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一九六六年 苏联旅行的潦草日记及其后果(2)
我承认，他的慷慨、他那看透一切的姿态、他的虚荣心、他的经验、他的对抗常规的行为、他的手势和表情、他的无休无止的话语、他的长手臂、他的忏悔、他的谎言、他的友情、他对冒险的热衷、他如同一位网球运动员般的训练、他的矫情、他的监狱生活、他的演讲和他的欺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能无比地信任，同样也能无比地奉承和苛求他人，尤其是女人。金斯伯格曾跟我说，叶夫根尼很喜欢炫耀被他征服的对象。每一次他都说，这次的这个是他一辈子的女人，而下一次却又是另外一个，而几乎每次他都娶了她。
他总是能够被准许去他想去的地方旅游，比如哈瓦那、芝加哥或巴黎。总会有人帮他从格鲁吉亚的黑市买新鲜的草莓，一盒要花32卢布，这是汽车司机一周的工资。
他认识这儿所有的人。在汽车上，他指着一个人说：他是集中营的翻译。那个人是男妓。后来他还向我介绍了一位“老师”，他曾经是足球运动员，现在是一位好诗人。他夺走了这位朋友的妻子，但他们还在一起喝酒。他们一起尝试修改1945年的一首诗《医院》。另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位沙俄时期的农民，她坐在伏尔加河边等待着收回被夺走的土地和牛。她把她饲养的鱼又投入河中。叶夫根尼说，他在她那里用一根芬兰的竿子和泰国的苍蝇钓到过很多鱼。
都是这样的故事。在农场，一位退休的人坐在一个小凉亭里给大家提各种建议，但没有人听从他的意见。后来集会都是背着他举行。老人发现了这事后愤愤地喊：为什么我还没有死？于是他开始写诗。他给那些一生会读会写的人的大腿间横插了一棒。
与这些趣闻逸事相比，会议桌上的讲话别提有多冗长了。跳着不合时宜的民族舞蹈的笨拙姑娘，咆哮的诗人，叶甫图申科称这是一场闹剧，并拒绝讲话。可是他又为什么要来呢？
他居然还能在这吵闹声中，倾听一位在莫斯科住了五年，来自危地马拉的25岁的矮小男人的讲话。这个人严肃、不幸、狂热，而且已经喝醉了。他认为自己是殖民主义的牺牲品，并与叶夫根尼争吵，指责他是被供养着的花花公子，他代表着一切财富，而这些却是自称是伟大的奥夫雷贡[78]的小罗伯特[79]丢失或从来没有拥有过的。那位俄国人丝毫没有失控，还不断与这位喝醉的诗人碰杯。但是对方继续骂街。
第二天我听见一位官方审查部门的人与叶夫根尼交谈。他个人是叶夫根尼的崇拜者，而且喜欢他的诗：“那个，爱鸟的人，死了。一群鸟在他墓地盘旋。可是有谁会来扫墓？我的工作是肮脏的。叶夫根尼，鸟笼在哪里呢？而这些我必须删掉的句子，却正是我喜欢的。但是不删掉的话其他人会误解，而且会用来反对我们。一个人有多少力量对抗一群人呢？”显然他也是喝多了，感叹着自己的悲哀。
我更愿意与雷蒙·库内[80]交谈，他是南非祖鲁族人，持有英国和埃塞俄比亚的护照。我问他，南非种族隔离还会持续多久。他说，他们会推翻有害的白人的统治，但是核武器是提供不了帮助的。他们的不安、他们的恐惧，迟早会引起政府的垮台。他是否认为，世界上不会有人插手吗？答案显而易见。看一下越南吧！中国是对的，他们认为越南共产党必须通过自己的力量得胜，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以及其他解放运动也一样。“这听上去似乎是冷嘲热讽。”“但这是事实。我们正在准备打游击战。”“所以你们要杀掉300万人吗？”“不。有些白人他们自己会离开，他们是最差和最好的人的一部分。我们会与其余的人和平共处，就像肯尼亚一样。”“但是你们会非常痛恨他们，以致你们不能与他们共同生活！”“为什么不行？胜利后，他说，敌人会赢得比仇恨更多的尊重。”
专业鼓吹和平的人做着冗长空洞的报告，同时以15种语言。对于越南，他们不会不用英勇作为形容词来表述。他们称美国发动的战争是“垂死的帝国主义的挣扎”。一位个性很敏锐，而且态度明确、聪敏的阿尔及利亚人在讲台上与他们唱一个调子。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在这儿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他只是在形式上被邀请。他的任务是代表委员会的主席发言。这就是游戏规则。
我决定不在这个讲台上发言。我没有兴趣与这些风车对阵。
