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原式边城和移民之城：抗战前夕贵阳的城市特征

一、高原山地的“中原式”边城

1．高原山地的边际之城

贵阳城是典型的高原山城。地处云贵高原东部的贵州，平均海拔1100米，境内山脉众多，绵延纵横，山高谷深，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北部有大娄山，自西向东北斜贯北境；中南部苗岭横亘，是长江和珠江两流域的分水岭；东北境有武陵山，由湖南蜿蜒而入贵州；西北部高耸乌蒙山，其韭菜坪海拔2900.6米，为贵州境内最高点；西南部有老王山脉，雄峙牂牁江岸。受地理环境影响，水系由西部、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分流，苗岭以北属长江流域，主要河流有乌江、赤水河、清水江、洪州河、舞阳河、锦江、松桃河、松坎河、牛栏江、横江等，其中的乌江为贵州境内最大的河流。苗岭以南属珠江流域，主要河流有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都柳江、打狗河等。黔中地区的河流分布，以及特殊的自然环境，为贵阳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土壤，使贵阳城市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为典型的高原山地城市。

贵阳城是典型的边际之城。在四川、云南、湖广三省边际之地建立的贵阳城，历史上不仅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城市，而且也远离周边省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长期处于中央王朝的羁縻统治和土司统治之下。所以在古人的心目中，贵阳城始终是一座“边城”。在元代驿道修建以前，贵阳不仅远离京城，而且地处四川、湖广、云南三个行省的边际交接地，因远离成都、武昌、昆明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在行政建置上，黔中地区时而划属湖广，时而划属四川，实际处于“几不管”状况，成为边区的边际。元代以后，随着驿道的修建，该区域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明代贵州行省的建立，以及省会城市地位的确立，使贵阳城的发展加快，逐步地由诸省边际转型为新的区域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贵阳城地处湖南、四川、重庆、广西、云南五省（市）地理中心的优势地位得以发挥作用。抗战前夕，以贵阳为核心的黔中地区已经形成为“西南之奥区”，具有近内地而临边疆的区位特征。

高原、山地、边际、移民，特殊的地理区位、人文环境，以及发展历程，铸就了贵阳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地域特色，形成了贵阳城市高原山地的“中原式边城”和“移民之城”的独特个性。一方面，由于贵阳城市地处高原山地，缺乏富庶的平原支撑，加之人烟稀少，生产力水平长期滞后，农业发展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对于贵阳这种在军事城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农业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为有限，城市腹地对周边乡村人口的集聚力也比较弱，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长期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地处边际，一般情况下，贵阳城市的发展很难纳入统治者的统筹规划之中，往往是遇到重大战事发生或为加强西南地区统治的需要，贵阳的战略地位才得以凸显，贵阳城市的发展才可能根据战时的需要进行拓城或者维修，但战事结束或统治稳固后，贵阳城市的战略地位便迅速恢复到常态，城市建设重新回归到正常轨道，而且，因战争需要而进行的城市建设，往往具有很强的军事政治功能烙印，无法推进城市的持续发展。由此可见，贵阳城市地处高原山地的中原式边城的城市个性，在促进城市形成发展的同时，也制约了贵阳城市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水平，使得贵阳城市发展进程十分缓慢，加之贵阳城市形成晚，起点低，清初以后贵阳城市的多次修葺，主要是城垣的加固和城门的修补等，没有对城市空间和结构进行有效的改变。因此，从顺元城建立至抗战前夕，贵阳城市虽然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但城市规模总体变化不大，城市人口不多，城市经济发展不快，城市经济对周边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有限，长期处于“通道城市”地位。

2．民族聚居地的“中原之城”

贵阳城地处云贵高原东部的黔中地区，建城之初，四周皆为土司辖地，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城内居民除卫所军士和少数流官外，少数民族人口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因此，从中原城市的视角看，贵阳城毫无疑问是典型的高原山地的边际之城，但是在黔中地区少数民族的视野里，贵阳城又明显地不同于当地其他城镇，带有许多中原城市的元素，是中央政治军事力量在高原山地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加强统治的权力象征，是统治者进行边区控制，以及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基地，是建立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中原式边城”。

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是古代苗瑶、百越、氏羌和濮人四大族系迁徙的交会点，境内民族众多，世居少数民族有17个。贵阳地处黔中腹地，然而在很长时期里，四周皆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处于“群僚环聚”的境况。明代大儒王阳明曾因得罪权贵而被贬滴到贵阳近郊的龙场任驿丞，当时的龙场，“万山丛薄，苗、僚杂居”。在王阳明看来，龙场地处“万山丛棘中，蛇虺（huī）魍（wǎng）魉（liǎng），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鸟夫（guài）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关于龙场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王阳明也有记述，“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龙场为贵阳近郊，且有驿道与贵阳相通，本应是受贵阳城影响较大的地方，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明代中后期也不过如此，贵阳其他周边地区的发展情况更加可想而知，这必然与贵阳城中居民的生活状况形成鲜明对比。

