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走龙蛇:中国书法文化二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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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书法不仅是一门艺术,还是一种文化。书法和中国文化精神之间,在思维方式和内在逻辑上,有着深刻的一致性。中国文化重视生命,中国书法追求活趣。中国人以气的眼光看世界,认为通天下一气;中国书法家则认为,书以气为主,写字就是写气。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关注的是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是一种生命安顿之学。儒家安顿的是人的道德生命,道家安顿的是人的艺术生命,佛家关注的是生命的解脱。这些思想,在书法中都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书法以黑白两色为基调,以点画线条为手段,在中国艺术中最具有形而上的意味。而中国人所追求的人生境界理论,也深深地影响了书法的基本观念。

本编主要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背景下,讨论书法艺术精神的深层机制,及其所体现的根源性的智慧。

第一讲 阴阳——书法与周易哲学

一、生生:书法的生命精神

牟宗三在谈到中国哲学的传统时,曾拈出两个字,以之作为中国哲学传统的领导观念,这就是“生命”。章太炎也指出,西方人重物质,中国人更重人事。

中国文化的开端,哲学观念的呈现,着眼是在生命,这是相对于西方文化传统中重视“自然”而言的。西方人所言之自然,不同于中国道家的“道法自然”。道家的自然,是指自我本来的样子或状态,道要效法自然,就是道是自己如此的。道虽然创生万物,却并不随意支配万物,道是遵循万物本来的规律的。而西方人所说的自然,则是指外在的对象,是自然界,它是相对于人的主体世界而言的。

中国文化的传统,更注重人的主体自身,较少注重外在的客体。更准确地说,中国文化中常常不作主和客、物和我的分别,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哪怕是在自然物的一草一木面前,都要追问生命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换句话说,注重生命、安顿生命,成为中国文化中最为宏大的传统:儒家安顿人的道德生命,道家安顿人的艺术生命,佛家关注生命的解脱。

在中国文化中,最为明确和集中地高擎生命大旗的,要数《周易》。《易》是什么?《易》是讲变化和变易的书。易有三义,《周易》是一部以简易的方法阐述变易是天地宇宙不易之理的书,而究其核心,则是讲生命的变化。《易传·系辞上》说:“生生之谓易。”宇宙万物时时处于变化之中,无一时一刻停息之意。万物生生,变化无穷,易就是变化,生生就是进进。生命是变化的,生命是联系的,生命也是流动的。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生生是运动变化的源泉和自然规律之本。《易传·系辞下》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生命哲学的总纲领。

中国文化中的这种生命精神,并不完全等同于近代西方以柏格森和怀特海为代表的生命哲学。西方的生命哲学,是为了摆脱近代西方所采用的抽象的、分析的、理智的方法而出现的,它们是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是以直觉来把握真正的实在,从而试图触及到意识的深层和心理的绵延。但是,他们把生命视为一种超意识,并把它同上帝联系在一起。他们总是把直觉和理智对立,把体验和分析剖开,而在中国人的生命观里,是从来没有作这样的判分的。

概言之,中国哲学的传统是重视生命、体验和妙悟,西方哲学的传统是重视数理、理性和知识。西方圣哲极力向外探求知识,强调外在的逻辑推衍,故长于思辨;中国圣哲则提倡反求诸己,强调内在的生命超越,故重视证会。在中国生命哲学传统背景下产生的中国美学,自然也是一种关于生命超越和生命安顿的美学。而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就是以自然生命为基础,以宇宙生命为旨归的一种统一的生命精神。艺术家始终以生命之眼打量世界,反映了中国人的生命愉悦情怀和生命创造活力。

