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雷格勒
Gustav Regler

萨尔（Saarland）人古斯塔夫·雷格勒（Gustav Regler, 1898—1963）一生中，把有机会能信的信仰都试过一遍。他童年时期，曾跟着妈妈信奉极其严格的天主教，之后他信仰国家主义和战争，再接着是海德堡，他在那里求学，崇拜海德堡的美、海德堡的浪漫。他在日记里崇拜斯特凡·乔治（Stefan George），将他比为上帝，写下“救世主万岁！”（Heil Dir, Erlöser）。然后他变成共产党，忠于党的路线，一直到希特勒、斯大林成功，他变成强硬的反共者。他旅行到墨西哥时，住在一个印加村落，接触到印加文化后，他又成了墨西哥神秘学的拥护者。这样的生命结束在印度，也算是一个美丽、神秘的合理结果。雷格勒生命的最后一天还心情快活地写了一封信回家：“我还没有遇见圣人或印度教宗师或者瑜伽宗师，但这是我所想要的。我要的就是随遇而安。要等马尔罗（Malraux）的信（现在还在雅典和此地之间的某处游泳呢）到了之后，我才能见尼赫鲁（Nehru）。”他写完这封信，人就垮了。是脑溢血。不到几个钟头之后，他就在天主教医院“神圣家庭”（Heilige Familie）去世了。第二天早晨，他的尸体在新德里的某处河滩上被火化。

雷格勒一生中，决定性的突破是1940年被关在勒韦尔内（Le Vernet）时，他决定与共产主义决裂。在这之前，他一直是忠贞的党员，总是站在第一线。他的朋友和赞助者克劳斯·曼（Klaus Mann）说他“党性坚强到让训练有素的军人都感到害怕”。西班牙内战时，他帮助对抗佛朗哥（Franco），伤重到同志们都认为他已经死了。他的同志战友们，例如贝歇尔（Johannes Becher）甚至发表悼文，等误会澄清后，贝歇尔当然为自己的冒失感到惭愧。阿尔弗雷德·坎托罗维奇（Alfred Kantorowicz）还记得雷格勒当时信仰的转变：“雷格勒前后判若两人，有了新的想法后，便脱离了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在勒韦尔内的囚禁营中改变信仰，跟老朋友绝交，而且马上逃到安全的地方去，实在令人猜想不透。”坎托罗维奇引用一个共同同志评论他的话，他所说的话，应该也是大家所想的，当时“马克斯·施罗德（Max Schroder）还记得雷格勒是狂热的发表狂，以前在柏林，后来在法国，我们还常常取笑他的这份狂热。后来，对他的描述更加生动：‘是啊，如果在警卫塔上，或在勒韦尔内囚禁营的铁丝网前，盖一些像那些制作一周新闻的电影同志所搭建的有摄像机的牢房，来向世界展示像雷格勒这样的英雄是如何被囚禁在铁牢里的，那么他可能还会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如果牢里有千百人都比他优秀，比他更有资格被报道时，他当然要赶快改变立场，才能重新成为报道的焦点……’”

比这更糟的评论是基施（Egon Erwin Kisch）的说法。这段文字刊登在1942年墨西哥流亡杂志《自由德国》上：“‘这个雷格勒到底是谁呢？’有人问，‘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是吗？’基施回答，‘他可是小有名气，雷格勒是一个作家，他和他的作品不同点在于，他的作品卖不出去。’”

确实如此，雷格勒没有一本书比他本人的生活还要有趣。即使是他自己写自己的生活，于1958年以《马尔休斯的耳朵》（Vas Obr des Malchus）为名出版的书，情况亦然。他润饰太过，勉强成形，结果他自己写的自传大部分都成谎言。

他的父亲，一位来自梅尔齐希（Merzig）、有自由思想的书商，写信给儿子，惊讶于儿子的爱国和过度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站上前线，他在儿子身上看到“德国超理想主义者”的身影。儿子1917年2月16日回信给父亲说：“你说我是德国超理想主义者，现时我却更有理由说你是‘消极爱国主义’……我的理想主义为我赢得一个不同的、更坚定的、更严肃的方向，而且会一直如此，我的父亲，我以这样的心意问候你——你的儿子古斯塔夫。”

直到最后，古斯塔夫·雷格勒还是相信，他的理想主义是更坚定、更严肃的，不论他怎么改换立场，直到在印度临终那一天，在他还未遇见一个圣者、一个印度教宗师或者瑜伽大师之前，即死去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