贵阳城虽然身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远离中原，然而由于中原政治权力的渗透和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城市中的“中原式”特征明显。元初顺元城的建立，是元朝中央势力向西南边疆渗透的需要，突现了“城”的军事政治功能而忽视了“市”的功能。明清时期贵阳城的重建与多次维修，总体上仍然是突出城市的军事政治功能，加强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控制。明洪武年间，为控制西南局势，在黔中设立贵州卫，与成都卫和武昌卫形成犄角之势，贵州卫治所设于城中，与贵州宣慰司同城。云南平定以后，为稳定贵州秩序，明朝在贵州遍立卫所，设置“三司”，这样，贵阳城就从最初的军事城堡逐步发展成为了贵州行省的省会城市，既是区域军事力量的中心和指挥中枢，也是全省的政治中心，是中央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加强统治并施行管理的代表，是国家权力渗透边疆地区的重要象征和主要体现。清代贵阳城市的军事政治功能进一步提升，城市影响力进一步增强，贵阳城市发生的某些重大事件，不仅影响到贵阳地区，甚至部分影响到了全省乃至全国。随着贵阳城市功能的极大提升，汉族移民不断到来，贵阳城市的“中原式”特征进一步增加。

作为区域性军事政治中枢的贵阳城，虽然地处少数民族聚居地，但其兴起并不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少数民族村落的基础上自然形成，而是以元代的统治据点为基础渐次发展而成，因此，从贵阳城建立之初，便带有浓厚的中原式城市特色，与当地少数民族村落保持有一定的界限。明代以后的贵阳城，由于大量的中央和地方权力机构的建立，中原式特征进一步凸显。考察明代贵阳城内设置的公署，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地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这座城市所具有的中原式城市特征。明代贵阳城内的公署主要有：太府，设置于城中的西南隅，明永乐二十年建，景泰年间巡按都御使缉为都察院。总府，设置于城内，永乐年间初为布政司公所，成化五年重建，为镇守总兵居住之地。都察院，设置于城中的东北隅，明初为贵州前卫兵器局，后被巡按都御使宋钦改建后居住。东察院，设置于贵阳城内的东北隅，永乐十八年建，为巡按御使居住地。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设置于贵阳城内，永乐十一年开设贵州布政司后，以城外贵州驿为公署，后移城内贵州前卫公所。贵州都指挥司，设置于城中西，为元八番顺元等处都元帅府故址，明洪武年间设建。按察司，设置于城内，永乐年间建。贵州卫，设置于贵阳城西，明洪武初年建。贵州前卫，设置于贵阳城内西，明洪武年间建。贵州宣抚司，明洪武初年升为宣慰司，诏令土司子孙可以世袭。

儒学的建立及儒家文化的传播是贵阳城中原式特征进一步加强的又一体现。在元代的顺元城，儒学就已经建立。根据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明代的儒学，“在城治内东，元初建为顺元路儒学，明初拓城，都指挥马烨重建”。说明元代贵阳城内建有顺元路儒学，明代儒学以元代顺元路儒学为基础，通过重建进一步发展。明代贵阳城儒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新建了文明书院、尊经阁和文庙等。文明书院由教授何成禄在城内忠烈桥地带所建，因王阳明讲学而名声大振。尊经阁于明正统年间教授王训所建，是贵阳城内的重要的藏书之所。文庙于明洪武年间建，中为大成殿，旁设两厅，西厅之北有乐器、祭器库，东厅之后有宰牲祭神厨房。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在贵阳郊外的龙场悟道并且讲学，培养了大批熟悉儒家文化的知识分子，王阳明离黔后，其弟子马廷锡等继续在贵阳讲学传道，创办书院，传播阳明心学，加速了儒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使贵阳成为王学传播的中枢。随着贵州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以田秋为代表的贵州籍官员积极呼吁贵州单独开科取士，明嘉靖十四年（1535），经朝廷正式批准，云南、贵州分别开设乡试科举，嘉靖十六年（1537），贵州第一次乡试于贵阳举行，自此，贵阳发展成为全省区域性文化中心，成为中原文化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重要传播地。

3．西南交通网络的枢纽之城

贵州自古为西南地区东来西往、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战国时期已经有道路与邻近地区相通，庄跷入滇，贯通东西大道，秦修五尺道，汉开夜郎道，唐代整修牂牁至粤桂道路，宋辟买马之路，使南北干道略具规模，但与中原联系仍然不便。自元代起，京都驿道可以直通贵州，向西到达云南并延长到缅甸，向南直至广西和越南，贵州纳入了全国“站赤”交通网络，黔中地区的地理中心逐渐演变为区域交通中心。明清时期，贵州驿道继续发展，湘黔、滇黔、黔桂、川黔4条干线不断完善，省内大道通往各府、州、县及乡村，并在沿线设置驿站或铺递，横贯东西的驿道干线与纵贯南北的驿道干线在贵阳交汇，使贵阳成为西南驿道的交通中心。自1926年起，贵州公路建设相继展开，驿道功能慢慢被新修公路取代。

