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内容提要

本书关注的时期为唐宋阶段。先唐的昆虫文化及文学发展、各种文体中的昆虫现象仅作为历史的溯源，进行简单回顾。本书研究的主体为唐宋诗词里的昆虫意象，同期的其他文体如赋、散文、小说、戏剧等暂不涉及。本书拟从以下四章进行论述：

第二章，写先唐文学与昆虫文化溯源。分昆虫文化与文学、《诗经》里的昆虫及其科学阐释、先唐寓言与昆虫、先唐昆虫赋与文人精神四节进行论述。

第一节，重点介绍中国古代昆虫文化与文学。一方面是昆虫与上古社会的紧密联系。在人类认知水平的初级发展阶段，人们对大自然不甚了解，对身边事物有着强烈的依赖意识。人们面对无从抵御的蝗灾，产生了原始的蝗神崇拜；因为对生的眷恋和对死的恐惧，见到从地底钻出而上树羽化的蝉，以为找到了死而复生的希望，从而产生了玉蝉图腾；因为衣食住行条件的逐步改善，对能吐丝做茧的蚕产生了膜拜，诞生了蚕神崇拜；等等。这一系列图腾崇拜是人与自然之间交错前行的产物，昆虫已经成为原始图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对昆虫文化典故的探讨。从茹毛饮血的利用、图腾的简单崇拜与信仰进化到蕴含人格特征的社会文化，这中间的具体发展历程已经无从考问，但先秦时期产生的大量与昆虫相关的文化典故已成为后世昆虫文学发展的源头。依托先秦文学的基础，昆虫意象不断地丰富和深化，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见的满园春色。螳螂捕蝉、螳臂当车、庄周梦蝶、飞蛾扑火、南柯一梦等韵味十足的文化典故，对文学的思想意义、审美习惯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二节，以《诗经》为蓝本，对昆虫的科学含义进行基本的文学解读。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各类昆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第三节，回顾先唐寓言与昆虫文化的形成机制。先秦时代是古代文学中的昆虫意象萌芽期，也是昆虫以寓言的形式深入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深处的塑造期。这一时期诸如蝶、螳螂、蚕等活跃于诸子的笔下，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借助昆虫意象抒发理想信念的作品已经产生，昆虫也因此具有明确的文学意蕴。第四节，回顾历代赋中的昆虫形象，探索该时期的文人精神及其对诗词创作产生的影响。同时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善写的“微贱之虫”是文人在开拓文学题材中的努力。重点从荀子的《蚕赋》、曹植的《蝉赋》、傅咸的《萤火赋》等名篇入手，以期进行先唐昆虫文学的横向对比。不同的文人因为自身经历、学识水平、所处环境的迥异，对于昆虫题材的运用也大不一样。昆虫文学有着浓厚的人格化倾向，是贯注了作者个人体会和感受的结晶。曹植、傅咸、陆云等文人对昆虫的独特喜好，赋予了昆虫不一样的人格特征。

第三章，写唐宋昆虫诗词的意象表现。分美好春季的象征、悲秋意境的代言、蝴蝶意象、其他昆虫意象四节进行论述。

唐代是昆虫诗独立审美价值的确立时期，宋代是昆虫诗进一步发展的承续期和流行于词界的起始阶段。唐宋昆虫诗创造了日常生活普遍诗化的氛围，对诗歌题材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第一节从昆虫活跃的春季入手，以丛中蝶、花上蜂等昭示美好春光的图景，探索诗人感物而诗情萌发的原因和写作特色。重点发掘“春虫”身上的共性与经典意象。“夏虫”因季节模糊，与春秋季均有交集，故置入春、秋昆虫之中，不再单独列出。第二节，转入对“秋虫”的论述。悲秋是中国古代文学悠久的母题，悲秋之情往往是因眼前秋季的特定之景、之声而产生。蟋蟀、萤火虫、秋蝉这些或以声感人、或因貌动人的昆虫就成为诗人抒发情感的最好载体。第三节，重点研究爱情主题与昆虫意象，蝴蝶双飞的翩跹姿态，历来就是人们心中美好爱情的象征，因为梁祝化蝶的凄美故事而更加充满了人性和自由的光辉。第四节，探索对萤火虫、螳螂、蚂蚁等昆虫意象的文本书写。

