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的政治结构简图

日本自镰仓幕府开始，天皇就已经成为政治傀儡，国家最高权力完全被幕府将军所垄断。将军又将权力下放给各地的大名（诸侯），在大名之下还有各级武士。

在日本人心中，天皇和日本密不可分。他们说：“日本如果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 “天皇是日本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核心，国民对天皇的信仰超越了对宗教的信仰”。纵然日本战败了，他们也不认为天皇应该受到谴责或承担责任。他们还说：“老百姓不认为天皇应该对战争负责”, “日军战败的责任归咎于内阁和军部，天皇没有责任”, “虽然战败了，但是所有日本人仍然尊敬天皇陛下”。

日本人认为天皇超越一切。美国人却认为，人都不能免受怀疑和批判。所以，日本人对天皇的态度，在美国人眼里是自欺欺人。不过，直到战败，日本人仍然坚信自己的观念。审讯日军战俘时，就连那些对审讯战俘最有经验的人，都认为没有必要在每份审讯记录上写下“拒绝批判天皇”。所有战俘都不愿说天皇的坏话，包括和盟军合作，向日军进行反战宣传的日本人。在从各个地方汇集起来的日军战俘审讯记录中，只有三份口供委婉表示反对天皇，其中一份口供说：“保留天皇是日本的错误”。还有一份口供说：“天皇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他只是一名傀儡”。另一份口供以猜测的语气说：“天皇可能让位给皇太子，如果废除君主制，日本妇女也许能获得美国妇女那样的自由。”

所以，日本军部利用国民对天皇的崇敬心理，把“天皇恩赐”的香烟赏给部下；天长节时，军部领导人会率领全体官兵面向东方拜三下，高呼“天皇万岁”；日军受到连续轰炸时，军部领导人会和部下一起早晚共诵天皇在《军人敕谕》中颁布的“圣旨”。在日军占领的东南亚森林中，能够听见这样的诵念声在森林中回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民众对天皇的忠诚，号召每个官兵都要“遵奉天皇的旨意”, “不要让天皇担心”, “要以一颗崇敬的心来报答天皇陛下的仁慈”,“为天皇献身”！可是，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却如一把双刃剑。很多日军战俘说：“只要天皇有令，哪怕只有一支竹枪，也要果断投入战斗；同样，只要天皇有令，我们也会立即停止战斗”, “如果天皇下令，日军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 “即使最强硬好战的日本关东军也会服从天皇的命令放下武器”, “只有天皇的旨意，才能让日本民众承认战败，并愿为重建家园生存下去”。

对天皇无条件忠诚，对天皇以外的其他人加以批判，二者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日本的报刊杂志和战俘供词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对日本政府及军部的批判。战俘们大骂前线指挥官及不能与部下同生共死的人，还痛恨那些要么坐飞机逃跑，要么让士兵往前冲自己躲在后面的指挥官。他们谴责这些军官，称赞那些舍生忘死、能够与士兵同进退的军官。他们不缺乏辨别善恶好坏的能力，甚至连日本国内一些报纸、杂志，有时也谴责日本政府，或者抨击日本政府限制民众言论自由。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登载一篇文章，这是一份有新闻记者、日本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参加的座谈记录。其中一位发言者说：“我认为激励民众的方法很多，最主要的是言论自由。这几年来，国民普遍不愿说心里话，不敢讲真话，因为害怕讲了真话后受谴责。他们表面服从，内心怀疑，胆小如鼠。如果这样，全体国民的力量如何发挥出来呢？”还有一位发言者说：“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要和选民谈话到深夜。我就各种事情征询他们的意见，不过，他们对我的问题唯唯喏喏，不敢开口。没有言论自由不能激发民众斗志。有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与‘治安维持法’，大家都变胆小了，日本民众的战斗力仍然没有发挥出来。”

