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市场地位提升和政府地位适当下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等于“全部”作用，这意味着政府并非无所作为，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决不能缺位、错位和越位。

（一）政府与市场边界理论

在西方，市场经济是比较成熟的经济形态，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市场经济理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市场认识的不断成熟，经济学界对市场和政府的研究开始逐渐融合。

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自由和国家干预的争论分别经历了几个阶段的交替式的变化。每经历一次，学术界就会对政府干预和自由经营机制做一次深刻认识，使得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论得到提升，总的趋势是摆脱原来政府与市场二元论的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政府与市场日益成为互补性的因素共同推动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在研究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缺失，市场本身制度不健全，市场发育不足。市场在发展中国家不能完全承担起促进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功能，必须要借助强势政府的力量实现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因此，在进行县域电商顶层设计时，必须基于本地区的具体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将市场经济理论和政府干预理论本土化。

近代社会随着经济和政治的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几次大的历史演变后，进而形成一种新的平衡。但这些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及其理论流派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分析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与此有着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像我国这样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政府与市场关系面临着许多特殊情况。如何确定转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是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新结构经济学将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通过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帮助企业完成转型升级和发展优势产业。他认为以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的新结构经济学，既不像结构主义那样，片面强调政府而忽视市场的作用；又不像新自由主义那样，过分强调市场而忽略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

（二）县域电商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相对于私人物品，公共物品是指某些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对其消费加以排他的产品，或者是指同时具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产品。公共物品可分为纯粹公共物品和非纯粹公共物品。首先，纯粹公共物品需要完全满足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由于县域电商发展中的一些要素没有形成价格信号，因而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要素的资源配置，只能通过政府进行资源配置，因此，属于纯粹公共物品；其次，非纯粹公共物品并不严格满足这两个特性。如有些非纯粹公共物品具有部分非排他性或排他的成本很高，而且在达到某一消费数量后就具有竞争性。

县域电子商务属于区域性电子商务活动，相对于以核心产品或服务的商业生态系统概念，在企业集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产业生态系统概念更适合对县域电子商务生态系统进行研究与界定。县域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即电子商务产业是在某个县域范围内已形成的以产品及网商为核心的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地域电子商务多维网络体系。因此，县域电商主要包括设计、生产、市场和信息、营销、人力资源、公共基础设施、政策等维度。因此，县域电商既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是其发展的基础又具有一定的公共品属性，在某些范围内按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制定价格，而价格容易受到市场负外部性的影响，使得市场机制、自愿协商机制、合约机制以及民间自愿机制等在这些领域的供给中普遍存在失灵的问题，需要由相应的政府监管来替代弥补，而且也只有政府参与才能增进公共福利的潜力。因此，需要通过政府的适当干预来矫正市场的负外部性。

根据县域电商的不同发展阶段，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亦不同。

第一，县域电商起步阶段。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对接上级政府规划，编制适合本县域电商发展规划。开展电子商务培训，提升电子商务发展意识，积极培育县域内的电商主体和电商人才。

第二，县域电商建设阶段。政府需要加大公共财政投入，逐步完善网络、物流等公共基础设施。对电子商务迅速发展中出现的不经济行为，如电商企业间的恶性竞争、电子交易商与传统非数字交易商的矛盾等，政府也要出台相关规范，保证市场正常竞争，保障处于弱势的传统商业模式实现电子商务“软着陆”。在县域电商发展取得一定成绩的基础上，政府要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努力形成政府主导、多元投入、市场配置、社会参与的发展机制。

第三，县域电商可持续发展阶段。该阶段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政府做好引导。构筑电子商务法律框架，从网络隐私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优惠政策保证等方案为县域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的经济活动提供法理依据。要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同时，政府的作用逐步减弱，社会与市场的力量逐渐增加。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和完善立法为中心内容，让社会与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最终形成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协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