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前史回顾

1．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概述

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指出，有三个关键因素决定了城市全面健康的发展，即地点的神圣；提供安全和规划的能力；商业的激励作用。作者认为，城市必须有安全的需求，城市首先而且必须是安全的，防御体系在城市演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城市在以农为本的文明框架内兴起，形成了抗州、广州、北京等规模较大的城市，却只是形成了更大的农业环境的“质量密集”版而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农业文明传统下的城市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在沿海、沿江地区，逐渐形成了一批有别于传统城市的新兴城市，与此同时，部分传统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也开始了现代转型，中国传统城市布局体系发生了改变，逐步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和沿江地带城市为主体的中国城市分布新格局。

随着中国近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学术界兴起的从不同角度开展对于城市的研究也逐步扩大到关于中国近代城市的研究，西方学者开展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大多从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城市研究着手。20世纪初，美国学者马士已经有专著涉及中国的部分口岸城市研究。1954年，美国学者费正清完成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以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口岸城市为研究对象，以“冲击一回应”模式解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之后，美国另一学者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对费正清的“冲击一回应”模式提出了质疑，提出了不同的研究范式。此外，西方学者出版了系列有关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著作，1977年，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将中国的地域分为中心地与地区系统两个层面，提出了区域体系理论模式下的核心——边缘结构理论，对中国学者影响很大。[美]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美] 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英] 霍华德著的《明日的田园城市》、[美] 林达·约翰逊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和[美] 科特金著的《全球城市史》等著作，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参考。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于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迅速兴起，从上海、天津、重庆、武汉4个单体城市史研究起步，其后逐渐进入对区域城市、群体城市、整体性城市，以及不同类型城市史的关注，形成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重庆城市史》《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武汉城市史》《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等大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研究领域涉及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北京、成都、济南、广州、苏州、无锡、杭州、昆明、沈阳、大连、自贡、本溪、鞍山、洛阳、石家庄、兰州等单体城市，以及长江中下游、长江沿岸、东南沿海、华北、西北、东北等区域城市和全国视角的整体性城市。梳理已有研究成果可见：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大好时期，研究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研究领域和对象逐步拓展和深入、研究成果对现实的影响日益增强，从事城市史研究的人员越来越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学术生命力和多元发展的繁荣局面。

城市是现代战争争夺的重要目标，战争既可以给城市以毁灭性打击，也可以给城市发展带来机遇。关于战争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目前国内学者已经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例如：蔡云辉著的《战争与近代中国衰弱城市研究》, 详细分析了战争对于近代城市发展的影响，作者从城市发展的聚集要素、运行机制和外部条件等方面，结合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演变的历史命运，以南昌和徐州城市为典型个案，审视了战争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破坏。张怿伯、稽钧生编著的《镇江沦陷记》, 对抗战时期镇江沦陷后迅速衰落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青岛市档案馆编著的《铁蹄下的罪恶——日本在青岛劫掠劳工始末》, 揭示了日军侵占青岛后对劳工进行劫掠的罪恶。上海市档案馆编的《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 反映了战时日军在上海的野蛮行为以及上海城市的孤岛效应。王川平主编的《英雄之城——大轰炸下的重庆》，再现了战时陪都重庆遭受日军大轰炸的悲惨情景，以及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保家卫国和奋发图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单体城市和区域城市研究中，也有系列成果涉及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地区城市发展的研究，除隗瀛涛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外，周勇主编的《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郭付人等主编《成都城市研究》、谢本书等主编《近代昆明城市史》、何一民主编的《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张瑾的《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等，对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都、昆明等城市都有涉及。此外，一些论文也围绕抗战时期西南区域城市发展进行了集中论述，李旭的《西南地区城市历史发展研究》，以西南地区著名城市的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由城市形态切入，以“序列+结构”的方式勾勒了西南地区城市发展进程的脉络，其中有的内容涉及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城市发展。

2．贵阳城市发展史研究述评

对贵阳城市发展史的研究，在部分领域已经形成了学术研究的关注点，产生了部分研究成果，但关于抗战这一特殊时期贵阳城市发展状况的系统研究，至今仍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目前未见相关学术专著问世，已有研究成果全为单篇论文，且数量有限，研究范围仅仅涉及少数几个领域，处于点的层面。抗战时期是贵阳城市发展的重要节点，推进了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转型演变。深入系统研究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的动力，从战争与城市发展的视角剖析战时外力植入对贵阳城市发展内生动力的推动，是贵阳城市发展史研究的必选课题。