所以，即使在战争期间，日本人对政府、军部，或者对上司，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他们没有无条件承认等级制的优越性，但也从没有批判过天皇。天皇的至尊地位直到近代社会才确立，时间并不长，为何受到如此尊重？这是由日本人性格中的什么因素决定的呢？天皇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奋不顾身战斗，直到战死。同样，天皇一声令下，他们也会老老实实缴枪投降，承认战败。那么，战俘的这些供词是真实的吗？还是故意欺骗我们的呢？

图说

图为一个从日军战俘营救出的美军战俘，他已经被折磨得只剩一副骨架了。在所有虐待美军战俘的事件中，“巴丹死亡行军”是最著名的。1942年4月9日，菲律宾巴丹半岛上的7.8万名美、菲盟军战俘被日军押送着徒步前往战俘营，就在这短短的60多英里路途结束时，战俘已被日军虐杀了一半。不过也有人推测，日军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某种精神的信仰，而是为了减少战俘对给养的消耗而有意为之。

从日本人反对物质主义的偏见，到对待天皇的态度，这些有关他们民族个性特征的问题，不仅关系我们前线战争的胜败，也关系到对日本的占领和统治。他们还有一些态度与军队有关，如他们对日军战斗力消耗的态度。当美国向台湾海峡机动部队指挥官乔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授予海军勋章时，日本人的态度与美国人不同。日本广播电台的内容是这样的：

美军司令官乔治·爱斯·麦肯因被授予海军勋章的官方理由并不是击退了日军。我们不了解美国政府为什么不这样说，因为尼米兹公报宣称他击退了日军。（中略）麦肯因受勋的理由是，他成功抢救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护送到了海军基地。这件事虽然小，但却是真实而非虚构的。（中略）我们不怀疑麦肯因将军确实救了两艘美国军舰。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事实，一名美国军官抢救了两艘军舰都能够被授予勋章。

美国人会援救困境中的人，会无私帮助受困者。救助受难者本身就是一种勇敢行为，如果还能让受难者获救，就更是英雄行为。可是，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勇敢不代表对受难者的救援，甚至排斥救援。美军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设备，也被他们视为“胆怯”。他们总在报纸、广播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他们认为，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行为才是高尚的，小心谨慎没有意义。因此，日军对待伤病员和疟疾患者也与美国人不同。在日军眼里，伤病员犹如废物。当然，这也和医疗条件匮乏有关。战争中，医务人员和医疗药品欠缺，甚至难以维持军队正常战斗力。时间一长，后勤补给跟不上，本来就紧张的医疗设施更供不应求。但这并非全部真相。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轻视也有重要作用。一直以来，日军被不断灌输这样一个观点，死亡是精神的胜利。对伤病员的照顾，就犹如在轰炸机上放安全设施，防碍了英雄主义行为。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只要身体不舒服就去看医生。在美国，人们对伤病员的同情和照顾远胜对其他福利设施的关心，就连在和平时期到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战争中，日军既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进行抢救的救护班，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像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等等。在医疗物品的补给方面就更不要提了。有时，如果情况紧急，日军伤病员干脆被直接杀掉，特别是在新几内亚、菲律宾等地区，日军根本没有提前转移伤病员的习惯；只有当他们因种种原因，不得不从有医院的地方紧急撤退时，才会想到采取一些措施。这时，军医指挥官往往会在临走前，下令把伤病员全部枪杀，或是让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既然日本人对自己的同胞都是这样的态度，那么对美军俘虏时也同样如此。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日本人不仅对美军战俘犯有虐待罪，甚至对自己的同胞也犯有虐待罪。被俘的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罗鲁得·格拉特里（Harald G1attly）说，他被俘虏后，被囚禁了三年，这期间，美军战俘获得的医疗护理待遇，比日军伤病员获得的待遇还要好。被俘的盟军军医可以照顾盟军俘虏，可是日本人却没有一个军医。曾经有段时间，日军只有一名医务人员，而且这名医务人员还是一名下士，后来才被升为中士。在战俘营，这位菲律宾上校看到日本军医的机会，一年只有一两次。