玛格丽塔·阿利格[81]的到来是一种安慰。她是位五十来岁的犹太诗人。她不仅拥有尊严和人文知识，还很幽默。晚餐时我与她同桌。显然，她不必费力就看出了这场在此地很平常的戏。对会议大厅的演讲，她的反应是沮丧地抬一下眼皮。我被介绍给她和她的女儿玛莎。为什么玛莎不姓阿利格，而名叫玛丽亚·阿莱克桑德罗·马卡洛娃呢？她23岁，读美国文学专业。一双大大的、有穿透力的、成熟的眼睛闪着绿色的光，手很细嫩。吃饭的时候她略显不安，而且像只兔子那样只吃了几片生菜叶子。她会说一点法语和西班牙语，不过却会说纯正的、迂缓的、似乎是跟着唱片学来的英语。我觉得她妖娆迷人。
在一个专制国家，社会上通常充满了政治宣传，对待新闻媒体必须相当谨慎。只有你掌握了游戏规则，才有可能时不时地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我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这方面所得到的锻炼。如同那个时候的德国，再令人迷惑的新闻也会从非官方的媒体得到补偿：通过小道消息。信息越是保密，小道消息就越是猛烈。你如果不想成为因为不知内情而失败的人的话，你需要问对人。
我相当好奇，在我的同伴中打听关于她们的消息，不仅因为我想更多地了解玛莎，还因为她的母亲，我的邻桌，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不出所料，路易斯和克斯特亚了解她们。因此，我了解到玛格丽塔·阿利格有过一段冒险的、艰难的经历。她1915年出生在敖德萨。她的姓有一半是重新构词的，因为她父母的姓是塞利格。她的生活让我联想到伊扎克·巴别尔[82]讲的一个故事。少女时期她是在内战时的敖德萨度过的，经历了所有的革命，这些我们可以在帕乌斯托夫斯基和吉夫亚博廷斯基的书中读到。也许她是一个热情的布尔什维克。当时是有政治希望的。所有的一切都同时出现，并使得大家沉醉：知识分子的重要角色、升职的机会、艺术、诗歌和新电影。
她的第一个丈夫是康斯坦丁·马卡洛夫·拉基京。这段婚姻中她育有一个孩子，但在1938年就夭折了，只活到一岁。玛莎的姓要感谢马卡洛夫，可惜他于1941年在前线阵亡。战争时期玛格丽塔生活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那里每天的面包限量比布痕瓦尔德还少，她还写了一首爱国诗，这是一首苏联学生都知道的诗。诗中的女英雄是一名12岁的女游击队员，名字叫卓娅，她后来被德国兵杀害了。为此玛格丽塔被授予了斯大林奖。这个奖以及她的犹太身份是她与爱伦堡所有的共同点。克斯特亚说，这个奖几十年来保护着她的生命，尽管她总是与错误的、不受欢迎的人走得很近。她与安娜·阿赫玛托娃[83]和其他“大清洗”的受害者，或与只差一根发丝宽度就会遭受迫害的人是朋友。
玛莎的姓的来由是因为玛格丽塔嫁给了作曲家康斯坦丁·马卡洛夫，尽管那时玛格丽塔与亚历山大·法捷耶夫[84]已经开始谈恋爱。亚历山大短暂的名声要归功于一本1927年出版的小说《十九人》。我知道这本书。他不是没有天赋。或许他可以成为作家。他第二本书是《青年近卫军》，一本忠实于路线的书。后来他成为斯大林思想的执行者，并几十年掌管着苏联文学界。他曾称萨特是“打字机上的鬣狗”，这只是很小的一件事。萨特在巴黎，法捷耶夫并不能对他怎样。相反，对那些俄国的朋友、同志和同事，他把他们送去了古拉格。
显然，他从未照顾过他的女儿玛莎。但我猜想，她那鞑靼人颜色的眼睛是遗传自他：迅速在金属灰和绿松色之间变换的闪光的蓝。
事实上，这个法捷耶夫是严重酗酒者，在赫鲁晓夫的一次重要讲话后，他在彼瑞德基诺[85]的一栋达恰[86]中自杀。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指出了朱加什维利的罪行。他的遗书不是写给他的妻子和他的子女，而是写给政治局的。这样一个人的想法，甚至在俄国也是没有人能够理解的。
我对玛格丽塔家族的秘密不能也不想更深入探究。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相信别人在巴库给我讲的这一切。据说至今玛格丽塔·阿利格还有直通党中央委员会的良好的人际关系。据说她的生活中还有第三位丈夫，名字叫伊戈尔，是委员会的委员。后来，还有一位记者在我的耳边轻声说，美丽的玛莎应该已经结婚了，但并不幸福。在一个没有娱乐小报的国家，丑闻到处开花，而这些消息几乎与《真理报》一样不可信。
