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一九六三年 记录第一次与俄罗斯的相遇(2)

因为已经有一艘船在莫斯科河等着我们，所以除了这个酒店、克里姆林宫前的列宁墓，或“成就展”，代表团并没有机会在莫斯科多参观一些地方。这艘船将送我们到奥卡河的河口，行程几乎需要一天。要走到码头上船，我们必须经过一个雄伟的、有好几层的大楼，这是一栋类似于船舶站的建筑，建筑上还有一颗闪亮的红星。天气很热。由于我没有地图，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们将去哪里。显然，首都是与远方的大海相通的，因为不仅有游船在码头停靠，还有货轮，它们将货物运送到波罗的海或里海。我们的船行驶在错综复杂的莫斯科河以及伏尔加河的运河系统，经过了一个大型水坝和装饰着巨大柱子的水闸，水闸像有魔手操纵似的会自动打开。餐桌上不仅有格鲁吉亚的葡萄酒，还有伏特加不停地流着。我很惊奇，不知汉斯·维尔纳在餐桌上是怎样跟上俄国诗人的节奏的。

这期间一个可以说是当天轰动性的新闻被迅速传开。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54]表示，要给正好在这儿的作家们讲话，甚至有可能在他的家里。大家立刻开始猜想，谁将参加这个派对。

如同往常一样，我还是不能喝很多酒，我的俄语也不好，怎么想我也没有可能参加这被揣测的活动。当一位四十来岁的人用英文与我讲话时，我正站在船的栏杆边。他似乎对作为一个局外人、新人的我，是怎样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形势的很感兴趣。我提到了著名的《解冻》，并说，多年来计划的进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领导本来计划将这个国家从僵化中解救出来，打破固有的局面，但是实际上只是某种程度上的蠕动，个别方面的推动，从一个不易消化的咀嚼到另一个。因此，无人知晓结局将会怎样。这也使得人们处在希望和恐惧的迅速转换中，这不仅发生在知识分子中，而且也许所有人都是这样。他听着，很得意的样子，还说这个观点很不错。

后来，可靠忠实的克斯特亚告诉我，与我对话的人是阿列克谢·阿德休拜[55]。像我这样一无所知的人，并没有觉得这个名字有什么与众不同。当我听说此人是赫鲁晓夫的女婿，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的总编，而我曾与他毫无隐讳地交谈时，我吓了一大跳。

在日程安排上还写着，我们将坐大巴士去一个神圣的地方参观：位于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托尔斯泰的故居，它在莫斯科以南200公里的地方，按俄罗斯的标准，这已经算是很近了。那里的一切看上去就好像主人刚刚离去：拖鞋还摆放着，写字桌上的墨水瓶还满满的。我还看见一份1910年的报纸和几封信放在那里，估计收件人没有读过它们。人们行走在这个被精心修复的博物馆，仿佛是一次时光旅行。策划如此完美，人们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当然这是一个动人的仿造。

8月13日终于来到。我和那些被邀请的作家们一早来到机场，准备乘坐专机去索契。谁在这份秘密的名单上，现在终于明朗了。斗牛士肖洛霍夫、托弗多斯基、费定、萨特、波伏娃和翁加雷蒂，还有不可缺的煽动者维戈雷利。苏联国内虽然也有几位当之无愧的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家，但有名望的作家并不在这份名单中。而更多的是来自俄罗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地的许多协会的主席和干部。谁不在，为什么？爱伦堡和叶甫图申科去哪里了？当我再见到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德休拜时，我大吃一惊，我与他在船上的交谈太不小心了。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呢？为什么他失踪了？我担心他会认为是我从中做了手脚。但我其实真的很想躲在他的后面。

然后我们继续去加格拉，到赫鲁晓夫的家里。我记录了1963年8月13、14日在那里发生的事。

房子的主人来到门口，步子缓慢，步幅不大，双臂摆动着。一位年长的人，他的身体已经感到吃力。他的平静所传递的，更多是耐心，而不是期盼。还没有等他站稳，介绍、握手和拥抱的仪式就开始了，整个过程好比是业余剧团的演出。导演是即兴的，微笑不那么自然，表情有些尴尬。不熟悉的是客人的名字和客人的语言，更加不熟悉的是他们的习惯。他们是知识分子，是一群有许多思想和动机的人。可以相信他们是会嘲讽的。这一天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尊重，是有所保留的，是傲慢的，甚或还是带有敌意的。这种访问是烦人的。他们是讨厌鬼。

他与他们的见面并不失体面。农民式的优雅不仅体现在绣花的衬衣上，也在其他方面有所表现。人们巧妙地忽略了暗地里的嘲讽。房子、花园和周围的环境也起到了辅助作用。这些世界名人快速瞥了一眼周围的一切，微微点头赞赏建筑，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散发香气的树木和宽广的、空无一人的沙滩。主人顿时感到一丝自豪。他演示了一堵用隐藏着的马达驱动、可以开合的玻璃墙，这时候，他几乎没有用保镖。来客没有被搜查。这种勇气是友善的，因为他没有把事情搞得大惊小怪。房间对这位居住的人来说显得过于大了些。他缺乏对财富的直觉。建筑师在设计中没有考虑到的小东西被摆放在那里：一个破旧的小挂钟、一个粉红色烟灰缸，都被放在不合适的地方。房间也整理得太干净，使得现在居住的人今后可以无所留恋地将它传给继位者。主人没有特别的愿望，木材也不是自己挑选的。家具是从最贵的组合家具系列中挑选出来的。人们也可以在首都酒店的大厅找到同样颜色的家具。