横连贵州东西的交通，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战国楚顷襄王时（公元前298一前279），派将军庄跷掠取巴、黔中以西，溯沅水至且兰启岸，经夜郎、宛温至滇池，是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东西干道。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渝州人侯弘仁等整修由牂牁经西赵通交（州）桂（州）的道路。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四川右丞耶律秃答儿建议开辟普安以东驿道。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黔境设驿站11处，并在镇远兼设水站，办理水陆联运。清雍正七年（1729），清廷批准云贵总督鄂尔泰的《请另开上游新路六驿疏》，改善了滇黔驿道。清雍正九年（1731），清廷批准鄂尔泰《再请改驿站疏》，改建湘黔驿道。清乾隆十七年（1752）再次改善滇黔驿道，开老鹰岩新路。经过多次修建完善，贵阳成为进入云南的重要门户。

纵贯贵州南北的交通，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秦派常頞在西南地区修筑“五尺道”，从僰道开始，粗通夜郎。汉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唐蒙发巴、蜀、广汉兵数万人修路，由僰道经石门、南广、平夷、夜郎以达牂牁江畔，在秦代初通的五尺道基础上改建整修，成为纵贯贵州的南北大道。南宋时期的买马活动，进一步促进了贵州与四川、广西、云南交通的发展。元朝主要以开辟省际干道为主，至元二十八年（1291），开辟了由昆明经曲靖、乌撒、乌蒙至叶稍坝达叙州的路线。明初在黔中修建龙场九驿，密切了龙场与乌撒的联系。以贵阳为中心，连接川黔、黔桂的驿道干线成为南出北进的重要通道。

在以贵阳为中心的省际驿道相继修建的同时，贵州地域内的交通线路也逐步修建完善。明初，贵阳连接省内府、州、县的交通干线初具规模：一是由贵阳至定番的大道，二是贵阳经鸭池河至比喇的大道，三是新添驿经定番、广顺至安顺普利驿的大道。清代增修了贵阳至罗斛、广顺、开州的大道，以及贵阳经清镇、平远至乌西的大道。通过驿道干线将贵阳城与各府、州、县联系起来，通过省际驿道与邻省相连，进而到达京城及其他地方，通过省内大道把全省各地连为一个整体，更加显现贵阳省会城市的中心地位以及对各府、州、县的辐射带动作用。以贵阳为中心，不仅可以通达邻省，也可以到达省内各主要州、县，进而到达乡村。

民国时期，公路修建逐步取代了原有驿道。1926年，周西成主持黔政，一方面将汽车引入贵阳城，同时对贵阳城市的街道大加改造，修建环城马路；另一方面加大了以贵阳为中心的贵州公路网络建设。在周西成主持黔政期间，设立路政局，创建公路，为指导公路建设，制订了《贵州省马路计划大纲》，拟修建贵北（黔川）贵南（黔桂）贵西（黔滇）、贵东（黔湘）等四大干路。周西成主政贵州三年，勘测路线2500余千米，拨给各县经费45万余元，修通贵阳至黄果树、贵阳至桐梓两段公路共长360千米。1929年周西成战死后，毛光翔、王家烈等主持黔政，1935年，全省公路里程共计955千米。随着公路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传统驿道功能逐步被现代的公路交通所取代，贵阳成为西南地区新的公路运输的重镇。

二、“五方杂处”的“移民之城”

1．移民与古代贵州开发

贵州是多民族杂居的移民省份，贵州的发展离不开原土著居民，也离不开大量的外来移民。今天生活在贵州的绝大多数居民，其先祖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迁徙到贵州并逐渐定居下来的。先秦时期，贵州境内的居民主要是百濮人，后来，百濮人逐渐走向衰落，氏羌、苗瑶、百越等先后从东、南、西方向迁徙入贵州，从根本上改变了贵州的民族构成。根据《史记》载，唐蒙曾上书皇帝：“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唐蒙的上书，突出了夜郎所处区域的重要战略地位。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不断派遣官吏到贵州进行统治，这些人也成了新的移民。与此同时，封建王朝又不停地把一些“罪人”“犯官”“亡命者”遣送贵州，以示对他们的惩罚。汉武帝的“募豪民，填南夷”之举，被视为由官方主导的大规模移民。外来移民的增加，使贵州的移民人口不断上升，促进了贵州的民族融合，有利于贵州的开发和发展。

移民是促进古代贵州开发的重要力量，汉族等民族向贵州移民是历代中央政权开发建设边疆，以及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政策制度化的产物。元明清时期，特别是贵州行省建立后，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开发力度的加大，尤其是屯田的加强，官方组织和民间自发的移民贵州的现象更加普遍，外地人口于是大量移迁贵州。明代在贵州设置卫所，大力推行军屯、民屯、商屯等举措，在“移民实边”“开中”，以及“调北征南”等行动中，大量的中原汉族人口移居贵州。清初推行“奖励开垦”和“与民休息”政策，对移居贵州的人口进行照顾和优待。从总体上看，贵州移民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有仕宦任职、军事镇戍、流放滴迁、商屯募集，以及民间的自由流动等，在民族构成上，官方组织的移民主要以汉族人口为主，同时也包括部分少数民族人口。移民来源主要有官员、军士、平民、商旅、自由流民，以及贬谪之人等。