国外学者涉及贵阳城市研究的成果中，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影响较大，作者运用区域体系研究方法和独特理论框架，将明清时期的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其中云贵高原划为一个大区，划定边界“大致那些即使是小舢舨也通航不了的地点开始算起，其范围包括江水（西江的一条支流）、乌江和金沙江的上游部分”。与其他大区相比较，云贵高原城市的形成和布局有其独特的地域特征，作者指出：除云贵高原外，其他大区的地区核心是河谷低地，同边缘地区相比，“几乎都有较大的有利运输条件”，即使在河流不能通航的地区，“那里的河谷也典型地提供了最有效的陆路运输”。因此，“每个地区的主要城市是在中心区或通向这些中心区的主要交通线上发展起来的，也因此一个地区内所有的城市发展了层级事务处理的模式，最终在中心区形成一个或更多的城市”。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直到晚清时期，云贵大区的城市化水平仍然较低，地区内部的商业化，以及对外贸易都相对滞后，行政组成部分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很大，没有形成能够辐射整个高原的大区核心城市，但是在云贵高原的西部和东部地区，分别形成了昆明和贵阳等次中心城市。诚然，施坚雅的研究仅仅局限于云贵高原区域体系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贵阳城市发展概况，其对于晚清中国城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但他的研究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贵州省外的学者在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变迁时，部分成果对贵阳城市有所涉及。曹洪涛、刘金声的《中国近现代城市的发展》, 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进行分类研究，第七章“内陆比较闭塞的一些城市”，将贵阳与成都、南昌、合肥、太原、西安、兰州、银川、西宁列为同类城市，其第二节对贵阳城市发展作专节叙述，包括“元、明、清代的贵阳城”“民国以来贵阳的变化”“抗战期间贵阳的发展”等，该书对贵阳城市发展的介绍虽然比较简略，但作者将贵阳城市发展纳入全国城市发展研究的视角，扩大了研究视野，很有启发意义。李旭的《西南地区城市历史发展研究》其中有一定篇幅叙述了贵阳城市发展的历程。

贵州本土学者对于贵阳城市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形成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的专著成果，但通史性和断代整体性研究成果不少。郭长智、史继忠、何静梧著的《贵阳城市发展史》，运用大量的地方志史料，较为系统地分析介绍了贵阳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的《贵阳通史》（上、中、下三卷，是目前为止研究贵阳城市发展的成果中影响最大的通史性著作，全面系统地反映了贵阳城市发展变化的基本进程。余吉华的《贵阳旧事》，反映了1912-1949年间贵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市容风貌、市政建设等方面的变化，再现了民国年间贵阳城市嬗变发展的历史。贵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金筑丛书”，包括《贵阳名胜古迹》《贵阳建置沿革》《民国贵阳经济》《贵阳人物》等多部著作，从专题的视角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贵阳城市相关方面的发展变迁情况。何静梧的《贵阳历史研究》，收集了作者对于贵阳城市历史研究的系列成果，由于作者长期从事贵阳地方志工作，对贵阳城市历史十分熟悉，因此，该书对人们了解贵阳城市的发展情况，具有参考价值。范同寿、张自勤编著的《贵阳史话》，以“史话”的形式对贵阳历史中的重要事项进行了叙述和解读。何静梧、郑荣晴、林岚著的《贵阳掌故》，通过搜集大量的文献史料和众多的口传资料，以故事和传说为主体，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反映贵阳城市历史上自然和社会面貌的变迁。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的《贵阳百年（1901-2000年）》，以及《贵阳百年图鉴（1901-2000年）》，打破传统的史学分期研究方法，将20世纪作为整体时段研究城市的发展变迁，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很有新意，《贵阳百年图鉴（1901-2000年）》收集了大量反映贵阳不同历史时期的照片，以图片来解读贵阳城市百年变迁，再现了20世纪贵阳城市的发展变化轨迹。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主编的《贵州抗战损失调查》（上、下册），对抗战时期贵阳城市遭受日军轰炸的损失进行了统计，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贵阳“二·四”轰炸提供了大量的档案史料。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著作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涉及了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的某些方面，但其毕竟不是研究抗战时段贵阳城市史的专著，因此，著作中涉及的相关内容不可能做到全面系统，大多处于“史”的层面，在“论”的方面仍然留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直接以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目前可见的主要是部分公开发表的单篇论文。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这些论文的研究范围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日军“二·四”大轰炸。贵阳作为贵州的省会城市和战时陪都重庆的南方屏障，曾经多次遭受到日军的空袭和轰炸，使贵阳城市的发展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最为严重的是1939年的“二·四”大轰炸。彭鸿书的《1939年日机“二·四”轰炸贵阳印象》，追忆了抗战时期日军轰炸贵阳城市后，以大十字为中心，包括中华路、小十字、护国路、中山路等在内的贵阳核心区域，处于“断垣残壁满目凄凉”的景象。

二是抗日战争给贵阳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张玉龙的《抗日战争与贵阳城市近代化》，分析了抗战对贵阳城市近代化产生的积极影响。吴光俊、欧阳恩良的《抗战时期的贵阳城市近代化》，对抗日战争时期贵阳城市近代化发展作了进一步探讨。

三是战时贵阳城市工业发展和物价剖析。抗战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厂矿的内迁，以及贵阳城市工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贵阳城市经济的加速发展。黄沛骊的《抗战时期贵阳市工业资本发展的特点及其原因——兼论同时期商业资本畸形扩张的危害》，对战时贵阳城市工业资本发展、商业资本扩张，以及对贵阳城市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城市社会生活、城市市场和社会事业管理相关研究方面，顾文栋的《对抗战以后贵阳物价的剖析》，认为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以贵阳为中心的比较正常的商品流转体系初步定型。