日本人在兵员消耗理论上，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绝不投降。西方军队如果在战斗中尽了全力后，寡不敌众，会向敌人投降；即使投降，他也仍然认为自己是光荣的。按照国际协议，战俘一旦投降，就会通知他们的国家，让家属知道他们还活着。不管军人还是普通百姓，即使在自己家里，都不会因为投降受到羞辱。可是日本人不一样。他们认为，战死才是荣誉。在绝望中，日军士兵会用最后一枚手榴弹自杀，或者赤手空拳冲进敌阵进行自杀式进攻，但是他们不会投降。如果因为受伤没有能力抵抗，或者失去知觉做了俘虏，他就会觉得自己“回国后再也抬不起头”。他会失去名誉。不需要对此实施特别教育，日军始终都会忠实地实践这条军纪。例如，在北缅会战中，日军被俘与战死的比率为142︰17166，即1︰120。而且，在142名俘虏中，除了极少数人，绝大多数都是受伤丧失了抵抗力或者在昏迷时被俘的。在西方军队里，阵亡者一旦达到全军兵力总数的1/4或者1/3，一般都会停止抵抗，投降人数和阵亡人数的比例大约是4︰1。在霍兰迪亚（Hollandia）战役中，日军首次大规模投降，其投降人数与阵亡人数的比例大约是1︰5，这与日军在北缅战役中的1︰120相比，已经是很高的了。

在日本人心中，美国战俘仅仅投降就很可耻了。投降的美军战俘即使没有负伤，没有疟疾等疾病，在日本人眼里一样是“废物”，不再被视为“完好的人”。一些美国战俘后来说，在战俘营里，美国人如果发笑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刺激日军看守。日本人认为，做了战俘已是奇耻大辱，美国人不但不感到羞耻，还要发笑，他们无法忍受这一点。美国战俘必须服从命令，其中许多命令也是日军看守要遵守的。日军早已习惯了急行军，也习惯乘坐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运输船转移。有的美国人说，日军看守要求俘虏帮助隐瞒违规行为，如果战俘公开违抗就视为犯罪。俘虏们白天外出修路，或者去工厂做工，回战俘营时，日军不允许他们从外面带回食物。不过这个规定并不管用。战俘们只要把水果、蔬菜等包好并藏起来，就可以带进战俘营。但是，一旦被日军发现，就会被视为严重的罪行，因为那意味着公开挑战日军权威。公开挑战日军权威，即使只是一句抗拒的话，也会被日军严厉惩罚。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允许顶嘴。在军队，只要顶嘴就会受到严惩。日军战俘营中有许多暴行和虐待行为。我们区别对待日本人受文化影响的行为习惯和暴虐行为，并非为了宽恕他们的残暴行为。

战争刚开始，日军认为敌军会虐杀战俘，更把投降视为耻辱。日本各地流传说美军在瓜岛上开着坦克把俘虏们碾死。有时，可能有日军准备投降，但美军又怀疑他们投降的诚意，就把这些日军杀害了。事实上，美军怀疑日军投降的诚意，并非没有道理。当日军除了死亡已别无选择时，他们时常会把和敌人同归于尽视为骄傲，甚至被俘后，也一样会这样做。正如一名日军战俘曾说：“既然决定要把自己奉献给胜利的祭坛，那就勇敢牺牲吧，否则就是奇耻大辱。”正因如此，美军才对日军投降持戒备心理，也令一些日军最终放弃投降。

图说

日本军人不投降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战败自杀了。自杀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堪称经典的就要数源于中世纪日本武士的“切腹自杀”了。此举不仅意味着武士因战败而带来的耻辱可以一笔勾销，而且名誉还会有所提升。图中持弓的武士名为源为朝（1139—1170），他是日本战争史上第一位载有姓名的切腹自杀者。他面向朝阳和大海的形象，表现了日本人对他的认同和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