中国书法,毫无疑问,正是表现中国人这种生命精神的艺术。

郑板桥曾说:“不泥古法,不执己见,唯在‘活’而已。”一个“活”字,道出了中国书法艺术最精深的意味,也道出了中国生命哲学的灵魂。活,就是要生动,要活脱,要有活趣,也就是要表现出生命的生意和跃动。书法中的点画线条,是一种活的内在生命流动,要给人以流动而不执着、充盈而富有生命力的感觉,要表现出自然万物的动象。书法作品中的形式感和视觉张力问题,也是指生命在流动和变化中所产生出来的势。书法特别强调内在气脉的贯注和流动,也就是生生不息,笔笔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涉及到书法作品中生命的整体性、联系性和秩序性问题。书法家还特别重视“韵”,这个“韵”,也就是生命运动过程的节奏化、韵律化、音乐化。在中国气化哲学的影响下,中国书法家甚至把不着笔墨的地方也当作生命的一部分,也就是把虚无、空白也生命化。而欣赏书法,玩味书法的气息,实际上是在欣赏一种生命的情趣和人生的态度。中国书法家不仅欣赏生命、爱抚生命,而且撷取那生命中最动人、最有活力的瞬间特征,以简洁的笔墨传达出来,即所谓“传神”。书法既表现了生命,也安顿了生命,同时引领生命在笔墨优游之中实现超升,反映出书法家对生命自由和超越的追求。中国书法家总是说“书如其人”,这与其说是如作者的政治立场或道德境界,不如说是如作者的生命气质和人生境界。在笔墨中,中国人能看出一个人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所能达到的高度,更能看到一个人精神力量的最高表现。

中国文化是生命的文化,人们从万物各适其天、各适其性中获得最大的美感

书法即人,人即是书。这时,书法就不再仅仅只是一技,而是透射了不俗的生命情趣和不同凡响的生命境界,这里涵摄着中国人一种独特的生命精神。

二、和谐:一阴一阳之谓道

《庄子·天下篇》里说:“《易》以道阴阳。”这指出了《周易》的特色在于揭示了阴阳之理。《周易》讲变化,讲世界的变化,讲生命的变化。变化落实在哪里呢?就落实在阴阳。《易传·系辞上》就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大自然中,万物一阴一阳的矛盾变化,就是“道”。

朱熹说,以一日言之,则昼阳而夜阴;以一月言之,则望前为阳,望后为阴;以一岁言之,则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从古到今,恁它怎样翻来滚去,只不过是个阴阳而已。我们看,《周易》的八卦和六十四卦,无不是本于阴爻(--)和阳爻(─)这两种基本的象征符号,而且各卦各爻之间,无非就是阴卦阳卦、阴爻阳爻、阴位阳位之间变化相应的情状,由此反映出事物之间无不是处于对立矛盾的环境之中发展变化的。

在《周易》中,乾卦是一个纯阳的世界,由下到上,六爻是一个不断刚健向上的过程。但是,纯阳的理想世界,在现实中是不会有的,所以,一直走下去,就无路可走了,就会从“飞龙在天”到“亢龙有悔”,这就是“反者道之动”。其实,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有上升就有下降,这就是生命的节奏。60岁之后,重新开始了一个崭新的甲子年。六十四卦中,最后一卦“未济卦”,就是象征“事未成”,需要重新开始。夕阳之后期待朝日初升,缺陷之中蕴含着完美,关键就在于转化和变易,这就是事物对立变化、无休无止的真相。

坤卦则相反,坤卦是柔顺至极,就像大地一样宽厚,像母亲一样包容,承载着一切,厚德载物。《周易》强调,不仅要“自强不息”,还要“厚德载物”,生命需要阴与阳、刚与柔、强与弱两方面的道理。辟户是乾,阖户是坤,一阖一辟谓之变,也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乾是阳,坤是阴,刚是阳,柔是阴,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

褚遂良《倪宽赞》柔中带刚,极有韧劲和骨力

阴和阳,乾和坤,是对立的两极,但是,中国人并不作阴阳两极的截然判分,而是认为,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就像首尾相衔的双鱼图那样,认为这才是世界和生命变化的真相。所以,《周易》以乾坤二卦为门户,强调要阴阳合德,刚柔有体,也就是特别强调一种乾坤并健的生命精神。

阴和阳、柔与刚,互相结合,就是所谓阴柔与阳刚。西方美学讲壮美与优美,或者说优美与崇高;中国美学则强调阴柔美与阳刚美。在西方美学中,崇高和美是对立的,美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而崇高则是理性的内容压倒或冲破了感性的形式。中国的阴柔美和阳刚美,则是并不破坏感性形式的和谐,二者之间不是绝对对立和完全隔绝的,而是互相渗透、融成一体。雄伟劲健中要有韵味,秀丽柔婉中要有骨力,所谓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要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在中国人看来,阴阳是属性,刚柔是功能,反映到生命状态和人生态度上,就是有为和无为的人生,无为是柔,有为是刚。