选派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仕宦到地方任职是元明清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控制的重要举措。元代因贵州尚未建省，官员人数较少，根据统计，元代在贵州任职的官员有73人，其中宣慰使都元帅、元帅等21人，宣抚使、安抚使等24人，总管、万户、知府、知州等28人。明代定“南北更调”之制，实行流官统治，加之贵州省级机构的建立，仕宦官员人数大增，其规模和数量远非元代所及，自永乐贵州建省到崇祯年间担任省级机关的主要文职官员达1137人，其中总督27人，巡抚83人，巡按178人，布政使88人，参政128人，参议153人，按察使102人，按察副使及学政等212人，分巡道及佥事166。清代贵州省级文职官员有567人，其中总督79人，巡抚124人，布政使123人，按察使153人，提学道（提学使）88人。仕宦任职人员为地方大员，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军士留戍在元明清时期的贵州移民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为加强对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控制和统治，元代有大量的驻军屯驻于贵州主要军事据点。明代在贵州遍设卫所，且派重兵防守，“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根据明军籍制规定，卫所军士及子孙均入军户，世代为兵，不得更改。如遇战事发生，“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加之大大小小的军事据点，以及留戍军士的家属等，贵州人口大大增加。清代在贵州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以及开辟“苗疆”等军事行动，使贵州的军事移民仍然占有很大比重。

民屯移民是贵州移民人口的重要组成，明清时期，贵州民屯人数迅速增加。明初统治者实行“移民就宽乡”政策，由政府组织大量移民开发贵州，“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明世宗时，“请仿古募民实塞下之意，招来陇右、关西民以屯边”。明代中期，贵州邻近省区每遇灾荒，便有大量自由流民进入贵州，自由流民数量日增。由于城市吸纳力的增强，出现了外地客商不断聚集于贵阳城外的现象，于是逐渐在贵阳城的北门城外形成了普定街、南京街、仁寿街等。随着外城商业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多，巡抚郭子章奏请在北门外修建外城。清代是贵州人口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贵州人口数量的增加中，移民起到了重要作用，仅仅道光年间，移迁贵州部分府、厅、州、县的客民就达六万二千三百多户。随着移民人口的日益增多，至清朝末年，贵州人口数量与清初相比较增长了10余倍。大量移居贵州的人口不仅留住乡村，同时也纷纷迁居城市，民国初期，贵阳城市的人口总数已经达到了数万人。

2．贵阳城市人口结构变迁

分析贵阳城市人口结构的变迁，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贵阳城市所具有的“五方杂处”的“移民之城”的城市属性。由元经明清至民国初期，贵阳城市人口在总体上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城市人口增加的过程，具有外来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和原有“土民”人口日益减少的特征，新增加的外来移民以汉族人口所占比例较大。元明时期，贵阳城是中央王朝的地方机构和土司官署的共同办公场所，城内人口除原住土司所属的“土民”以外，主要还有军户、民户、官户和匠户等外迁人口。贵州建省以后，汉族人口大量进入贵阳地区，他们或为官，或经商，或从学，以居住在贵阳城内者为多，而少数民族则逐步退至城郊山谷间，聚族而居，多从事农业生产。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贵阳城市封闭保守的传统气息开始发生变化，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城市人口继续增加，新增人口主要以汉族人口为多，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继续下降。需要指出的是，贵州城市人口结构的变迁，并非主要由城市自身发展所引起，而是受到外来力量的作用，尽管城市人口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但城市自身对人口的集聚力和吸引力仍然薄弱，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仍然松散。

原住“土民”主要指早期迁居贵州的外来移民，以及世居黔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如前所述，贵州是多民族杂居的移民省份，包括汉族在内有18个世居民族。自夜郎之后，贵州地域长期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力量，汉武帝开西南夷，部分豪民，以及内地官吏、驻军、屯民迁移定居，在频繁的人口迁移中，有的分化，有的融合，有的强大，有的衰弱，从而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魏晋时期，黔中地区形成数支实力强大的地方大姓。唐宋时期，黔中地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时松时紧，时断时续，处于“羁縻”状态，在乌江上游鸭池河东西两岸地带，彝族阿者部和大姓宋氏相继崛起，阿者部占据鸭池河以西，大姓宋氏控制鸭池河以东。元明清时期，贵州处于大大小小数百个土司统治之下，其中势力最强的有四大土司，黔中地区处于安氏和宋氏土司统治之下，贵州宣慰司设置后，贵阳为贵州宣慰司治城，因而集聚了一定数量的原住“土民”，形成外来移民与当地“土民”杂居的状况。