我们坐在一个小型会议室里。因为主人没有特意准备，所以我们没有得到会议程序。会议室的椅子被合并在一起。在片刻的尴尬之后，客人们开始交谈。他们并不比听者更自信。他们被私底下提醒过，他们的交流对象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大家在说话时要注意：尽量少用外文而使用直接明确的句子，必须谨慎，因为这位身材矮小的伟人有易怒的性格。

各个不同组织的主席每人有三分钟的讲话时间。他们动人的感谢词、他们的赞美、他们的承诺都有些花言巧语，不太顾及后果。赫鲁晓夫根本不相信他们。他的听觉非常敏锐，分辨力也很强。萨特在他所说的30句话中没有显出冒险的意味，他观望着，甚至可以说是像绵羊一样温顺听话，完全与他在法国的态度不同，在那里他无所顾虑地批评权力。唯一表现出勇气的是波兰人耶日·波特曼，他要求给苏联作家更多的行动自由。

在上述情形下，我的印象是主人比客人更聪明。不是大多数人在汽车上就已经开始奇怪地激动，并把他们的领带整好，还换了衬衣，反复翻阅备忘录吗？但是对主人来讲，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

当作家和睦的演讲结束时，会场又出现了不明所以的空白。然后，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犹犹豫豫地站起来，继续了这场演讲会。翻译立刻跟上。他带着几分愧意说，他只想讲几句。起初他有些不自信。我猜想，如果这个场合中只有他们自己的人，估计他们会喝酒和大声叫嚷。

紧接着是50分钟的讲话，而我们听不出里面有半点逻辑和推理性的关联。他缓慢地、踌躇地开始讲话，渐渐进入到狂热，夹杂着一些例子和逸事，越讲越快，讲到某个没有预设好的地方会突然停顿。似乎他对自己所说的都感到惊奇。但他也不愿意收回他的话，当然也不愿就此停止。他不清楚如何继续，但他总会想到办法。必须耐心！他有耐心。他等待着，交叉着双手。其他人很紧张，他们担心演讲者卡在什么地方。30秒。然后他又从一个新的句子开始。他从尴尬中解脱出来，又接上人们没有意料到的话题。话题的关联性也许之后可能被猜到，或者根本不可能被想到，主题瞬间变换。是不设防备，还是难以置信的天真？只有愚笨的听众才会有一种认为自己更见多识广的感觉。他们错了，因为没有一个看似简单的表达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讲话似乎都有些道理，甚至都具有深刻的背景。赫鲁晓夫的演讲并不刺激和吸引人，人们要思考的是他的常识、他的聪慧、他的勇气和他对各种可能的敏感性。语言上他使用日常用语，放弃了鲜为人知的词汇。平稳的声调，小的词汇量，语法简洁。他也注意到，当他想用一些语言的修辞时，字会卡在嗓子口，故而显得不合适和不可信。甚至他的愤怒也显得不那么新鲜，仿佛是已经被用了百十来次了。他不认为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有必要反复提及。他的观点并不多，但他对自己的观点极其自信，很少出现怀疑，而正是因为这个，对怀疑者来说是一种威胁。

当主人无意间提到匈牙利时，会场出现了一些状况。此前没有人提到过匈牙利1956年革命。但是无论如何，萨特也坐在会议桌上，他对那些人的问候讲话只补充了一句简短而又不明确的句子。我们听见的是辩解的尝试。虽然这个尝试的提法有点广泛和不明智。“如果我们的干预是一个错误，那么我是罪魁祸首。但是今天，七年之后，每个人都看到了：这并不是错误。”

他抓住了公牛的角，没有掩盖什么，而是将区别公之于世。我的印象是，他不满客人们的谨慎和敷衍趋势。是的，在座的人都想要为苏联作家争取到更多的行动自由、出国旅游、举办展览以及出版机会。或许他也想从我们这方得到什么：为他和平共处的思想，以及对他的裁军行动在新闻舆论上的支持。然而，他并不避讳与我们探讨他的统治者的最黑暗的一面。匈牙利的伤口没有愈合。在草都不愿生长的地方，他让它们见到光明。不仅是我们，他也想要说服自己。他不像维戈雷利、翁加雷蒂和苏尔科夫那样给我们带来“好气候”。也就是说他更尊重我们，而不是我们更尊重他。

无论如何，这个插曲是唯一让我们看到他内心的参与的例子。休息片刻后，他又回到委婉复杂的观点中，谈到上帝和世界时，他几乎是杂乱和健谈的。后来有一个上面的领导向我透露，他的健谈引起了他们的一些担忧。那位领导没有保守秘密的能力，特别是当这个秘密可能引起不可避免的后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