第四章，分析唐宋昆虫诗词的文化意蕴。分昆虫诗词与社会民生、昆虫诗词的生命意识、昆虫诗词与唐宋科举、昆虫诗的讽刺功能四节进行论述。

唐宋昆虫诗词不仅有着上一章所展现的丰富意象，还体现了丰富的文化意蕴。第一节，我们探索昆虫诗词与社会民生之间的联系。在农业社会，害虫与百姓疾苦有着直接关系，例如蝗灾在诗中的反映就是多样化的，有对灾害本身的描述，有对生态自然的反思，还有对灾后酷吏的鞭挞。封建社会的农桑之基与赋税更值得我们进行深层思考，蚕与蜂的勤劳形象，其背后的蚕妇、蜂农之辛苦，蚕丝、蜂蜜等农业副产品被掠夺的现状，归结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严肃追问。第二节，阐述昆虫诗词的生命意识。生命文化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话题，从古至今人们依然津津乐道，本节重点论述朝生暮死的蜉蝣文学形象与蝉文化蕴含的生命意识。借蝉之餐风饮露的高洁形象，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对蝉的独特喜好，探索蝉所蕴含的中国式文人理想的审美追求。第三节，专题论述中国科举制度产生后的昆虫诗词。这是一块罕有人涉足过的领域，因而弥足珍贵。科举考试的特殊场地、时间、应试制度等都给举子描写昆虫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从举子备考，踏上离家第一步的时候，昆虫就如影随形。举子们思乡、怀人、忐忑的心情，通过蝉鸣、蛩吟得以尽情抒发。及至考前“槐花黄，举子忙”的时候，为了增大及第的希望，举子们四处干谒，抒发对对方高山仰止般的敬仰，往往把自己置于非常低微之地位，或自怜身世，或自比至微之虫，以哀情动人，以谦卑感人。等到金榜挂名时，“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狂喜之中，自然少不了探花郎蜂飞蝶舞的映衬，曾经在寂寞、无助时感叹过的小昆虫突然都换上了喜庆的面貌，这种转变实实在在地折射出科举的残酷。放榜之后，有人欢喜有人忧，下第举人继续着伤春悲秋的话题，笔下的昆虫愈发显得凄凉，因为考试制度的原因，羁旅多年的科考生活成为大多数举子的常态。昆虫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伴着举子的希望和失望，交替轮回，春秋不息。还有因锁院制让考官长时间不能与外界交流，他们的昆虫诗词充满了科举的文化特色。第四节，探讨体现讽刺艺术的昆虫诗词，以蝇、蚊等为例，探索诗人针砭社会的勇气和人格的追求。这一部分的昆虫主要以人们厌恶的形象出现，多用比兴的手法，结合昆虫本身的生物特性，对社会上某类相似的群体进行辛辣的讽刺。

第五章，探寻昆虫诗词与唐宋文人精神。以白居易、吕渭老和王沂孙为个案，分析昆虫与诗人创作个性的关联。中唐以后，写昆虫的诗作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意义内涵也更为深刻。第一节是蟋蟀意象的个案考察——蟋蟀意象与白居易诗歌。白居易与昆虫有着极深的渊源，尤善于描述昆虫的自然之性情，白氏大量诗作中留下了昆虫的痕迹。尽管作为专题咏虫诗的篇章不多，但他经常将昆虫作为自己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蟋蟀的“二号配角”写法，极具特色。昆虫词是伴随着词的兴盛而发展起来的，南渡词人写昆虫词的数量已经大大增加，写作手法也日臻完善。随着社会的变化，昆虫词在南渡、宋末呈现了不同的风貌。同样，因为写作主体的差异，同一种昆虫，不同的人能写出不同的韵味，因此第二节重点探索南渡词人吕渭老与昆虫复杂的情感历程。第三节，分析王沂孙与萤、蝉意象。这个时期哀怨凄婉的遗民昆虫词有着强烈的末世情结。这一部分以王沂孙、陈恕可、周密等集中在《乐府补题》中的昆虫词为主要分析对象，在宋词辉煌的最末端，展示昆虫词所带来的最后一缕自然清丽而沉重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