乾坤并健,阴阳结合,刚柔相济,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艺术的精神。《易传·系辞下》曰:“物相杂,故曰文。”各种事物交相错杂才会有文采产生,所以“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阴阳相济,才能臻于天地宇宙的大和谐。所以,要保持事物的多样性,让各种差异能够在整体的和谐中并行不悖,达到“和而不同”。“和”,不是你吞掉我,或我吃掉你,而是一种平等、平衡,是和生、和顺、和处、和洽。只有遵照“和”,事物才能发展。整个宇宙就是由不同因素的“和”产生的,所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汉代蔡邕有一句名言:“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他又说:“书乾坤之阴阳。”唐代虞世南说书法“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孙过庭说书法“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张怀瓘说“夫物负阴而抱阳,书亦外柔而内刚”,他又在解释用笔的“阴阳相应”时说:“谓阴为内,阳为外,敛心为阴,展笔为阳,须左右相应。”清代冯武在《书法正传》的“笔法十门”中还专设“阴阳门”。刘熙载也说“惟毫齐者能阴阳兼到”,他还说“书,阴阳刚柔不可偏陂”。

可以说,书法家动笔即是阴阳,以笔墨泄阴阳造化之机。古人作书,以笔之动为阳,以墨之静为阴,以笔取气为阳,以墨生彩为阴。在书法中,充满着类似于阴阳两极的对立因素,比如大和小、方和圆、疏和密、长和短、骨和肉、干和湿、肥与瘦、正与奇、巧和拙、生与熟、浓与淡、提和按、逆与顺、藏和露、迟与速、疾和涩、急和缓、擒与纵、黑和白、虚与实、连与断、文与质,等等等等,不胜枚举。中国书法家强调,要大而不松散、小而不局促,方中有圆、圆中有方,肥而能清秀、瘦中有丰腴,要短长合度、粗细折中、骨肉停匀,疾徐适中,方提便按、方按就提,总之,他们总是在确定一个因素之后,立刻就指向其对立面,不使其走极端,无过无不及,追求那种最合适、最恰切的表达方式,展现那种最和悦、最怡然的生命状态,而这种艺术观念的终极之处,都可以追溯到《周易》那里。

可以说,在书法点画的往来顺逆、回环呼应之间,书法家向人们呈现了最形象的中国人的生命辩证法。

三、用简:以简易蕴含丰美

中国书法,在中国艺术之中,最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它形式最简单、最纯粹、最抽象,它只不过是一些单纯的点画往来、线条连绵,色彩也不过是最简单、最素朴的黑白二色,但是,在其中却蕴含着最概括、最丰富的生命意趣和人生况味。书法的形迹,可以说简得不能再简了,但却能够笔简而意丰,形散而神不散,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中国艺术的表达,往往不是采取直入的方式,而是喜欢“曲径”,一切外在的形迹都只是一个引子,引领人们通向那个意味无限丰美的性灵时空,而这一点,在书法中表现得最明显、最彻底。

中国书法的这种特征,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含蓄而已,在思想渊源上,它直接源自《周易》哲学的沾溉。《易传·系辞上》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周易》的卦爻符号极其有限,可谓易象“至简”,但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事,无所不包,所谓易道广大,一切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事物都被涵摄其中,正可谓表意至丰。《周易》以有限的符号来表现无限的事理,以简驭繁,以至简蕴含至丰,以有限之象来涵摄无限之宇宙,这是《周易》最大的创作特色。它是通过观察各种物象,而拟取之,以喻示深刻的哲理。它的哲理,不是通过有限的语言文字去言说,而是借助于象,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各象其物之所宜,也就是“观物取象”。

吴昌硕篆书“之”、“出”二字,用简单的线条写出了植物蓬勃生长的生命相

《周易》中的言象互动系统,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易简的思想、用晦的思想。在《周易》中,作为卦画系统的象,和作为爻辞系统的言,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卦爻系统共同组合成为一个生命的模型。象者,像也,形上为道,形下为器,道器之间,既分又合。《周易》认为,言不尽意,必须立象以尽意。这里的“象”,不仅仅是比喻或象征而已,而是直接开启了中国美学以象为基础的“意象”范畴系统。它必然启迪着中国艺术家去扩大意象符号的意义空间,而这正是中国艺术意象理论的核心。

汉字是对自然的抽象,中国书法以写字为手段,所以我们在书法中见不到任何具体的物象,只是一些点画线条。从物象到点画线条的转换,就是从自然之象到汉字之象再到书法之象的转换。《周易》的简易之道,被书法家发挥的淋漓尽致,自然造化的万千变态,经过书法家的慧眼一过滤,立刻变成极富有表现力的线条。书法史上广为流传的锥画沙、印印泥、壁坼纹、屋漏痕、折钗股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显例。

