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说出来
— Anticancer —
与严重的疾病斗争是一次可怕而孤独的旅行。当一群猴子面临危险时，它们会焦躁不安，本能地挤作一团，并狂乱地相互整理毛发。这不会减轻危险的威胁，但是能舒缓猴子的孤独感。崇尚实效的西方价值观，可能会在面临危险或动荡时遮蔽我们的眼睛，令我们看不到自己那根源于动物本性的对存在感的需要。温柔、持久、可靠地在我们身边，是至亲给予我们的最为美好的礼物。但是很多人都不懂得这一点。
与严重的疾病斗争是一次可怕而孤独的旅行。当一群猴子面临危险时，它们会焦躁不安，本能地挤作一团，并狂乱地相互整理毛发。这不会减轻危险的威胁，但是能舒缓猴子的孤独感。崇尚实效的西方价值观，可能会在面临危险或动荡时遮蔽我们的眼睛，令我们看不到自己那根源于动物本性的对存在感的需要。温柔、持久、可靠地在我们身边，是至亲给予我们的最为美好的礼物。但是很多人都不懂得这一点。
我在匹兹堡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他也是一位医生。我们两人喜欢用没完没了的争论来研究问题、改进方法。一天早上，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我得病的消息。我正说着，他的脸一下就没了血色，整个人呆住了，没有任何表情。作为一名医生，他的本能告诉他应该行动起来或者应该采取什么实在的方法帮我做个决定。但是我已经看过肿瘤医生了，在这方面他什么忙也帮不上。他竭尽全力想帮上点忙，给了我几个比较实用的建议。但是他没告诉我任何他的感受。
后来我们提到这次谈话时，他略带尴尬地解释道：“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也许，说什么并不重要。
有时候环境会迫使我们重新发现存在感的力量。一位叫大卫·史皮格尔（David Spiegel）的医学博士讲过他的一个病人的故事，这个病人是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她和另一家公司的总裁结了婚。两个人都是工作狂，都习惯于关注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她患病之后，两人仔细地讨论了各种治疗选择，但几乎从没互相谈过内心的感受。有一天，她做完化疗后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一下瘫倒在客厅的地毯上，怎么也起不来。她第一次放声痛哭起来。她的丈夫回忆说：“我说什么都只会让她更难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于是只好下楼陪她一起哭。我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因为我不能让她好过一点。但是实际上，正是这样让她感觉好多了——当我不再试着安慰她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习惯控制和行动的文化中，单纯的存在感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价值。当我们面临危险和痛苦时，内心就会有一个声音鼓动我们：“不要干坐着，去做些有用的事！”虽然有些时候，我们更愿意对我们挚爱的人说：“什么也别做了，就坐在那儿吧！”
有的人确实能感同身受，说出直抵病人心扉的话语。我问一位饱受乳腺癌折磨的患者，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她熬过了这些漫长、艰苦的治疗。她想了几天，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我的丈夫在我生病后不久给了我一张卡片，我把这张卡片钉在了我工作用的布告板上，时时浏览，卡片全文如下。
封面写着：“请打开卡片，放近些，现在拿稳了。”
我丈夫在卡片里面这样写道：
“你是我的一切——是我清新的早晨（即使是在我们无法做爱的那些日子里！），是我上午十点温暖甜蜜、性感迷人的白日梦，是我梦寐以求的午餐伴侣，是我下午三点逐渐强烈的兴奋感，是我回家后轻松自在的喜悦，你是我的压力调节器，我的大厨，我的玩伴，我的爱人，我的一切。”
卡片后还写道：“会好起来的。”落款是“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爱你的PJ”。
他陪我走过了每一段路，这张卡片对我意义非凡，支持着我走过了整个治疗过程。
这就是我的答案。
米什
通常，最难的是将患病的消息告诉我们所爱的人。在我陷入这个困境的前几年，我一直都会给我医院里的医生做一个题为“如何说出来”的演讲。很快我便发现轮到我自己时，就不那么轻松了。
事实上，我害怕极了，因此一直拖延着不敢说出来。我在匹兹堡，我的家人在巴黎。这是一个他们无法逃避、只能承受的打击。我首先一个个地告诉了我的三个兄弟。令我大感轻松的是，他们的反应都很简单直接，没有惊慌，没有用笼统的套话来安慰我，或者来宽慰他们自己。他们没有说“这没那么糟，你看，你会成功的！”这类貌似鼓励实则是担心对方还能活多久的陈词滥调。我的兄弟都恰当地表达了他们的悲痛之情，令我安心了许多。他们都爱我，坚定不移地支持我，这才是我真正需要的。
给父母打电话时，尽管已经与我的兄弟“实习”过了，但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们。我害怕了，遇到困难时，母亲总是很坚强，但父亲已经上了年纪。我觉得他会受不了这个打击。虽然我还没有小孩，但是我明白，发觉自己的孩子得了重病要比得知自己得病痛苦得多。
父亲在大洋彼岸拿起了电话，我能听出来接到我的电话令他很高兴。我的心一沉，好像自己将要向他的胸口捅上一刀一般。我按照自己教给同事的方法一步步地来，首先，简短地陈述一下事实，就像这样：“爸，我发现自己得了脑癌。所有的检查结果都一致。病情相当严重，不过还不是最糟糕的那一种。我可能还会活上好几年，也不会太痛苦。”第二，等待。不要说空洞的话。父亲说：“哦，大卫，这不会是……”然后顿住了，我们不会拿这种事情来开玩笑。我知道他已经明白了。我又等了一会儿，想象他此刻正在桌旁，那姿势如此熟悉，他坐得笔直，准备处理手头的事情，就像他一辈子都在做的那样。即使是最困难的情况，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与之抗争。但是这次不会有战斗，不需要制定作战计划，不需要撰写战斗檄文。接着我做了第三步，谈谈实际的行动。“我会找一个能尽快动手术的外科医生，根据手术期间的情况，我们将决定是做化疗还是放疗。”父亲一直听着，只是表示同意。
不久之后，我发觉疾病正在让我拥有一个新的身份。这种非常情况也有它的好处，长久以来，我一直害怕自己会辜负父亲对我的殷切希望，这种恐惧感时时折磨着我。我是家族中的长子长孙，我知道父亲对我有很高的期望，就像他对自己的期望一样。即使他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我也知道他对我“仅仅是一名医生”感到很失望。他本希望我能和他一样去从政，继承他那未能完全实现的宏图大业。我30岁时便身患重病，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失望的了，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击他了。但是突然之间，我借助疾病重获了某种自由。从孩提时代就紧压我的重负现在一扫而光。我从无止境的竞争中解脱了，不用再力争出类拔萃，也不用总是要走在研究领域的前沿，不用再考察我的优劣，不用再证明我的能力，不用再评判我的知识。头一次，我感觉自己能卸下包袱、自由呼吸。就在同一周，安娜为我写了一首灵歌，令我感动落泪，当歌声响起时，我似乎感觉自己已为此等待了一生：
我要放下沉重的包袱
走在河滩上……
不再沉迷于征战
我要放下剑和盾
走在河滩上……
不再沉迷于征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