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北方，苏联选择扶植金日成，这一做法显然更有远见。“二战”结束后，金日成凭借斯大林的力量与红军的强势大权在握。正是因为如此，从一开始他就借用苏联模式，他的身边围满苏联顾问。到1950年春，金日成已执政五年之久。在其中至少两年的时间里，他反复向斯大林施压，要求攻打南方，并且一次比一次积极。他信誓旦旦地向斯大林保证，南方人民一定会揭竿而起，自发地支持他的进攻。届时，南方二十万共产党人与爱国人士一定会拿起手中的武器，痛打李承晚这只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那个时代共产党的流行语）。但是，能够对这次进攻行动大开绿灯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从一开始就不断地获得越来越多的个人权力，并且在“一战”后的近二十五年中左右着苏联的发展。他因苏联红军大败希特勒德国而赢得崇高的威望，虽然他曾经严重误判希特勒的意图，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在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的数月前，他还在军中搞大清洗。不管斯大林犯过多大的错误，苏联人仍然把他当作卫国战争的伟大领袖。至于那些几乎让德国人击败苏联的错误，反倒让他在苏联人的眼中更具英雄色彩，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对苏联的控制，同时还为他的领导神话平添几分神秘色彩。斯大林体现的不是苏军早期的惨败，而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的浴血奋战与红军在柏林的大获全胜。这次胜利让他在苏联百姓心中变得分外伟大，使他成为现代的传奇“沙皇”，成为20世纪苏联的主要人物。

1950年，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领袖。他在经历多年的镇压、斗争与内战后才掌握中国的政权，理应成为更加显赫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总设计师，引领中国革命度过漫长而艰辛的岁月；他经常以寡敌众，从蒋介石与军阀的联合攻击中拯救革命。在中国内战期间，他既是一名政治战略家，也是一名军事战略家。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形态，把政治和战争紧密联系与结合起来，使军事因素永远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毛泽东使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社会，他的革命理论在20世纪后五十年中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共鸣，其影响非常大。

朝鲜全国都有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丰富土壤。随着日本人占领的时间越来越长，一种宿命论开始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中传播开来；许多特权阶层的人也极不情愿地与日本人达成了妥协，并且最终沦为他们的帮凶。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韩国经济界和军界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与此相反，那些出身农民、对日本统治者恨之入骨并且不会为钱而与之勾结的人，最后变成了一群疏离于社会的左派分子。诚然，他们的确感到自己孤立无援，因为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异常残暴。在日本人看来，朝鲜人是低等人，并因轻易被征服而更加下贱。