在书法家的眼里,大自然就变成了点画线迹交往的运动,造化就是一个气韵流荡、往复回环的过程。耸立的高山,壁立千仞,就是一竖;盘结的藤蔓,蜿蜒流转,就是草书绵延的线条;危崖巨石的奔落,就是一点;江水浩荡的奔流,恣肆激荡,就是一捺的宕漾走笔。书法是抽象的、是最概括的,它无色可类,无音可寻,象而不像,无象可循,但它又最大限度地提取了万化流行的形式,并把它们扣留下来,迹化为书法的世界。书法家眼见为山川草木、日月星辰,笔下却是迹化线条的交叉往还,全无物象之形。书法家要对自然物象进行提炼和概括,并简化为极富有动感的线条。书法之所以具有巨大的涵摄力,就在于它以抽象简净的线条来概括天地万物的变化,将活泼泼的生命精神迹化,并流泻于字里行间。书法这种简净抽象的特征,不但没有降低其艺术表现力,反而成为中国艺术中最显幽探微的艺术。

可以说,易卦既是汉字之源,也是书法之源。《周易》是中国哲学中简易思想的典范,中国书法则把这种简易精神,用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四、玄妙:阴阳不测之谓神

王羲之说:“夫书也,玄妙之技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他说,书法有妙不可言之处,但这并不是鼓吹一种神秘主义。而是说,书法的“玄妙”之处在于,书法家要赋予点画线条以无尽的表现力,表现万千物象生动的意象。这些绝不仅仅是靠笔冢墨池的刻苦功夫就能获得,更要靠灵心通透的启悟,具有这样颖悟素质的人,就是王羲之所说的“通人志士”。所以,卫夫人也说:“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张怀瓘在《文字论》中,也曾记载了王翰在与他论书时所说的一句话:“书道则大玄妙。”书道玄妙,通于大道。“道”就是变化,书法以简单至极的线条形式而与天地宇宙精神相通,“浑天地之窈冥,秘鬼神之变化”(张怀瓘语),从而成为宇宙大化流行不居的生命符号。

中国书法家能够在笔端毫末之间,体味和把握那瞬间即逝、极其微妙的变化

“玄妙”的思想,源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妙,是一种恍惚状态,是一种不确定性。它是“道”的一种属性,是“道”的一种无规定性和无限性,也是指无穷小、微之极的变化。实际上,在这里,老子的“玄妙”和《周易》的“神”获得了某种沟通,它们都指出了宇宙生成和变化中那种不可捉摸、难以测定的变化过程。《易传·系辞上》说“阴阳不测之谓神”,“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又说:“知几其神乎!”

“几”,就是事物变化微小的兆头。要想把握不可捉摸的变化,就要知神通化,就要对事物变化的过程了如指掌。天地间、人事中、家庭里、社会上,一切事件的发生,都是屈伸进退的过程,它和前后周围都有关系。从缘起的发动,就包含了将来的可能的结果,这开始的一发动就是“几”,所谓“几者,动之微”。几,就在那有无之间,说无已有,说有尚无,还没有彰显出来,但是已经发动了。君子要“见几而作”,在占卜中,最重要的是看“几”;在兵法中,要相“机”而动;在生活中,要见机行事,总之,关键是要把握住事情的机要和机窍。只有把握到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才可以说达到了“神”的境界。《易传·系辞传》中说:“神无方而《易》无体。”一切都没有固定的形态,一切都是圆转流动的,转眼即是过去,所以要不泥于一方,不定于一体,才能体味宇宙间“阴阳不测”辩证哲理。

“神”的概念,和“玄妙”的概念一样,从哲学概念转化为美学概念之后,很多书法家把“神妙”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和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王羲之说钟繇和张芝“用笔神妙,不可得而详悉”。唐代李嗣真说王献之“神妙无方,可谓草圣”。中国文化精神中(尤其是《周易》)那种重过程轻实体,重生长轻存在的观念,在书法中得到最好的表现。书法讲究力量、气势、运动、韵律,但是,这一切都是存在于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之中的。书写是一个过程,结果是一根线迹,在静的线迹中,我们能看到动的过程的展开,即可见其“挥运之时”。于是,书法的美,就在线条流走的那种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之中表现出来了。书法不太强调一点一画的实体的形状,而是更重视组成一个字或一幅作品的各部分点画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不同点画之间的相互运动、相互作用的功能、关系、动态的过程。

