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中文版序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一个从很多角度讲非常特殊的存在。特别在文化方面，历史上日本从中国学的东西多不胜数。绘画、书法、陶瓷等等所谓的日本传统文化，基本上都是以中国为蓝本，再根据日本人自己的偏好发展而来的。

对于这样的中国，能让现代日本人最感亲切的地方会是哪里呢？不言而喻，正是故宫博物院。

日本人第一次到北京旅游，非去不可的景点就是紫禁城。不但建筑物本身是世界遗产，而且还是有着180万件收藏品的巨型博物馆。

紫禁城过去是明清皇宫，英语的Old Palace，翻译过来正是“故宫”。但每次拜访总是忘情于紫禁城雄伟的建筑，而难以气定神闲地在文物上面多花时间端详揣摩。

2012年1月至2月，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了北京故宫展，过去在日本也曾有过北京故宫的展览，但是这次的“北京故宫200精品”和以往的展览有些不同，这次的展出品的档次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以中国首屈一指的古代绘画《清明上河图》为代表，书画、陶瓷、青铜、漆器、珐琅器、染织品等200件展品中，有一半是中国“国家一级文物”。

我格外要提及的一点是，中国书画的黄金时期——宋元的展出书画有41件，根据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导览说明，中国历来严格限制这两个时代的书画到海外的展出，所以一个展览会最多能借出有数的几件，可见此次展览的殊荣。而这次北京故宫的“大手笔”的原因是什么呢？

北京故宫在最近几年，和世界各国的主要美术馆积极缔结友好合作协议，其中可以隐约看见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强“故宫”这一品牌的建设，给中国文化的传播开辟疆土的意愿。中国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在2008年缔结了友好合作协定，这次展出也是以这一协定为基础而得以实现的。

另外，2011年末来日本访问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陈丽华女士在记者会上，也表达了对日交流的积极意愿。这次展览能够得以实现，也幸亏她的支持。

她在记者会上表示“本次的展览将会是空前的规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将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宋元文化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通过这次展览会，可以进一步宣传中国文化，增进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但愿对大地震后的日本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时，台北故宫也好像不要输给北京故宫似的，将于2014年6月来日本举办展览，其实日本方面曾经有过让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一起到日本办展的想法，拟称为“两岸共展”。2009年，日本画家平山郁夫主动担纲，热情地向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NHK电视台等机构发出邀请，希望共同举办这次重大展览。然而非常不幸，在这期间平山先生因病逝世，中国台湾和大陆两方面又都对共同办展表现消极，共同展遂变成了两岸故宫的各自展出。

不过不论如何，故宫对于文化和外交，都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本书《两个故宫的离合》，采访加上执笔，大概花了五年的时间。这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里面，郑欣淼先生不得不提。我和郑先生见面时值2010年严冬，中国官员在接待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为了避免有什么后续的不良影响，一般来说，对各种提问都是采取极其慎重的、几乎没有什么趣味性可言的回答方式。然而，郑先生的态度却非常坦然，对于北京故宫的现状和两岸故宫的将来，侃侃而谈。

尤其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他主张应该设立一个“故宫学”的专门学科。他说，故宫不但是收藏品丰富，而且故宫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大课题，它涵盖了历史、紫禁城壮丽的建筑、文物背后的跌宕故事，还有民族精神。所以，极有必要创立“故宫学”。

他强调说：“把故宫囿于美术领域，是非常可惜的。”这一句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作为一名记者，并非专家，却胆敢执笔写下故宫题材的书籍，理由正如郑先生所说的，我被故宫的多元——文化、艺术、政治、历史、民族精神——所震慑并吸引，产生了要把这个完整的多面的故宫向读者传达的强烈意愿。

郑欣淼先生从推动两岸故宫的交流之时开始，就陆续推出一些著述，2008年出版了比较两个故宫收藏品的《天府永藏》，在后来的一两年内又出版了《紫禁内外》、《故宫与故宫学》等著作。他本人也多次到台湾访问。有一次我到台北圆山大饭店采访他的时候，他见到我，非常高兴地说：“在北京也是你来采访我，到了台北还是你来采访我，而你又是个日本记者，这件事好像也蛮巧啊。”郑先生的笑容也是我故宫记忆中的一环。

在重走战争期间故宫文物迁徙之路的采访过程中，我听到了很多让我难忘的趣闻逸事。不过被我厘清的一件事就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所谓“故宫”，不但是指北京和台北。沈阳也有沈阳故宫，那里至今保管着众多的清廷宝物，在本书的正文中也将会提到，一次在香港的拍卖会上出现的翡翠头饰，居然在沈阳故宫找到了和它配对的另外一只。而这两只头饰，据说是在末代皇帝溥仪于政府监视之下，自己用手提包从故宫偷运出来的。真是令人咂舌的戏剧化“身世”。

另外，位于南京的南京博物院，也可以说是又一个“故宫”，因为南京博物院，曾经是北京的文物“南迁”后位于南京的保管所；为躲避日本侵华战争而一度蒙尘于四川等地的文物在1945年“光复”后，回到的依然是南京博物院。蒋介石这个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未来把文物运回北京的打算。然而如果国共战争的时间拉长，就这样直接在南京成立一个故宫也未可知。

刚到南京，我就听到了一些真真假假的关于南京和北京故宫的口水战故事。围绕着这些故宫文物，有一个未解的谜。北京方面对于被搬到南京的文物有一个严密的记录，南京方面也有一个被运到台湾的文物数量记录，后来从南京运回北京的数量也有记录。这样一来，运到台湾的和运回北京的，加起来就应该等于之前“南迁”的文物数量。可是，这中间却有几百箱的差异。