日本有明确的帝国主义目标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毫不留情地摧毁朝鲜一切独立的可能与民族文化。他们从语言入手，想让朝鲜文化荡然无存。日本宣布朝鲜的官方语言为日语，而日语课本则被命名为《母语读本》。他们还规定，朝鲜人都要取日本名字，而朝鲜语只是方言而已。正如许多其他殖民统治者一样，日本人后来才逐渐意识到，对于被征服民族来说，你越是想要压制某种东西，它就会变得越发重要；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些本来看似习以为常的事物——历史、语言、宗教以及许许多多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才体现出真正的意义。日本殖民者给朝鲜社会中制造的鸿沟变得越来越深，深得超出许多外国人的想象。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的不仅仅是一条三八线，还有全体国民心中那一条深深的裂痕，也就是在那段令人心碎的岁月里，一个朝鲜人到底站在哪一边；这条裂痕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分歧，这些分歧又在朝鲜战争时期相互碰撞。这不仅仅是一场越境战争，一场北方对南方的“侵略”战争，而更像是因为殖民统治阴魂不散，那种压抑几十年之久的政治冲突犹如离弦之箭爆发了。双方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或不同的名义解决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纷争。日本的殖民统治异常残暴，因此民族主义无法在本土滋生。可以说，那些留在当地的爱国人士通常都或多或少地与日本人有瓜葛，而那些被放逐到国外的民族主义者同样也多多少少与自己客居之处的外国势力发生过一些联系或者深受其影响。正是这样一个一贫如洗、被他国占领的殖民地朝鲜，让李承晚在自己的放逐生涯中前往美国求援，同时也使金日成走上另一条道路。在日本的早期殖民统治下，朝鲜的经济状况极不平衡，使得许多朝鲜家庭，包括金日成一家难以维持生计。从孩提时代起，金日成就受到政治的深刻影响。年幼的他曾被流放国外，大部分青年时期也是在与日本人的艰苦斗争中度过的。因此，金日成年纪轻轻就成了一名矢志不渝的民族主义者与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者，他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朝鲜近代史上的愤怒与辛酸。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生于1912年4月15日，也就是日本在朝鲜开始殖民统治两年之后。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欧洲儿童从出生到33岁都生长在纳粹当权时期的荷兰或者法国，那么金日成身上的愤怒与强硬就不难理解了。他的祖父母生活在万景台村，后来这里因为是金日成的出生地而闻名于世。有一次，金日成宣称，他的曾祖父在1886年率领当地人民袭击了一艘美国武装商船“谢尔曼将军”号，当时这艘船偏离大同江航线太远，后来又不慎搁浅，当地居民蜂拥而至，把这些外国佬打得七零八落。他的父亲金亭稷出身农家，中学没上完就辍学了。15岁时，金亭稷与当地一名小学校长的女儿结婚，并且先后当过小学教师、韩医，偶尔还充当过守墓人。当时，他的妻子康磐石17岁，比金亭稷年长两岁。康磐石的家人大都受过一定的教育，在她的亲戚中既有教师，也有牧师。康磐石的家人对于他们的婚姻并不怎么热心，因为金亭稷门第较低，名下只有两英亩（1英亩=4046.856平方米）土地。金日成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只有17岁，仍然在自己父母的家中生活。金日成的家人与政治有不解之缘，他的父亲和两个叔叔都曾经因为从事独立活动而屡次被捕入狱。1919年，金日成只有7岁的时候，他们家也像其他成千上万朝鲜民族主义者一样，举家越过北部边境来到中国东北，逃避日本人的苛政。他们在间岛一带定居下来。该地有一个大的朝鲜族聚居区，金日成在那里的中国学校读书，并且学习汉语。

金日成11岁的时候，父亲将他送回朝鲜，想让他对自己的祖国及母语有更深入的了解，虽然日本人禁止公开使用朝鲜语。他在那里与外祖父母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中国东北，进入一个由朝鲜民族主义者举办的军事院校就读。后来，金日成声称，因为自己过于激进，所以在入学六个月之后就退学了。不管怎样，他很快移居吉林，那里有大批朝鲜流亡人士，也有许多日本特务。在吉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从事革命活动。后来他说，自己经常和好友一起争论，他们究竟是应该先进行一场结束日本经济掠夺的斗争，还是应该先进行一场结束日本殖民统治的革命。他们还探讨这场革命究竟是应当由朝鲜首先发动，还是要等到共产党在日本掌权以后再伺机行事。就像他那一代的许多朝鲜人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日本殖民统治所带来的难以磨灭的痛苦，金日成变得越来越激进。金亭稷去世之后，金日成的母亲开始做一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他在中国上初中的时候，遇到一位名叫尚钺的老师。尚钺是一名共产党员，出于对自己学生的赏识，他把自己的藏书全部借给了金日成（随后由于观点激进，尚钺很快就被该校开除，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

此后，金日成的思想日渐左倾，并且成为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体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秋，金日成在17岁时被中国东北当局拘捕入狱。写过金日成传记的作家布拉德利·马丁写道，幸运的是，当局没有把他转交给日本人。六个月以后，金日成获释，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大约1931年开始，作为游击队长的他就成为了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度过了一段艰苦卓绝、危在旦夕的岁月，经常与搜捕他的日军部队正面交锋。

这就是说，金日成在不到20岁的时候就开始拿起武器与日本殖民者进行斗争。到1932年春，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一支游击队。回国以后，金日成以及其他一些像他那样的民族主义者因为经常在东北甲山一带活动而被人们称为“甲山派”。此时，由于在东亚地区连连得手，日本人的野心膨胀起来。他们妄图把殖民统治范围扩大到中国东北，还给它取了一个日本名字“满洲国”。打击日本殖民者的游击队中既有朝鲜人，也有中国人，而金日成的队伍就是其中之一。游击战争持续将近十年，但几乎屡战屡败。日本军队人数众多、武器精良、弹药充足。日本人还让当地农民不得不经常作出痛苦的抉择：要么提供这些可能是他们朋友或者同乡的游击队员的情报，并因此获得不菲的酬劳；要么不与日本人合作，那就等于死路一条。