贵阳城内的“军户”，主要由朝廷派驻的军士组成。顺元城建立后，因其主要为军事城堡，所以城内居民主要以军士及其家庭成员为主。明初设贵州宣慰司城，管辖水东、水西广大土地，以及原住土民，形成土民和军户同城杂居的局面。贵州卫设置后不久又建立贵州都指挥司于城内，后来又增设贵州前卫，城内军士居民大量增加。卫是明代军事组织的基本建置单位，下设千户所、百户所，故称“卫所”。根据明代相关制度规定，卫所中一人参军，全家必须随军居住，卫所官兵及其家属编入军籍，称为“军户”，世代为军，不得脱籍。驻军除负责防守城池外，还就地进行屯田。清代军士留戍制度继续保留，大量军士不仅驻于城内，还广泛分布于全省各地。

贵阳城内的“民户”，主要指从各地移迁而来的外来移民，既非卫所军户，又非当地原有土民，其来源主要有：一是受自然灾害或战乱等影响，部分群众逃亡来到黔中，或拓荒垦殖，或租种豪户土地；二是系朝廷有组织地招募而来，为开发边疆地区，明清时期朝廷曾多次组织从中原移民开发黔中，设屯垦殖；三是部分商人因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有的移入黔中置地垦殖，有的移入城内从事商贸活动。贵州行省建立后，汉族官员越来越多，民户也逐渐增加，有在乡间购置田土而居住城里者，有在城中“佣工”和进行贸易者。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大量汉族移民迁入，贵阳城北门外形成了新的人口聚居地。清末，随着贵阳城市经济的发展，贵阳城内客民数量继续增长，“民户”人口数量所占比例也逐步提升，至抗战前夕，贵阳城市人口已经达到数万人，其中“民户”人口占有相当的比重。

“官户”和“匠户”也是古代贵阳城内居民的重要组成。“官户”的组成一是元明清时期历代到贵州任职的仕宦，因各种原因有的留寓在当地；二是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的人家，其中部分人居住在城内，他们照例享有一定的特权。“匠户”是指各地随军而来的各种匠人，包括泥水匠、木匠、石匠、铁匠、铜匠、金银匠、织匠、染匠、裁缝、厨师等。明代承袭了元代的匠户制度，规定凡各种工匠一律编入特殊户籍，终身为匠，不得脱籍，父子承袭，世代服役，称为“匠户”。清代至民国初年，自由移民日益增多，贵阳外城四保，以及南门外附郭保的人口大量增加，主要从事贸易、手艺和佣工，形成相当数量的规模。

3．贵阳城市的社会组织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加之明清以来贵阳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且新增人口来自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由于外来人群之间存在的社会生活，以及价值追求的差异，从而逐步分化出不同的阶层和团体，形成了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的社会群体，以及社会群体发展的团体化趋势，这样，完成特定目标和承担特定功能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就成为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

会馆是各地客商、移民的社会组织，是人口大幅流动的结果和体现。贵阳作为边远山区的移民之城，外地人口迁居贵阳，起初在语言交流、生活方式、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不适应，于是来源于相同地域的人口便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希望以某些方式保持着他们之间的长期联系，久而久之，随着贵阳城市外来移民的大幅增加，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逐渐形成了许多具有一定影响的会馆，主要有：江西人在贵阳城内太平桥街和城郊的青岩建立的江西会馆；江苏、安徽等商人在贵阳城东门外的九华宫建立的江南会馆；浙江人在城内的头浪坡建立的浙江会馆；广东、广西等人在城内建立的两广会馆；福建人在城南六洞桥附近建立的天后宫；两湖客商建立的两湖会馆；四川人建立的四川会馆；云南人建立的云南会馆；山西、陕西人建立的山陕会馆，亦称西会馆或陕西会馆；河北、河南、山东等省的客商共同修建的五省会馆。此外，来自省内各地的人口，为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络，有的也修建了会馆，如兴义府属商人在贵阳城南的翠微阁修建了兴义八属会馆。

贵阳城是“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迁移到贵阳城市的人口来自五湖四海，既有汉族人口也有少数民族人口，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必然导致不同人口信仰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抗战前夕，在贵阳地区传播且具有一定影响的宗教主要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都有各自的信徒和场所，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的宗教组织。中国佛教会贵州省分会是民国初年贵州影响较大的宗教组织，清宣统三年（1911），中国佛教会在上海成立，1914年成立贵州省分会。该会以“团结全省佛教徒，整理教规，维护教权，弘扬教义，福利社会”为宗旨，主要任务是整理与施行教规，宣传教务，创办佛学院及僧尼训练班，提倡生产劳作，整理与保护寺庙财产，指导佛教寺庙保存法物及名胜古迹，举办公益慈善事业，协助政府办理寺庙人口财产法物的登记与统计等。中华内地会系英、美等国基督教对中国派遣传教士的教会组织，清光绪三年（1877）传入贵州，在贵阳福德街、仓后街租用民房布道。民国十六年（1927）、十九年（1930）、二十二年（1933）召开过3次全省代表大会，发行《灵通讯》刊物。此外，循道公会、德女执事会、中华遵道会等在贵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帮会是因某种政治目的或按照同业同乡关系结成的社会组织。抗战前夕，贵州的帮会势力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哥老会等。清嘉庆年间，随着四川、湖南大量清军调入贵州，哥老会也开始传入贵州，嘉庆十九年（1814），林怀明在贵州开“青筑山”，咸丰七年（1857），胡佐臣在贵州开“金凤山”。光绪年间，帮会势力渗入社会各阶层，辛亥革命时，哥老会的势力十分活跃，各地“公口”林立，贵阳城内的四门稽查温瑞廷、九门总稽查傅耀庭、外营哨官周玉珊、新军营班长龚自安，都是当时有名的帮会头目。军阀统治时期，贵州地方势力抬头，贵阳城市的帮会组织更加复杂，作为贵州的省会城市，贵阳城市各种势力活动的主要场所。

