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的痛苦
朱瞻基是明君，是好皇帝，但他也有着自己的痛苦。
世界上还有人能让皇帝痛苦？
是的，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平日跪拜在大殿上，看似毕恭毕敬的大臣。
这些大臣绝非看上去那么听话，在他们谦恭的姿态后面，是一个拥有可怕力量的庞然大物。
自唐朝以来，科举造就了很多文官，并确定了文官制度。历经几百年，这一制度终于在明朝开花结果，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门、同事的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实力集团——文官集团。
明仁宗朱高炽是一个公认的老实人、好皇帝，但就是这位好皇帝，却被一个叫李时勉的大臣狠狠地骂了一顿。朱高炽品行很好，怎么会挨骂，这又是从何说起呢？
原来朱高炽先生做了这样几件事，他登基之后，要换侍女，新君登基，这个要求似乎也不过分，此外他还整修了宫殿（规模并不大），最后由于身体不适，他曾有几天没有上朝见群臣。
这些事情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李时勉却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数落了皇帝一通。全文逻辑性极强，骂人不吐脏字，水平很高，摘抄如下：
参考消息 实习也应该算工龄
朱高炽仅在位一年，便获得了“仁宣之治”开局之主的称号，有人认为他捡了个便宜。殊不知朱高炽在位的时间虽短，但以太子的名义监国却长达二十年。成祖朱棣常年在外东征西讨，整个大明帝国的政务重担便落在了朱高炽的身上：北征蒙古，南击安南，远航西洋，迁都北京等等，这些大事背后也都有他的功劳。算上正式登基，总理朝政共十三年，说是开创局面，一点也不为过。
所谓整修宫殿——“所谓节民力者此也”。
所谓选侍女——“所谓谨嗜欲者此也（这句比较狠）。”
所谓有几天不上朝——“所谓勤政事者此也（你李时勉就没有休息过？）。”
还没有完，最狠的话在后面，总结发言——“所谓务正学者此也”。
以上，翻译成通俗语言可以理解为穷奢极欲，好色之徒，消极怠工，不务正业。
大胖子朱高炽虽然脾气好，但还是忍不住，把李时勉打了一顿。他的愤怒也是有道理的，勤勤恳恳干工作，虽然有这些小问题，却被戴上了这么大的帽子，实在让人难堪。毕竟当年还是封建社会，可这位李时勉却着实有点现代民主意识，把皇帝不当干部，就这么开口训斥，也怪不得朱胖子生气。
朱胖子气得生了病，可这位李时勉虽然挨了顿打，但还是活了下来。到了朱瞻基继位，竟然又把这位骂过自己父亲的人放了出来，还表扬了他。
坦言之，李时勉所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需要改正的，但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帝，这些行为实在不足以被扣上这么大的帽子。事实上，在这些所谓的直言进谏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背景。
李时勉的行为并不是孤立的，他代表着一群人，这群人就是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特点如下：
一、饱读诗书，特别是理学，整日研习所谓圣贤之道；
二、坚持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原则，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一部分）；
三、擅长骂人，掐架，帮派斗争。
座右铭：打死不要紧，青史留名在。
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文官集团的一般特征，实际上，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优秀文官是严于律己的。
明宣宗辛辛苦苦干活，也不好色，没有什么其他娱乐，按说不应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可善于研究问题的文官们还是找到了漏洞。
这位明宣宗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活动，却有一个小爱好——闲暇之余斗蛐蛐。虽然这不算是健康的文体活动，倒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皇帝也有自己的消闲方式，你总不能让他每天做一套广播体操当娱乐吧。
但就连这点小小的爱好，也被文官们批判了很多次，后来不知是谁缺德，竟然给这位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个外号——“蛐蛐皇帝”。
确实过分了。
这些人的行为可以用矫枉过正来形容，无论谁当皇帝，恐怕都受不了，你想打他，那还是成全了他，当年因仗义执言被打，可是一件光荣的事。
如那位李时勉就是一个例子，被打之后不但毫无悔意，还扬扬自得，深以被打为荣。
而在明宣宗时代，文官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阁权力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票拟”。
