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写在前面

昆虫文学，顾名思义，主要指文学作品中以各类昆虫为题材，以及涉及昆虫意象的文学。就其内涵而言，它包括各时期的发展演变规律和盛衰之状况；各类昆虫的意象表现和文化意蕴的差异；不同作家写作的思想倾向，以及凡与昆虫直接或间接有关系之各事项，如思想、经济和政教之类。

事实上，昆虫文学由来已久，但这类表现微观世界的作品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本书提出“昆虫文学”这一概念并加以论述，试图通过古人对这个微观世界的关注与表现，来反映唐、宋这两个时期的文化、文学及学风的悄然转变。在各种物象中，昆虫不仅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高度的实用价值，还具备独特的形态之美和声音之美，给人们回味无穷的想象空间。自西周时期到现在，昆虫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一直持续存在。因此，对昆虫文学进行关注和研究是有必要并且是有价值的。

本书初步建构了昆虫文学的研究框架，从而开拓了文学研究领域，丰富了文学研究的文本关注范围，使咏物文学的题材研究走向分类更细致、主题更专一、意义更深刻的探索阶段。通过对昆虫文学的研究可以发现，微观的文学世界有丰富的文学蕴含，其以小见大的文学功能，甚至使其拥有其他题材不具备的优越性。

第一节 昆虫文学的形成

一 昆虫社会属性的形成

人生活在自然环境之中，宇宙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类的文明进程。昆虫是整个生态社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昆虫纲是动物界中最大的纲，在汉语中，“昆”有“众多”“庞大”的意思。中国古代文学中出现过很多以昆虫作为描写对象的专题咏虫作品，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保留下了昆虫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科学认知水平，还体现了人们的好恶之情以及寄托在昆虫身上的讽喻寓意。

昆虫纲的繁盛尤具自身的特点。在人类出现以前，昆虫就与地球上的其他动植物建立了悠久的生存关系。人类社会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发展给其他生物种群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古人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昆虫知识，在害虫防治、益虫利用、玩虫育赏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从人类自身的经济观念和健康观念来看，昆虫进入人类社会后，除了部分观赏性昆虫带来的审美感受之外，它们扮演了害、益两个方面的角色。

害虫之害表现在对经济植物及其产品的危害和对动物的危害两大方面。农业害虫使农作物产量下降、品质降低，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从公元前707年到1949年的2000多年中，中国仅蝗灾就有800多次，平均每3—5年就有一次。《旧唐书·五行志》中载唐贞元元年（785）夏的蝗灾：“蝗尤甚，自东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经行之处，草木牛畜毛，靡有孑遗。关辅已东，谷大贵，饿馑枕道。”林业害虫使森林及木材遭受严重灾害，尤其是果树、蔬菜、药材等经济作物受损严重。昆虫还是传播植物病害的媒介，在已知的300多种植物病毒中，仅蚜虫传播的就占一半以上。飞虱、叶蝉等刺吸式口器的昆虫也都是重要的传病媒介。除了植物生长期间所受的虫害，在百姓日常的粮食储藏和加工期间，虫害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历代文人笔下的害虫都是面目可憎的。

昆虫对动物有直接和间接的危害。直接危害是指昆虫对人、畜的直接取食、蜇刺和骚扰、恐吓等；间接危害是指由其传播疾病所造成的危害。人类的传染病大约2/3是以昆虫为媒介的，蚊、蝇、蚋、蚤、虱、臭虫等是疾病的主要传播者。畜、禽等经济动物也常受昆虫寄生和传染病的危害。古人在文章中透露了很多对害虫的憎恶，如刘禹锡的《聚蚊谣》、陈继儒的《憎蚊赋》等。

益虫在现代可以分为传粉昆虫、工业原料昆虫、天敌昆虫、食用饲用昆虫、药用昆虫、模式昆虫、仿生资源和文化昆虫八大类。此外，腐食及粪食性昆虫、指示昆虫、法医昆虫、生物工程昆虫等都对人类的生活有着十分重要的贡献，从古到今都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人们对昆虫的益害观是由人类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决定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人们对家蚕与苍蝇的益害看法的变化：在中国古代的蚕业未形成之前，蚕对于桑树肯定是害虫，随着家蚕驯化，养蚕业形成以后，蚕则变成了人们千百年来倚赖的益虫；苍蝇传播病菌，但是近年来“随着蝇体抗菌肽及蛋白质等的提取，人们又把蝇类作为有价值的资源昆虫而进行大规模的人工饲养”。在益虫利用上，上古时代的中国人就会养蚕纺纱、养蜂取蜜。玩虫的育赏是中国人的独创，春秋战国时期有人养螽斯，唐代斗蟋延续至今，唐都长安将“鸣蝉”作为宠物当街叫卖，还有人专养蝴蝶观赏、驯养蚂蚁列队打仗的绝技等。

总之，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就有昆虫活跃的身影，这是自古以来不可避免的生物链条决定的。反过来，昆虫也成为了记录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见证。人类与昆虫世界的紧密联系而产生的种种昆虫文化，推动了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进步。