大约从1934年到1940年，日本人往该地区派遣大批军队，用极其残忍的手段迫使当地居民招供。他们最终打败了游击队，并将他们驱逐到苏联的远东地区。当时金日成的队伍加入了由中国将军杨靖宇指挥的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的目的与其说是歼灭日军，不如说是骚扰日军，使他们难以顺利进入中国。尽管金日成的部下大都是朝鲜人，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开展活动的。

毋庸置疑，当时他对游击队的领导举足轻重，他的级别也越来越高：从营长到后来的师长，不过据说他的手下只有三百多人。对于共产党方面来说，他是一位久经考验、忠诚可靠、价值很高、受人尊敬的游击队领袖，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他是重要的通缉犯之一。从1935年起，日本人就不惜重金悬赏金日成的人头，但他总能顺利脱险。虽然金日成与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有着牢固的意识形态纽带，但是他们之间仍有巨大的民族差异，从而不可避免地相互猜忌。

1940年，当杨靖宇将军最终落入敌手并被日本人杀害时，金日成暂时成为该地区被通缉的头号游击队员，被悬赏20万日元捉拿。但是，随着这一带的日军变得越来越强大，游击队被迫暂时撤退。在这个阶段，大约在1940年，金日成最终来到苏联。1942年，他已经转入苏联军队，并被派往苏联远东地区伏罗希洛夫村附近的训练营。在那里，金日成迅速成为苏军一支秘密部队第88独立狙击兵旅的成员之一。该旅的任务是侦察进入苏联境内的日军动向（当时苏联与日本并未正式进入交战状态）。他不仅成为一个苏联士兵，还从开始的上尉升为后来的营长。在这支高度集权的队伍当中，他成为彻底的苏联军官，以及事实上的苏联公民。他的营大约有两百名士兵，全部是朝鲜族人，其中有一些是在苏联境内土生土长的。他们个个都极为坚定，因为思想政治教育在苏联军中是最为重要的一门课程——对政治信仰的要求甚至超过对军事能力的要求。在“二战”期间，金日成曾经来到莫斯科。不过在苏联人看来，随着“二战”接近尾声，以及苏军的不断东进，他的营不再适于用来对日军进行迎头痛击，倒是可以另作他用。

像其他同时代的朝鲜人一样，金日成知道，朝鲜的独立离不开外援。对于身着苏联军装的金日成来说，他更倾向于让苏联人而不是中国人做自己的后盾，因为中国在历史上对朝鲜的影响特别大。此外，到1944年，苏联人的胜利指日可待，而且必将成为战后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之一，而此时毛泽东的革命运动仍主要在中国贫穷落后的西北地区进行。再说，苏联不但完成国内革命，一举击溃敌军，而且还成功地让这个腐朽落后的国家进入了现代社会。因此，苏联模式对于这位来自不发达世界、即将成为朝鲜劳动党领袖的金日成来说，显得格外有吸引力。那时的金日成是一位全新的现代朝鲜爱国人士，一个对苏联模式顶礼膜拜、身体力行的信徒。有些人也许会认为，民族主义与苏联模式是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但是对于朝鲜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或者更准确地说，苏联和朝鲜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金日成始终坚信不疑。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这两者其实毫无二致，因为凡是对苏联有利的事情也都对他和朝鲜有利。

就在这时，“二战”戛然而止，让苏联人与美国人大感意外。朝鲜立即被从三八线处临时一分为二。苏联红军——而不是朝鲜人，当然更不是金日成所在的第88独立狙击兵旅——随即开赴朝鲜，由此赢得解放朝鲜的美名。数周以后，苏联红军中的朝鲜族部队才得以进入境内。刚开始的时候，金日成为了统一朝鲜只能依靠苏联人的势力，而这也正是斯大林想要在共产主义世界里达到的目标。