商会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清末民初，随着贵阳城市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以及新的阶级力量的壮大，传统的商人组织如行会等开始了近代意义的转型。清宣统元年（1909），在全国商会普遍建立，以及新思潮的冲击影响下，贵州商务总会在贵阳成立，由80多个行业，包括万余工商业户及行商联合组建。贵州商务总会名为“贵州”，实际活动范围主要在贵阳境内。1912年，贵州都督府将贵州商务总会改为贵州省城总商会，除受贵州最高行政当局领导外，还受中央农商学部的监督指挥。1930年，贵阳地方政府对贵阳工商团体进行改组，成立各业同业公会，将贵州省城总商会改组为贵阳县商会。

三、迟缓发展的城市早期现代化

1．清末新政与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启动

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力的刺激和推引下，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逐步转型演变的影响下，贵阳城市传统经济结构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城市经济有了新的发展。19世纪末，英国的呢绒、法国的毛料和化妆品、美国的煤油、德国的燃料和家属用品等都纷纷进入贵阳市场，街道上随处可见美国的“金狗”牌标布，贵阳“每年进口洋纱1000～2000包，还输入外国的阴丹士林布、标布、羽纱、毛料等”。洋纱和洋布的大量输入及其冲击，不仅推动了贵阳城市传统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型，促进了城市新兴经济元素的形成发展。同时也逐步改变了贵阳市民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随着新兴经济的发展壮大和新的阶级力量的增强，对城市政治变革的要求越来越强烈，贵阳城市早起现代化在艰难启动中缓慢发展。

20世纪初，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局，清朝政府推行了系列“新政”举措。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地方自治成为重要内容。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出台《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阐明了地方自治的范围、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和乡董、自治的经费等内容。其中，城镇乡议事会、城镇董事会或乡董构成了城镇乡的地方自治机构。根据朝廷的统一部署，贵州省谘议局成立及第一次会议于宣统元年（1909）在贵阳召开，会议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议案，如《推广教育案》《催办地方自治案》《组织铁路公司案》《推广商会以维持商务案》《提倡矿业修正案》等，都是关系到贵州政治改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事，从而拉开了贵州地方自治的帷幕，增强了贵州省会城市贵阳的政治影响力。

清末贵州新政促进了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在新政的推动下，贵阳城市政治的早期现代化缓慢启动。贵州省谘议局的成立以及贵州商务总会、贵州农务总会、贵州教育总会，以及贵州国民捐会相继成立，使地方民间自由度日增，为政治民主化注入了新的因素。光绪三十三年（1907），贵州巡抚庞鸿书上《贵州开办农工商局以兴实业折》，要求建立贵州农工商总局。光绪三十四年（1908），改粮储道为劝业道，负责办理实业，不久设道员专管全省农工商及交通各种事宜，并在贵阳城设立劝业公所。为加强城市管理，在贵阳城设置了巡警总局和巡警学堂；改贵西道为巡警道，负责消费、治安、户籍等警务；改提刑按察司为提法使，专管地方司法行政。城市政治的演变不仅引起了城市相关政治机构设置的调整和新建系列政治机构，更为重要的是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新征程，促进了城市政治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和发展。

贵州清末新政及其引起的城市政治的变化，必然引起贵阳城市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调整，在新政系列举措的刺激下，贵阳城市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元素。一是出现了两家股份公司，一家是刘少樵等创办的贵阳皮革有限公司，从美国购买机器，招募工人进行生产；另一家是熊静安等在西湖路创办的贵阳有限公司，生产皮革。二是创立了官钱局，兑换银钱，买卖生银，熔铸银锭，发行银票、钱票，开展存款、放贷、汇票等业务，已经具有了某些近代金融业的性质。三是出现了民营资本家创办的企业，宣统元年（1909），贵州本土资本家华之鸿创建了贵阳文通书局，从日本购买全套机器设备，从日本请来技师进行技术指导，与此同时还派遣出部分技工到日本学习。技师的引进以及派遣技工外出学习培训，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从切纸、排版到印刷、出书都采用新技术，铜模有中文、日文、英文，还引进了影印和彩印技术，是一个集出版、印刷、发行为一体的书局。尽管这些公司和企业规模有限，力量较弱，但作为新生事物，代表了贵阳城市经济早期现代化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政治的变革，以及城市新经济因素的出现，引起了新思想的传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光绪三十三年（1907）,《黔报》在贵阳创办发行，该报以“开通民智，服务社会，上宣朝廷旨意，下伸民隐，并报道国内外要闻”为宗旨，由周素园负责编辑。宣统元年（1909）,《西南日报》创刊，设有“上谕”“社说”“选论”“西南新闻”“要闻”“时评”“京信”“来件”“专件”“谐文”“小说”“滑稽谈”“广告”等栏目。此外，在贵阳创办的报刊还有宪政派创办的《贵州公报》、贵州商务总会主办的《商报》、贵州学务公所印行的《贵州教育官报》、自治学社创办的《自治学社杂志》等。近代报刊的创办发行，以其便利的方式传播了新的思想，不仅冲击了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而且革新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清末新政启动的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是一种外力作用下的被动的城市现代化。伴随着系列新政措施的实行，新经济的出现和新思想的传播，贵阳城市因其省会城市的功能而具有的吸纳集聚能力进一步增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人才，以及大量的异质人口通过不同渠道涌入城市，使得贵阳城市由传统功能开始向现代新型城市转型的元素日益发展起来。然而，当时贵阳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促进城市早期现代化启动的程度，贵阳城市启动早期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严重不足，因此，新政举措的实施虽然对城市发展产生了影响，但由于新政的种种局限，贵阳城市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也必然充斥着坎坷和曲折。

