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的改变

倘若转型产自总在开放的经济体系和国际社会中发生的渐进式创新和改变，你如何分辨它是一次真正的转型？

其中，第一部分答案在于整合跨越多个学科及其相互关系的知识领域，以及准确的历史知识。第二部分答案在于观察，即寻找你自己，而不是听信媒体告诉你的内容。第三部分答案在于提出问题，不仅要问关于底线的问题，而且要问关于上限的问题，可谓要把世界弄得天翻地覆。我们始终要自问一个同样的问题：这确实是真的吗？第四部分答案在于系统性思维：整体而言的理解和思考能力，不抹杀连接，反要建立连接，并关注新兴的模式。另外，你需要正确的方法理顺所有的事情。

更确切地说，要了解其背景，因为线性思维可能不会有什么帮助。汉斯·乌尔里希（Hans Ulrich）是圣加仑系统导向管理理论的创始人，对此，他进行了清晰的表达：“整体思维是创造性的，因为它将以前被认为是无关联的东西联系了起来，由此创建了将个人的观察系统化的模式，得以让我们能够理解所看到的内容。”

关键是要把这些碎片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体系，使之成为一以贯之的整体。从整合的角度看，你会突然注意到在你分别考虑事情时不曾看到的东西，就像它们不在那里一样。为了正确判断其重要性，你需要模型——它们是知识的组织者，支持穿越未知领域的航行。

如同在实证社会研究中习惯成自然的那样，通常的做法就是不断地寻找新的数据，甚至更糟的是，还会没头没脑地躁狂，但这一挑战并非寻找新的数据。多年以前，持不同的态度是适宜的，因为那时的数据意味着重大的瓶颈，离开数据就没法活下去。现在我们拥有海量的数据，超过了我们的所需，多到我们无法用富有意义的方式加以处理。如果再认为更多的数据会导致更多的知识，拥有更多的知识就能得到更深刻的见解，那就很荒唐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质疑我们拥有数据的重要性。它们的重要性基于隐含于数据集的相互关系，甚至更重要的是，基于各因素间可能因时而变所建立的连接。

哥白尼开启了从地心说向日心说的变革，但他并非通过收集更多的数据而实现的。他接触到的数据、观察结果和观感与他同时代人的所看、所感是一样的。我认为他的特殊功绩在于他用不同的方式质疑这些数据的含义。这使他认识到完全相同的数据未必仅仅意味着宇宙的地心说，也有可能是它的对立面——日心说。

航行在转型的时代需要我们社会的管理者拥有类似哥白尼的这种能力。做到这一点通常无须天赋异禀。多数情况下，掌握某种技能就足矣，但它是哪种技能呢？

在长达约140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质疑过以地球为中心的观点。在社会处于变革之中，传统观念受到怀疑，甚至有时遭到抛弃时，哥白尼开始对地心说进行深刻的反思。几百年前，人类发明了印刷术，这让人们更容易获取知识。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宗教动荡的时代、一个农民反抗的时代。既有的社会制度开始摇摇欲坠。

在哥白尼时代，航海业蓬勃发展。为了在七大洋航行时不至于迷路，水手迫切需要精确的天文数据。熟悉的导航规则依然存在。各自拥有物理规律的星星、太阳和地球还跟从前一样。发生变化的是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联系。将所有的事情拼凑在一起会花一些时间，但如果成功了，已知世界的边界就会发生根本性的移动。

哥白尼式的革命是个重要的案例，因为它表明根本性转变的进程非常缓慢，时间跨度很漫长，以至于不见得有可能看到这种转变。你需要训练有素的眼睛和特殊工具才能观察甚至是发现巨大的转变。这是典型的导航问题。从媒体和互联网中，我们得到无数关于个别事件、数据和事实的时事新闻。但它们的含义和将它们彼此连接起来的模式几乎总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寻找或发现。

1997年，我正忙于撰写有关公司治理的书。在那本书中，我尖锐地批评了美国股东的方法，当时我还写了一章，章名为“大转型”。我在其中分析了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资料主要来自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和彼得·德鲁克，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描述了之前的此类进程。他们俩彼此非常熟悉。在波拉尼写作其关于巨变的经典著作——《我们时代的起源》（The Origins of Our Time）时，德鲁克写出了《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Industrial Man）。虽然他们的解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相互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两位作者殊途同归，目前仍然存在着关联。他们的著作之间比许多新出版物更相关。

1993年，彼得·德鲁克出版了《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 Society），在引言的标题中也出现了“转型”一词。在这本书中，他概述了两个重大发展，即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的发展，以及单一民族国家到超越国界的特大国家的发展。

借由“选择”这一术语，我整合了以前描述21世纪巨变过程的某些广义概念。此外，这一过程突出表现为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复杂性、全球互连系统的出现和自加速变革的动力学，因此，我们面临着有史以来的新挑战。掌握它们需要从根本上创新生物型组织形态、管理的控制论系统、公司治理和领导力以及更为有效的社交技术。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专题讨论会和研习班中，我曾经与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管理者开展合作，这让我意识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熟悉整体思维（这一时间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今天，“可持续性”和“系统思维”已成为董事会议室中的时髦词汇。

对我来说，在1997年能够理解这种变化十分重要，因为我正着手确定正确的公司治理形式，即让大型公司稳妥、可靠地发挥功能所需要的那种治理形式。我必须强调的是，它不仅适用于商业企业，而且适用于任何一类组织，事实证明这一点值得强调，因为它常常被人误解。在描述符合其基本目标、运转可靠且状态最佳的组织的词汇中，我能找到的一个最常用的词是“运行”。那是我著书的主题。

1986年，阿尔弗雷德·拉帕波特（Alfred Rappaport）在其书中介绍了股东价值学说。对我而言，当时流行的这一学说标志着企业管理的一个重大转折。在阿尔弗雷德·拉帕波特著书立说时，它仍然很受推崇。但我确信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它会造成巨大的损害，直至灭亡。

在我看来，新世界的早期预兆包括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于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和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于1959年出版的《控制论与管理》（Cybernetics and Management），而《控制论与管理》代表维纳的控制论在大型组织管理上的首次应用。对我来说，这些作品标志着一个令人兴奋之旅的开始。

多年来，我在那本书中描述的很多内容已成为现实。然而，我们可能顶多才走过了1/3的旅程，也就是说这种转型才实现了1/3。它远不止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而是种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