朝鲜不可避免地成为那些为苏联模式歌功颂德者的乐土，而金日成的经历就是一个现代传奇。为了宣扬他在战争中的英勇，为了宣扬他如何单枪匹马战胜困难、赤手空拳勇退日寇、游击战术无人能及，为了证明他不出手太阳在朝鲜就升不起来，任何手段都能派上用场。朝鲜的革命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在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中，毛泽东出色而严格地运用革命思想去争取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从而有力地打击了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秩序。与此相反，金日成必须依靠莫斯科的决定与红军的强大实力。

在那些不了解斯大林心理的外界人士看来，可能还有许多其他人能够领导战后的朝鲜，但是从该国独立之日起，大部分人就被自动排除在外。有些朝鲜人曾经在毛泽东的军中长期服役，并且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正是因为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过于密切，因此在斯大林看来不够纯洁。另外还有一些人无论从观点上还是理想上，都与克里姆林宫大相径庭，因此也不在考虑之列。

朝鲜人民翘首企盼一位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来为他们指点江山，决不再要一位外国统治者，无论他比日本人友善多少。1945年10月初，苏联人特意选择在某饭店的一次小型午宴上推出这位政治人物。一位苏联将军在午宴上致辞说，金日成是一位英勇抗击日寇的伟大的朝鲜爱国志士。参加这次宴会的还有一个人称“朝鲜甘地”的非暴力民族主义者曹晚植。他出席这次宴会的任务之一是给金日成接风，但是在苏联人的眼里，他有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不能让人放心。

10月初的这场盛宴算不上成功，给其他赴宴的朝鲜政治家留下的印象不深。到了10月中旬，在平壤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苏联人再次郑重其事地向人们推出这位政治人物。

金日成终于在朝鲜的半壁江山里大权独揽，但无论是在世界舞台上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他都不是最重要的角色。金日成既不像毛泽东那样有那么强的合法性，因为毛泽东是靠自己的力量掌握政权，苏联人只提供了少量帮助；也不像当时正对法国殖民者发动一次军事攻击的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是越南本土民族主义的化身。

金日成也像斯大林那样搞个人崇拜。在1948年出版的一本传记中，金日成就被说成是最英勇的抗日游击队长，是“我国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英雄，我们人民希望的太阳”。这本传记中还写道：“在朝鲜三千万人民中，日本帝国主义者最痛恨的就是金日成将军。”在他回到朝鲜尚不满一年的时候，一首《金日成将军之歌》似乎就在向人们暗示今后将要发生的事情：“满洲原野茫茫风雪请你告诉我/密密森林漫漫长夜请你告诉我/不朽的游击战士他是谁？卓越的爱国者他是谁？/劳动人民的解放者，我们的恩人/你是民主的新朝鲜，伟大的太阳。”

1950年初，金日成一步一步地掌握了所有的大权。现在最让他耿耿于怀的问题是，他不甘心只执掌半壁河山。他最大的希望莫过于亲自率领这支日渐强大的、经过苏联训练和装备的、纪律严明的军队去解放南方，而千百万南方人民正期盼着他打过来。他要一统江山。6月25日，朝鲜人民军终于挥师南下，一开始连战连捷，似乎印证了金日成的预言。面对轻而易举的胜利，金日成及其高官们开始对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显得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7月5日，斯大林建议中国向鸭绿江畔派遣九个师的兵力以防万一。这与中方的想法不谋而合，因为对于美国是否会介入战争，中国的态度没有金日成那样乐观。事实上，早在几天之前，周恩来就派自己的得力助手柴军武（即柴成文）赶赴平壤，以加强中朝之间的关系。7月10日，柴军武抵达后立即与金日成见面，但是后者却告诉他说：“如果你需要什么，随时都可以来找我。”随后，金日成专门委派一名高官每天向柴军武通报战况，从而将其排除在决策圈外。事实证明，朝鲜人所谓的通报根本毫无价值可言，因为他们提供的情报完全可以通过当地的外国电台得知。中国领导人要求向平壤派驻一批高级军官以便实地考察，金日成表示拒绝。他确信朝鲜没必要请求中国增援，因为事态的发展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