关于下落不明的这几百箱文物，传言认为，目前依旧被保管在南京博物院。

为了确认，我找到了南京博物院的前任院长梁元先生当面询问此事，他说，南京博物院确实留有旧故宫的文物。关于这批文物的处理，北京故宫方面多次要求返还，但南京博物院方面找了很多理由拒绝，最后甚至闹到中央领导那里。

中国的所谓“故宫”，有旧时宫殿的意思，也就是指清朝的宫殿，中华民国政府推翻了清朝，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清朝的宫殿对于新政权来说，象征着旧时代，所以为了和旧时代诀别，新政府设立了故宫博物院，以收藏清朝的文物。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当时的中华民国，以及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故宫都是意义重大的政治资产。象征着中国夺回了失去的那一段时光，正是由于这样的重要性，所以才会有为了躲避日军向西迁徙，蒋介石战败后又往台湾搬迁、南京和北京为文物争执不下的现象吧。

此外，关于故宫和文物的问题，对我而言非常有启发的是，最近几年的“文物回流”事件。2013年6月我从东京来到上海，目的是参观上海的“海外回流美术品拍卖会”。在中国大陆的拍卖会每年有春秋两次，正好和季节的节拍相合。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大城市有数十、数百的大小拍卖会频繁展开。

在中国的土地和股票都告别飞涨的时代，中国的美术品市场还在持续着它的泡沫，一路增长，可以说是硕果仅存的投资领域之一了。

我花了两天时间，一直在上海的五六个拍卖会所间往返，不管哪个会所都是人满为患，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中国拍卖品热的未艾方兴。在会场里面，年轻女性的翩翩身影尤其引人注目。另外穿着POLO衫、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的男性也到处都是。还有不停刷新报价，一边举牌，一边不停用手机和外部通话的人。

这种拍卖会上人气沸腾的，是从日本回收的中国美术品。因为是“日本货”，所以大受欢迎。

中国的拍卖会也反映了中国人性急的特点，中标的决定时间非常之短。

“八千、八千、有没有接手？”

“一万、一万、有没有？”

“最后一次机会！”

这样说了一次之后，拍卖人就敲锤：“是你的，几号？”

然后就立即转到下一个拍卖品上。

成交之多让人惊讶。我所知道的苏富比和佳士得等公司，他们半天的交易量一般是100—200件左右。而中国的拍卖会场，单是看看那个分发的厚厚的商品名录，就知道不止1000件。这1000件就将在这一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6点之间被卖掉。大部分拍卖品都会在一分钟之内成交，流标（交易不成功）的大概在三分之一左右。中国的市场规模确实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

我还去参加了开设于上海郊外、大众拍卖公司主办的“海外回流品拍卖会”，外国人虽然可以自由参加。但是领取投标需要的中标者序号，必须要提供银联卡。没有银联卡，所以我只好放弃投标。在我仔细查看目录之后，我吃惊地发现，笼统地说是“海外回流”，其实里面数百种都是“日本回流”。虽然上面也写了具体出手的日本人姓名，但是否真的是这个人出手的很让人怀疑。而且也没有其他材料以资佐证。我询问了该公司的负责人，他表示，有专门收集日本回流品的中间商在协助交易，所以对于出手人的相关背景，拍卖公司并不能真正把握。但是“回流品买到就是赚到”总是没错的，所以专门交易“回流品”的拍卖会才会不断有举办，中标率也非常高。

当然，这种拍卖会里面既有淘来的珍品，也会出现假货。但不管怎么说，日本存在着大量沉睡着的中国美术品的事实没有错。这对我来说，是一件让人感慨良多的事情。本书中也写道，辛亥革命前后的混乱期，中国文物向欧美和日本大量流出，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完全够格被故宫收藏的宝物。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日本、英法等国家丰富的中国美术品收藏，宛然组成了另外一个流动的“故宫”。

从前通过民间的买卖以及通过政府途径的盗窃、掠夺行为而被带出去的宝贝的回流，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十年来变得异常显著。我在本书中也专门辟了一章，来详述这个问题。

从这个现象也可以推论出的是，故宫问题不但是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的问题。在中国国内，还和沈阳、南京挂钩，在国外，还和欧美日相关。我展示给读者的，正是这个多棱镜一样的复杂故宫。

拙著的日文版于2011年6月由新潮社出版，现在两年多行将过去，我又为本书的中文版写序。其实当初日文版付梓之时，我就在内心偷偷希冀它有一天能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因为这毕竟是写发生在中华世界中的事。另外，这本书又是关于北京和台北两所故宫的，所以在两岸我都希望有出版的机会。

2012年7月繁体字版由联经出版社出版，现在简体字版终于也可以和读者见面，我内心非常欣喜。繁体字版刊行的时候最意外的是台湾民众对拙著的反响甚巨，在短短的时间内重印数次，媒体的采访超过十家。之前出版方曾经担心外国人写这种书会不会遭冷遇，而结果恰恰相反。

出于我个人的分析，拙著在台湾引起巨大反响的理由，大概是因为我本身是日本人的缘故。通常而言，有关故宫的著述都是以台北故宫为中心，可称得上一种“台湾式的故宫理论”；而大陆方面，应该也有一套“大陆式的故宫理论”，这两套理论在1945年之前大概相去不远，但是1945年之后则各说各的、莫衷一是。

而由我来陈述这个故事，则仿佛出于“第三只眼”，关于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哪一个是“真正的故宫”，哪一个收藏最佳，我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只是由于两岸的大型博物馆都用同一个名字，让我感到不可思议，靠着不带政治色彩的新闻记者的好奇心不断收集资料和人们的观点，并集结成书而已。台湾的读者也许对拙著的视角感到新鲜，所以我也寄望大陆的读者能够随手翻翻，看看我这个外国人写的“故宫论”，我将感到不胜荣幸。

2013年6月25日

野岛刚

写于东京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