仿泰西，且严禁天主教、鸦片烟。强邻四逼，而不及时奋发，其何能支！”担心落后的中国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欺辱，却不能奋起直追以抵御外侮。
清廷的顽固保守派对此不仅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甚而叫嚣着反对兴办洋务、要裁撤造船。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颇为愤懑地说：“兴造轮船兵船，实为自强之一策。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及今吾师与左公尚存，异议已多，再数十年后更当如何？”他担心保守势力过于强大，会将初见端倪的洋务事业扼杀在摇篮之中。在反对撤销造船计划的奏折中，他进一步指出：“日本小国耳，近与西洋通商，添设铁厂，多造轮船，变用西洋军器……方欲自保而逼视我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1872年，又有人主张裁撤福州船政局，李鸿章坚决反对，并建议“裁撤各省内外红单拖缯艇船，而配以自造兵轮船，即以艇船修造养兵之费，抵给轮船月费”，以此办法借机逐渐发展近代化的水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