票拟，也称条旨，指的是大臣草拟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附于奏章之上，送给皇帝御览。
票拟的出现是必然的，朱瞻基明显没有他的祖先那样的工作精力，整日劳顿还是忙不过来，很多奏章不可能一一亲自看过处理，于是他便安排内阁人员代为浏览奏章，并提出处理意见，这样他也会轻松得多。
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话，皇帝还有什么权力呢，他不就被架空了吗？
这个请大家放心，古往今来的皇帝除了极个别之外，都不是白痴，给内阁票拟权只是为了要他们干活的，皇帝还留有一手后着，专门用来压制内阁的权力。
这一后着就是同意的权力。
不要忘记，大臣只是给皇帝打工的，一项政令是否可以实施，大臣只能提出意见，然后写上请领导审批的字样，送给皇帝大人审阅，如果皇帝大人不同意，你就是下笔千文，上书万言，也是一点作用都没有的。
参考消息 蛐蛐界的大腕
斗蛐蛐在中国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最远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不过，真正将这项活动发扬光大的，却要首推唐玄宗，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个重量级的蛐蛐发烧友。宋代，大奸臣贾似道写了一本专著《促织经》，将斗蛐蛐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他也因此被称为“蟋蟀宰相”。到了明代，朱瞻基最喜欢玩斗蛐蛐，曾密诏苏州知府进献一千只蛐蛐，于是当时流行一句话：“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他的事迹被蒲松龄改编成《促织》一文，还被收录到中学课本中。此后，喜欢斗蛐蛐的名人还有慈禧，她的出现弥补了女性在蛐蛐界没有大腕的历史。
朱瞻基的改革
朱瞻基良好地把握了这一点，他有效地发动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努力干活，却又卡住了他们仆大欺主，翻身做人的可能性。所有经过票拟的奏章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示，才可以实施。
由于皇帝用于批示的是红笔，所以皇帝的这一权力被称为“批红”。
至此，到明宣宗时，皇帝的权力被正式分为了“票拟”和“批红”两大部分。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不到三十年，他苦心经营的政治体系就被轻易地击破并改动。
此后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票拟”的权力一直为内阁大学士所占有，而“批红”的权力却并非一直握在皇帝的手中，在不久之后，这一权力将被另一群登上政治舞台的人所占据。
这些人就是太监。
明宣宗这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也不好酒色，除了喜欢斗蛐蛐被人说过几句外，没有什么劣迹，但有一件事情例外。
有些后世的人甚至认为，明宣宗做的这件错事给大明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他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事呢？
说穿了其实也没什么，他只不过搞了点教育事业——教太监读书。
宣德元年，明宣宗突然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大家应该知道，在传宗接代观念极其严重的中国，去做太监的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混口饭吃而已，这些人自然没有什么文化，而朱瞻基开设学堂的目的，正是为了给这些太监扫盲。
可他不会想到，这次文化启蒙运动不但扫掉了太监们的文盲，也扫掉了阻挡他们进入政坛的最后一道障碍。
要知道，当一个坏人并不难，但要做一个坏到极点的极品坏人是很难的。没有文化的坏人干点小偷小摸、拦路抢劫之类的勾当，最多只能骚扰骚扰自己家的邻居老百姓，而读过书的坏人却可以祸国殃民，危害四方。
从事情的后续发展来看，朱瞻基的这一举措确实也培养了不少极品坏人。
很多人认为，朱瞻基的这一措施确实是错误的，但其本意不过是要这些太监学点文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
真的是这样吗？
我认为不是，在我看来，朱瞻基是故意的，从法律上来解释，就是明知其行为会导致太监参权的结果，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参考消息 内书堂
内书堂说起来也并非宣宗首创。早在朱棣时期，就已经命一些读书识字的内宦服侍左右，也令吏部挑选教官入内教书。不过因为太祖有限制宦官干政的禁令，所以还是比较低调的。朱瞻基则是公然开设了内书堂，选了两三百名十岁上下的小太监，命大学士陈山教授他们，学习内容包括《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千家诗》《神童诗》等，从此宦官多通文墨。内书堂隶属于司礼监，从宣德四年到明朝灭亡，存在达两百多年之久。
这位皇帝厚道，却不蠢，他的这一举措带有政治目的。
而要揭示他这一行为背后的秘密，就必须引出我们下面的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