2．辛亥革命后贵阳城市现代化因素发展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武昌起义后不久，贵州辛亥革命爆发并宣布独立，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贵州融入全国拥护民主共和的潮流之中。历史性的社会变革为贵阳城市发展提供了宝贵机遇，促进了城市现代化因素的催生和发展，推动着贵阳城市从封闭向开放转型的步伐。

贵州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大汉贵州军政府，由都督府、行政、枢密院三部分组成。都督府的都督专管军事，不管行政，下设参谋、副官两处和军政、执法两部。行政总理担负行政上的责任，不理军事，与都督为平级关系，下设民政、财政、学务、实业、交通等部。枢密院赞划军事，指导民政，下设秘书厅，表面与都督、总理平级，实际上居都督与行政机关之中枢，隐握大权。咨议局改为立法院后，为全省最高权力机构，拥有处理财政、受理人民请愿、监督行政司法、编制军队及民兵等项权力。军政府的重大事项，须得立法院同意后方可施行。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大汉贵州军政府，虽然存在着各种不足，但与封建专制统治体制相比较，无疑开启了现代政治民主化的新进程。

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贵阳部分有识之士和留学回筑人员，企图以发展实业来解决贵州的贫困问题，大声疾呼振兴贵州实业，鼓吹开办工厂、开采矿山、修筑铁路。1912年，贵州实业司在贵阳成立，之后设置了劝工局和商品陈列所。1913年，贵阳举办了工艺品展览会。民国初期贵阳创办的新式工业企业，主要涉及纺织业、制革业、印刷业、火柴业、陶瓷业、造纸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面业、电灯业等门类，其中的文通书局、永丰抄纸厂、贵阳电灯厂、贵阳制革公司等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技术，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影响的较大企业。系列新兴企业的创办，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贵阳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升了贵阳城市经济的实力，促进了贵阳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

随着近代工业的起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贵阳城市的商业贸易和金融业逐步兴起，商业市场的影响日益增强。辛亥革命后，贵阳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市场贸易日益扩大，大十字及其周边地区，逐渐形成为贵阳城市的商业贸易中心。1927-1928年，贵阳的日用品商店有200多家，到1937年抗战前夕，发展到1420户，商业资本总额为180余万元，年营业额为981.7万元。商贸经济的发展加速了贵阳城市功能由传统政治中心向政治、商贸中心的转型，进一步密切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促进了城市金融业的兴起和发展。1915年北京中国银行在贵阳设立分行，1922年袁祖铭筹建贵州银行，标志着近代金融业开始零星地出现在贵阳城内，同时也有利于推动贵阳城市商贸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辛亥革命后，贵阳城市的邮电通信、报刊杂志、无线电台等现代通信设备和宣传媒介迅速发展起来，为新思潮的传播提供了方便。1915年，贵阳城内设立了“贵阳电话总局”。1930年因交通、商务的不断发展，省政府订购共电式交换机2席、300门，电话桌机100部，壁机190部，长距离强磁机10部等，大大便利了贵阳与外界信息的沟通，为贵阳开始从传统封闭走向开放迈出了重要步伐。在信息传播和新思想引入方面，辛亥革命后，贵阳出现了《黔风日报》《群报》《黔铎报》《铎报》等20余家报纸，这些报纸大多转发国内沿海地区的通讯，刊登国内外大事，热心于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1927年，贵阳设立了无线电台，此后陆续成立了几个地方自办的通讯社等，并开始使用收音机。印刷出版业务方面，除文通书局外，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也先后在贵阳设立分馆（局），使贵阳的各类书店达到近10家。近代报刊传媒的兴起和通信条件的改善，加大了城市与外界的联系，增加了市民的信息量，大量报纸的发行，以及书店的创办，提升了城市人口的文化素质，传播了新的思想，丰富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体现了城市的开放精神以及城市人口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迁。

