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格莱泽
Ernst Glaeser
他自己早就描写过这一切。这一切，也就是为什么他们憎恨其他人没有像恨他那么深的理由。恩斯特·格莱泽（Ernst Glaeser, 1902—1963）在他引起轰动的小说《1902年生人》（Jahrgang 1902, 1928）里，把这一切写成像自传和这一代的记录一般
，海明威称这本书“他妈的好”，而且直到今天它仍被看成是理智的、不过分感伤的时代之书，非常值得一读。他自己以及和他一样在1902年诞生的这些人，被他描写成是失去方向、失落的一代，没有依靠和榜样，生存在两代中间的夹缝里，战争开始时是12岁，结束时是16岁。“我们埋怨我们的青春，因为它阻止我们成就英雄事业。”格莱泽如此写道。他们的父亲们，刚刚还是小公务员，小小的社群组长，突然间变成英雄。孩子们欢欣鼓舞，热衷于模仿前线：“我们手牵着手歌唱。我们称呼自己为‘德国弟兄’。我们发誓永远效忠对方。”在这样的青春中，什么可能性都有，什么都美好无限。只是不能上战场，他们不被允许上战场。忽然之间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失去了，一切都被毁灭。他们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只知道，他们被欺骗了：“很快，我们发觉，别人说的话，不再是他们心里所想。”情绪，原本是内心深处的表达，现在要遵从每日一令：“之前我们必须欢呼，现在我们必须哀愁。”信仰，格莱泽写道，信仰已经离他而去，不只是他，还有其他与他同年纪的男人：“战争属于大人。我们孤单地在其间迂回。我们什么都不相信，但是我们什么都得做。”
格莱泽的书中最出色的是，令人信服地将极端的立场、埋怨的牢骚以及个人的自怜描绘成一个世代的现象。唯独有时候，在很少的一些地方，在最孤独、最真切的可能里，他说的是自己：“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们为什么受苦。而我不知道。”
如果这是一部作品的话，很伟大；是真实生活的话，就可笑又可怜，卡在明确的丧失立场与信仰之中。因为格莱泽生活在一个需要做决定的时代，一个与政治抗争的时代。他和朋友热心投入政治，又被政治残酷驱赶。在哈尔科夫革命作家大会上，在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魏斯科普夫被诬蔑反叛必须为自己辩护的大会上，格莱泽被誉为正义斗士。一年后，他和魏斯科普夫共同合作，出版了这部之前提过，报道幸福的苏联人民的宣传书《没有失业者的城市》。两年后，他的书全部被投入火炬。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能会如此认为，因为格莱泽被视为左派。他流亡逃入捷克，然后去瑞士，但是在那里，独自一人，他开始反省。思乡的愁绪来袭，疑问也接踵而至，真的那么糟糕吗？原来的祖国？格莱泽逐渐靠近，首度越过边界，为了参加“奥地利并入德国”的投票。如果他欲投“反对”票，就不会越过边界。他到处询问，是不是有可能被好好引荐，重返“帝国”，昔日焚毁他的书的那个国度。接着，他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再教育营”（或者也称“练习营”）。格莱泽一定是个表现良好的学生，因此第三帝国重新接纳了他。而流亡在外的人则憎恨他：一个“文学战犯”，贝歇尔（Johannes R. Becher）如此称呼他。褚格麦雅（Carl Zuckmayer）在他为美国情报机关所写的精神分析报告中，自己对分析对象同情不已，却语气强硬地写道：“格莱泽又是一个必须涉及‘相信’议题的例子，他投靠纳粹的过程完全是这个模式的过程，只能被认为是巴结、自欺欺人和有意识的投机。”由褚格麦雅所找到的这个来自南黑森（Rheinhessen）的南海森人，原籍达姆施塔特（Darmstadt）附近格罗斯格劳（Groβ-Gerau）的格莱泽，是机会主义者的最佳例证，格莱泽曾写道：“这里说的是某种特定的使用——或者不使用——家乡的方言，制造内心的不安、不真实、引导错觉和戴假面具。”
还有：“他在重新回归之前，就已经在假装是感伤的流亡人士，但是没有人比差点死在流亡时期的他，更仇恨流亡。”克劳斯·曼和埃丽卡·曼（Klaus und Erika Mann）在他们的流亡者画像之书《逃亡》（Escape to life, 1939）中，也如此描写格莱泽没有当时流亡者所组同乡会同仇敌忾的心。我这么详细地引述文献，是因为一如其他流亡者所判断，格莱泽这个人和他的个案清楚呈现了几乎是所有流亡者的生活状况，危险、辛苦、失去生存的意义，并且面临威胁。从这个人的例子可以看到，如此想法的人，可以这么容易就改变立场：“流亡生涯不是一个俱乐部，不像拥有俱乐部会员资格般代表什么身份地位。流亡是一种生命义务和命运，是一项任务，而且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这些流亡者是一群特别的人。他们中间不需要一个惺惺作态、狡诈、多愁善感，但同时不忘向对手抛媚眼的人。这样的人会被排挤出他们的圈子。这种人，如果他还找得到地方求饶，我们也不屑用指尖碰一碰他。”
格莱泽确实是他那一个世代典型的化身，就像他在自己的小说中所描写的一样。自然而然，如果格莱泽在战后，成为第一个向德国人民演说民主生活该如何，民主人的行为该如何的人，也不是令人惊讶的事。他又再一次前进、传道、指导方向、要求别人，自己像个全知者般宣称：“就是今天这个日子，我们要向德国人民呼吁——不要顺从！要起来反对所有的愚蠢、所有的僵化，反对谣言以及摇摆不定的态度，反对告密，反对官僚，反对奴性，反对机会主义，反对不合理，反对暴力——起来反对吧！”这就是1947年的格莱泽，然而没有人再听从他。这个人，1902年的代表，最终只是一个悲剧的、滑稽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