中国书法的这种特征,为中国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上赢得了罕可匹敌的高度。甚至是像建筑这样一种看起来偏于静止的艺术,由于受到了书法艺术精神的沾溉,便处处表现出在静中求动,被注入了一种舒展开阔、插翼飞动的力量和气势。在中国书法中,美并不在于形体的对称、形式的整齐,而在于在点画线条中所显示出来的运动力量和气势,以及在合规律又合目的的节奏和韵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对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肯定的价值。

中国书法家能够在笔端毫末之间,体味和把握那瞬间即逝、极其微妙的变化,一切都不能更改,其有误发,不可再摹,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高明的书法家,总是能把握这种笔法之中提按起伏、舒卷开阖的变化性和复杂性。西方人宣称人是机器,中国书法家则认为,字就是人。书法的创作,绝不是一种机械地加以规定的的活动,也不是按照某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程序或格式来进行的,而是一切的运用都十分灵活,完全看具体的情况来确定,在上下笔的关系中来确定,甚至常常是书法家自己事先都无法预料的。但是,后来的一系列运动变化,在落笔的发动开始,在几的瞬间,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所谓“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正此之谓也。

《周易》的内容,本不涉及书法,但是它启迪了中国书法家的艺术思维。《周易》谈的是人事社会、历史人生的变化,特别是其变化的瞬息万变和不可预测的性质。它的精神,暗合了中国书法运作的机理。对于高明的政治家、明了世事如灯火的智者而言,政治和人生就是一种艺术;而对于杰出的书法家而言,书法艺术就是一种人生。他们在把握和面对几微要妙的变化时,常常是具有极为相似的心灵体验的。

五、书法是一个小宇宙

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是特殊的东方,中国书法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这话是颇值得玩味的。李泽厚也说,《周易》和书法是中国文化的独特瑰宝,是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精神符号。

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符号,其中的确渗透着深层的宇宙情调和浓郁的生命精神。自先秦以来,在中国人的宇宙观中,就一直把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视为一个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生生不息的过程。中国人不大重视形质的存在、外在的形体,而是更重视变动的过程、内在的流动,因为生命和世界本来就是一刻也不停地变化的,是新新不停的。

黄庭坚 草书 杜甫寄贺兰铦诗帖

在《周易》看来,这世界的变化是基于气的作用,乾是阳气,坤是阴气。世界的一切变化,就表现为气的“流”、“行”、“动”、“静”、“阖(闭)”、“辟(开)”、“往”、“来”等各种状态。正像乾坤的一阴一阳、一刚一柔,造成了宇宙万化过程的无穷变化一样,书法的一提一按、一伸一缩、一起一伏、一曲一直等等,造成了书写过程的无穷变化。

书法是中国的文化独创,自然与源自《周易》的独特的中国“气”的文化息息相关。关于书法与中国气化宇宙的暗合性质,张法曾有过一段很好的论述。他说,中国古人的宇宙是一个气的宇宙,气化流行,衍生万物,气之凝聚而成物,物之消亡而气散,又复归于宇宙流行之气。中国的宇宙适合用书法来表现,中国的书法适合于中国宇宙的性质。书如宇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因为与气的宇宙最相合的是线的艺术。中国的艺术,绘画、音乐、舞蹈、建筑、雕塑等等,都含有线的意味,但比较起来,书法更简单,又更虚灵,更接近于宇宙的本体意味。书法的线之流动,犹如天地间气之流行,气之流行而成物,线之流行而成字,书法之线的世界与宇宙之气的世界就有了一个相似的同构。书法的出现,描绘了一个虚灵的形而上本体。中国哲学最高的境界是无味之大味,希声之大音,无形之大象,无言之至言,这正好与形简神丰的书法同韵味。它最能用书法来体现,又最能从书法去体会。书法的构成本身,就契合了中国宇宙的构成:纸为白,字为黑,一阴一阳;纸白为无,字黑为有,有无相成;纸白为虚,字黑为实,虚实相生。宇宙以气之流动而成,书法以线之流动而成,宇宙是一个大书法,书法是一个小宇宙。

在《周易》和书法中,我们感到,中国人的头脑是很灵活的。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传统中那种死板的本质属性、形式逻辑、主客二分的思维。不过,现在的中国人,经历了百余年来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渐渐忘记了自己的长处。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李泽厚说,要想使西方一般读者、观众真正了解和有兴趣于中国传统文化,恐怕是一百年以后的事情。今天致力于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依然是一件十分艰难而孤独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书法和《周易》这里,中国人真的没有理由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