四是战时贵阳城市的市政建设与城市管理体制演变。近代市政建设的兴起和发展既是近代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早期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表征。吴光俊的《抗战时期的贵阳市政建设》，从城市规划的制定、城市建设的全面启动、城市管理现代化的初步实施等方面展开论述。黄沛骊的《1941-1945年贵阳城市管理体制述评》，以1941年8月至1945年8月贵阳市政府刊印的《贵阳市政》半月刊所收录的贵阳市政府，以及所属部门的大量施政计划及工作总结为文本依据，对抗日战争中后期贵阳城市的管理体制进行了述评。

五是贵阳城市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是社会活动的载体，通过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抗战时期贵阳城市社会发展变迁的概况。包中、徐长林的《抗日战争中贵阳职教社的活动》，介绍了中华职教社贵阳通信处，坚持抗日救国的系列活动。周石峰的《国权与商利：抗战时期贵阳商会初探》，对抗战时期的贵阳商会进行了研究。郭旭的《省立贵阳民众教育馆始末》，对贵阳民众教育馆的创立及组织，开展的主要活动等进行了叙述。周术槐的《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及其社会影响》，选取贵州省贩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为研究对象，以抗战时期贵州省赈济会及其赈务活动为中心，对贵州难民救济活动的特殊背景、贵州省政府的因应举措、难民救济活动的基本情况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六是贵阳城市科技文化教育发展，以及知识群体研究。科技是推进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近代科技的引入，以及文化教育的发展是战时贵阳城市发展的一大亮点，对于推动贵阳城市工业的发展、市民素质的提升、先进思想的传播以及市民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化等都具有重要影响。傅振伦的《旅黔日记》，为研究抗日战争时期贵阳城市风貌乃至贵州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史料。易同文的《追求真理的园地——记解放前被查封的贵阳力报》，介绍了《力报》在贵阳发行，以及被查封的相关情况。李华年的《抗战时期外省过客眼中的贵阳和贵州》，辑录了抗日战争时期途经贵州的文教界人士对贵阳和贵州重要交通线上的城镇之观感。在人物研究中，吴鼎昌作为战时主黔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他的主黔思想和实践活动必然对贵阳城市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何长凤的《抗战时期吴鼎昌创办贵州企业公司的思想与实践》、刘学洙的《吴鼎昌与贵州抗战》、顾劳的《吴鼎昌治黔得失论》、莫子刚的《吴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蔡志新的《民国时期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的经济思想》等，对吴鼎昌在贵州任职时期的经济措施及相关政策进行了论述。

回顾已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当前关于贵阳城市史的研究，在部分领域已经取得了成就，特别是三卷本《贵阳通史》的出版问世，将贵阳通史的整体性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具有相当的学术影响力。但是，与周边省会城市的研究现状相比较，贵阳城市史研究在许多领域仍然处于十分薄弱甚至空缺的状态，主要表现在：一是已有的专著成果多为通史性著作，对贵阳城市发展的整体进程或者较长时段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宏观叙述，为人们从整体上认识了解贵阳城市的发展变迁提供了帮助。然而，贵阳城市的形成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城市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存在着许多严重影响城市发展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时段，抗日战争时期便是贵阳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段之一，但已有研究成果凭借数量有限的单篇论文显然乏力。二是已有研究成果不仅对古代贵阳城市发展的研究存在不足，而且对近现代贵阳城市发展情况的研究也严重不足。已有的单篇论文虽然对影响贵阳城市发展的某些节点有所涉及，但较为零散，数量有限，学术关注点少，成果涉及面不宽，缺乏系统研究。城市早期现代化是近代城市发展的主旋律，近代贵阳城市发展，以及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进程情况，是近代贵阳城市史研究的重中之重，仅仅依靠有限的单篇论文，显然无法满足贵阳城市史深入研究的需求。三是城市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贵阳城市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城市结构和功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影响着城市自身的发展，而且影响着城市周边区域的发展，影响着城乡关系的变化，以及人们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遗憾的是，至今未有系统研究近代贵阳城市史的成果问世，对近代贵阳城市的发展规律及其现代化转型演变缺乏系统梳理。四是抗战时期是贵阳城市加速发展、加快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贵阳城市经济、城市社会、城市空间等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市民城市观念的形成、先进思想的传播，以及社会习俗的移易等，使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然而，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发展？城市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以及城乡关系如何？城市结构和功能变化的状况，以及阶段性特征啥样？抗战时期的外力植入如何与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相互动？诸如此类的问题，至今没有人进行整体性研究和系统性回答，没有人从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视角对战时贵阳城市发展进行全景式分析研究。很显然，贵阳城市史当前的研究现状，特别是抗战时期贵阳城市史研究的薄弱状况，为本选题的提出，以及研究提供了学术空间和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