3．周西成主黔及其对贵阳城市发展的推动

1926-1929年，桐梓系军阀周西成主持黔政，为巩固其统治，采取了系列举措，客观上促进了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周西成主持黔政期间，贵阳城市不仅有了第一辆汽车和马路，而且还出现了按照近代学制创办的新式学校，电气局的成立以及贵阳城内电灯的出现和使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和科学技术的传播，既改变了城市面貌，也改变了市民生活。

在城市经济、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周西成开设造币厂和造纸厂，铸造“汽车大洋”，生产高飞等品牌纸张，开采赤水盐井、龙里泡木冲煤矿等，设立威水毕矿务总局，委任专员前往办理矿务。1926年8月，设贵阳电气局筹备处，1927年1月成立电气局，并着手组建发电厂，在中秋贵阳首次使用电灯，“时全城电灯，计16支光2500余盏，32支光350盏，50支光150盏” 。在贵阳设省邮务区管理局，各县设邮局或邮寄代办所。当时全省有二等邮局11处，三等邮局29处，同时，在贵阳等28县设有限电报局。另外在贵阳设无线电台和城乡电话局，创办城乡电话学校，培养电信实用人才，“线路分达四乡，凡重要镇市随时均可谈话，消息颇为灵通”。为推动贵州农业和教育的发展，周西成在省设农工厅，在县置实业局，“以努力于垦荒、森林、畜牧、蚕桑及农产之振兴改良”，同时对贵阳原有农事试验场“力加整理”，以期推动其得到了更好的发展。1928年年初，成立省立贵州大学。大学最初设有文理科预科，以及经济、医疗两个专科，“后又开设矿业专科和土木专科，学制为预科两年，专科三年”，新式学校的创办以及新的学科的开设，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

周西成主持黔政期间，十分重视贵州公路建设，认为公路建设是“开贵州之生路，辟全黔之利源”之前提，于是大力开展贵州全省的公路建设。1926年设立贵州路政局，专门负责贵阳城市公路建设的职责。1927年改建公路局，直接隶属于贵州省政府，主持修筑全省公路，同时在各县成立公路分局，负责各县划段修筑事宜。周西成修筑的长途公路主要有贵赤干线、贵南干线、贵西干线、贵东干线等，以贵阳为中心，成放射形向各县延伸，奠定了贵阳城市作为黔中地区交通运输枢纽的基本格局。贵赤干线自贵阳起经遵义达赤水，与四川合江之轮运相接，1927年3月开工，周西成在世时，贵阳至遵义已通车。贵南干线由贵阳起，经都匀、独山达广西南丹的六寨，与广西之丹池公路连接，1928年开通，1930年可由贵阳通车道独山。贵西干线自贵阳起经安顺到达安南后分两路，一路由普安、盘县到达云南的平彝，一路由兴仁经安龙到达兴义，1927年开工，1930年可由贵阳通车到镇宁之黄果树。贵东公路自贵阳起，经镇远、玉屏到达铜仁松桃，与湖南之沅江水运连接。周西成主黔时期还修成了一些支路：陆下支路，由陆家桥经麻哈至下司，1928年春动工，年底完成通车。贵番支路，由贵阳至定番，1929年春动工，周西成在世时只将路基修至青岩。清毕支路，由清镇经黔西、大定到毕节，1928年动工。此外，还计划修建三都支路（都匀到三合）、遵团支路（遵义到团溪）、南龙支路（安南到安龙）等。至1930年，全省共计修筑的马路有2000余里，修筑的桥梁大桥有10座，小桥有140余座。以贵阳为中心的系列公路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贵阳城市的外部发展环境，加强了贵阳城市与外界的联系，为战时贵阳城市发展为西南大后方的交通运输枢纽奠定了基础。

改变贵阳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是周西成推进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重要贡献。周西成修建环城马路，也许其本身并非意识到要推进贵阳城市现代化，但在客观上促进了贵阳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变。1926年，贵州路政局在贵阳头桥破土动工兴修省会环城路，在附郭一带辟筑路基，自北迄南，环城各段，不经数月即告成。修成后的环城公路全长20余里，路面宽3丈，是贵阳城内最早修筑的公路。周西成将汽车引进贵阳后，下令将隔离贵阳内外城的城垣进行拆除，使南门直达六广门的街道畅通无阻，同时还打通了螺狮湾与西会馆街的一段道路。随着公路建设和城区街道的兴修，贵阳城内的交通环境大大改善，新型的运输工具汽车和人力车也渐次引入贵阳城。1926年，贵阳出台了城市规划，绘制了中华路改建建筑图。1928年，部分民营车商购有汽车从事经营，贵阳市民出现了以车代步的现象，随着贵阳城内汽车数量的逐步增加，市民乘车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为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贵州省建设厅先后制定和颁布了《贵阳市街沟渠设计图表设计法规》和《贵阳市街马路住宅修建计划》等规划性文件，对贵阳城内的街道、河道、沟渠、住宅、沿街建筑等提出了建设规划和管理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