其次，我注意到，在苏联人们对男人和女人同居的看法还是很开放的。人们常常结婚，常常离婚。私生子并不会被打上耻辱的标签，而且我听说堕胎是控制人口的一种形式，很普遍。妇女解放取得了在西方妇女运动中不可想象的丰硕成果。我认为，这与极其沉重的生活负担有关。这负担是妇女们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时期，在工厂或农场，当她们的男人被关押、阵亡或沉醉于伏特加中时不得不承担的。
玛莎显然觉得很无聊，于是我建议，我们应该逃出乱哄哄的会议大厅，去城里散步。这个九月的天气出奇地热。尽管在每个街角都有冰激凌和格瓦斯[87]卖，但玛莎知道更好的去处，于是我们坐在了沙滩大街的咖啡店。一个俄国女人和一个德国男人就这样在阿塞拜疆用英文闲聊着。从建筑风格上看，这儿仿佛是一个存放野花花瓣的花瓶，我们可以欣赏到新艺术风格、哥特复兴式和苏联式建筑。玛莎向我介绍说，高档奢侈的房子是石油繁荣时期的产物，是19世纪末开始出现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88]的一位兄弟是创始人之一，他们从中得到了巨大的财富。罗斯柴尔德家族[89]也参与其中。从里海吹来的风仿佛都带着石油的味道。伊斯兰教只有在城市的老区还比较活跃。那里还有一个纯正的东方市场，我们在那里逗留了很长时间。
在城市外围的一个高高的小山丘上，有一个很大的游乐场，从远处就能看到五彩缤纷的摩天轮，我们被它吸引了。附近的餐厅的门前有巨大的石柱装饰。人们的服装上体现着民主主义：从长裙到破旧的外套。环绕大厅的圆形吊灯照亮了红地毯，饥饿的猫在地毯上找掉下的食物。紧接着是黑暗中的草丛双人幽会。一场疯狂的爱就这样开始了，而且这爱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激烈的俄罗斯传奇。
第二天，我们去阿塞拜疆的一个石油钻井平台玩。除了克斯特亚，还有玛丽娜·帕弗恰斯卡亚，一位年轻的女翻译，她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她曾经去过一次德国。出乎我的意料，她说：“你们那里缺乏个性，这使我感到失望。”
当船停稳后，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座金属的房子。玛丽娜给我翻译墙上写着的字：“甜蜜的生活。”这儿全都是由上置着有孔的水泥板的竿子和木板搭建而成。基础渐渐地生锈了。在我们的敞篷车下，树桩台出雷声般的轰鸣。所有的一切让人想到1919年：那历史性的响声就像这儿的电动车在运送大石头时发出的轰鸣声。
这木板城方圆有数公里。还有一些岛屿围绕着石油平台和钻井平台。里海是不可预测的，风可以在两个小时内变成剧烈的狂风暴雨。最让人担心的是那些悬崖和沉船的残骸，以及水面上棕色的脏物和被挖空的奇异岩石上大块的柏油。早期的采油损失惨重，因为当时不断发生事故。现在这里已经有砌着围墙的居民房、一个饭店和露天电影院。它们形成一个整体，奇妙地漂浮在海平面上。黑色的、工业的“威尼斯”，被海鸥和猫变得生机勃勃。一切都是易碎的、缝缝补补的、由剩余的东西拼凑起来的。不像美国人那样，冷血地计算他们在技术上的优势，以对付自然。
脸部表情粗犷、沉重的工人们看上去理直气壮，仿佛他们是真正的教科书上说的“领导阶级”。激烈的工业化进程仍然带着初期的悲怆。这情景让我想起爱森斯坦老电影中的灰黑的石子。发动机和钻头不是电器时代的工具，而在这个时期，柴油发动机已经开始显得过时。这工具曾经用在斯瓦尔巴群岛的第一代煤矿居民村中。科幻片的作者想象的外星球上的第一代原始群落，也不过如此。
在各地，苏联给观众展示机器和工业产品、“文化园”、农场、“人民宫”，当然在阿塞拜疆社会主义共和国也离不开这些。那位见过更好东西的外国游客，对这些单调的平房感到郁闷。用花做成的马克思头像、纪念馆中列宁的石膏像，这一切让他在感动的同时，也感到厌恶。
在巴库，我有机会接触到了苏联富豪罗曼·卡门[90]，一位纪录片制片人，他导演了关于1945—1946年纽伦堡审判的纪录片《人民审判厅》，以及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一位记者，中流小说家，1953年因为斯大林国歌受到赫鲁晓夫的批判而受到牵连，现在又继续着他的记者工作。这些都是有经验的、忧郁惆怅的“战马”，是见多识广的人，像海明威那样经历了西班牙、远东、古巴或越南的战争。他们的战地报告是军事学院的学习材料。鲜明的讽刺是他们的特点。他们能够接受特权，同时也能承受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