二 昆虫文化属性的形成

昆虫作为文化出现，与社会物质生活是紧密相关的。首先是昆虫食物，最早在《周礼》中记载的高级贡品“蚳醢”，属于“馈食之豆”中的一种，即“蚁卵酱”。蚳醢是宗庙祭祀时行朝事礼时所进献的珍贵食物，说明了昆虫在饮食中已经被周人所重视和利用。此后，人们食用昆虫及其副产品的例子不胜枚举。其次是昆虫药物，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发现了昆虫的药用价值并加以利用。《神农本草经》里记载了22味可以入药的昆虫及其副产品，发展到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时，专辟“虫部”录106种药用昆虫，到今天依然有重要的医疗价值。第三是以蚕、蜜蜂等资源昆虫为代表的养殖经济，随之产生的蚕文化、养蜂业广泛地影响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蚕妇蜂农的社会各阶层。与上述昆虫的物质文化属性有差异的还有应对蝗灾的两种方式，一是盲目崇拜的蝗神文化，这是农业社会对自然灾害不可控制的一种精神崇拜，将希望寄托在蝗神身上，以求得“避蝗之道”；二是积极灭蝗的控灾之举。上述种种都是昆虫文化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与物质文化的关联更为紧密。

昆虫自古以来就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从晋代干宝《搜神记》中记载的“马头娘”传说到唐代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中梦游大槐安国的“书生蚁梦”，从“庄周梦蝶”的物我两忘到“梁祝化蝶”的爱情历程，人们将自己的精神渴望通过神话寄托在了昆虫的身上。原始图腾崇拜中昆虫也有一席之地，蚕和蝉的崇拜分别体现了人们对蚕丝创造者的感激和对死而复生、长生不老生命理想的追求。而此后文学中的昆虫形象则广为生发，得到了历代文人的重视与青睐，尤其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昆虫更是担负着重要的社会精神诉求载体之责任。还有蝉与民俗之关系，也是人们因对昆虫的喜好而产生的。斗虫、鸣虫的畜养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

生态文化是昆虫文化另一个显著的特征。这是一种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生态文化既有与“天人合一”自然观一脉相承的历史积淀，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古人对自然界中昆虫的动人描绘，是基于人与自然和谐生态观的体现。在我们祖先的眼中，自然始终是友好、可信和亲近的，大自然不仅是人类生存的摇篮，更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中国文学在几千年前就表达了生态伦理的观念，从《诗经》中各地采诗而来的《风》开始，就奠定了千百年来对自然的艺术认知，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彼此对话，获得和谐的共存空间。

正因为有了这些鳞次栉比的昆虫文化，才有了昆虫文学汲取养料的浩瀚海洋。昆虫们化身文人的精神翅膀，在翩跹间代替人们倾泻真实的情感，在吟唱时寄托伤春悲秋的心境，在辛劳里针砭巧取豪夺的社会，从而有了我们今天所见的丰富多彩的昆虫文学。

三 昆虫文学的形成与发展

《文心雕龙·物色》中的“物”指的就是“自然万物”，这篇文章是对自然景物描写的实践所做的一次较为全面的理论总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即阐明了情与物的关系。“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说一片飘零的落叶尚且会牵动人的思绪，几声秋虫的吟唱就足以动人心弦。再说到“《诗》人感物，联类不穷”的情况，“‘喓喓’学草虫之韵”，以最少的文字概括丰富的内容。诚然，昆虫文学始于《诗经》,《卫风·硕人》中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之句已成为后世形容美女的圭臬，其“多识草木鸟兽虫鱼”的亲民化、生活化路线特征，注定了《诗经》接受与传播的生生不息，成为昆虫文学的滥觞。

秦汉魏晋六朝很好地延续了《诗经》里的意象传统，在诗、赋中将昆虫文学发扬光大，诞生了大量与文人精神相呼应的昆虫赋，例如曹植的《蝉赋》、傅咸的《蝉赋》等。值得重视的是魏晋涌现的14种多达25篇的昆虫赋，深刻践行了“言有浅而可以托深，类有微而可以喻大”的文学观念。唐宋时期的文人早已不满足于对昆虫本身的刻画，把他们深邃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昆虫身后那广阔的社会人生，思考和呐喊交织在字里行间，牵挂与怨愤洋溢在心头笔端，种种复杂的情感指向，皆因一虫！

在唐宋昆虫诗词的世界里，被吟咏最多的首推蝶、蜂、蝉、蚕，从“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的优美描绘到“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的深情寄托；从“鸟散千岩曙，蜂来一径春”的报春使者到“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社会反思；从“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的怅惘迷茫到“日夕凉风至，闻蝉但益悲”的悲秋写照；从“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千古一叹到“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的科举号角，无一不展示出唐宋昆虫诗词的无限魅力。今日之众人，在回顾“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的长恨之叹时，在重温“斜拔玉钗灯影畔，剔开红焰救飞蛾”的柔情关怀时，依然会为这充溢了古人内心那股最温柔的力量所撼动！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说：“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我们无法否认昆虫与文学不可分割的联系，然而，各类昆虫意象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了文学视野？昆虫入诗、入词对于文学的发展、繁荣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贡献和意义？昆虫们所指代的感情蕴藉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演变过程？具有怎样的文学影响？诗人、词人对昆虫有着什么样的特殊喜好等这些问题，就是等待当代学者去探索的新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