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人口流动中的性
关于流动人口的定义浩如烟海。笔者的定义来自这样三道题：
您在这个社区、村子里，已经居住了多久？（1．不到三个月。2．三到六个月。3．六个月到一年。4．一年到四年。5．四年以上。）
（如果不到四年）您现在的长期户口，是在本社区、本村吗？1．就在本社区、本村。2．在本市（本县城县级市）的市区。3．在本省的其他地方。4．在外省。
（如果在外地）您在那里，是住在市区，还是农村？
从上述提问中，笔者就可以筛选出那些在本地居住四年以下的、户口在本市本县城之外的人，他们就是笔者所说的“流动人口”，然后再把其中那些住在本市本县城之外的农村的人作为“进城人口”。笔者之所以确定为“四年以下”，是为了确保2006年和2010年的两次调查的总体不至于重叠。
4.3.1 结婚流动，“性福”更多
流动人口的大多数无疑是因为外出打工或者工作变动，但是由于结婚而流动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笔者在三次调查的问卷中都询问了被调查者的流动情况，因此可以分析“结婚流入”（婚前的户口不在本地）与“结婚进城”（婚前户口在农村而现在居住在城市）的情况（见表4—6）。
表4—6 已婚者中结婚流入和结婚进城者的比例与历史发展
从表4—6中笔者发现三种情况：
第一，从2000年到2010年，男性由于结婚而流动或者因此而进城的比例，其实并不显著地少于女性。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研究者或者大众传媒总是盯着“外来媳妇”，就有可能忽视了大约一半的结婚流动人口。
第二，女性结婚进城的比例没有显著变化，而结婚流入的比例倾向于减少了。也就是说，“农村进城的媳妇”没有增减，而女性嫁到外地的情况减少了。
第三，男性“倒插门”到外地的情况没有显著的增减，但是农村男性由于“倒插门”而进入城市居住的却显著地增加了，2010年居然是2000年的两倍还多。
这一情况可以算得上石破天惊。它说明，那种“好女不下嫁”的传统婚配模式正在瓦解。更多的城市女青年不再顾忌“打工仔”的农村户口，而是择其优而嫁之。反过来说就是，农村的优秀小伙子在进城打工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机来充分展现自己，更多地赢得了城市姑娘的芳心。
4.3.2 流动男性更“性自由”
从表4—7中可以看出，总体上，男性流动人口更加年轻，上学更多。与此同时，在总体上，流动男性在7个方面的发生率比固定男性更高，依次是：累计有过多伴侣、上年内有过一夜情、累计有过交换性伴侣活动、累计有过多人群交、上年内看过直接描绘男女性生活细节的图像资料、上年内有过多伴侣、曾经得过性传播疾病。
表4—7 男性流动人口比固定人口多出的情况
注：除年龄与上学年数外，其余均为多出的百分点。
总之，流动使得男性更加“性自由”。
4.3.3 流动促进女性的性革命
表4—8说明：总体上，与固定女性相比，流动女性更年轻，上学更多；因此她们在性的8个方面显著地更加“自由”。也就是说，中国女性方兴未艾的性革命，离不开人口流动的促进。
表4—8 女性流动人口比固定人口多出的情况
注：除年龄与上学年数外，其余均为多出的百分点。
4.3.4 流动，开辟新天地
人口流动毫无疑问会带来性道德的松散化。这是因为中国人历来缺乏宗教信仰，所以性道德的维系一直靠三大法宝：第一是通过宗族、家族和家庭的“规训”来生产内化了的“性脚本”（性的“惯习”）；第二是依靠在本乡本土进行“杀鸡给猴看”的威慑与恫吓；第三则是依赖“熟人圈”中的“社会凝视”。
可是恰恰因此，只要中国男女离开原有的家庭、社区与熟人，这些社会控制手段就统统靠不住了。有一句老话叫做“朝人送礼，背人撒尿”，就是说：只要是背过脸去，谁也看不见你是谁，那么社会规范就可以弃置脑后。
读者从本书中的一切统计分析中都可以发现：城市人口的性，在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过农村人口。可是这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因为那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在性方面往往变得更加积极与开放。或者说，人口流动把那些跃跃欲试的人更多地吸入了城市，却把固执己见的人们更多地留在了农村。这方面，“同性恋者”的表现最为典型。他们由于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小，因此在农村社会中很难遇到“同志”。这成为他们更加积极地流入城市和更加频繁地流动于城市之间的主要原因与动力之一。总之，并不完全是城市人生来就开放，而是人口流动更加扩大了城乡差异。
但是仅仅如此分析还远远不够。人口流动还给中国人进行人际交往的机会带来了几何式的增长。尤其是，人口流动迫使全中国人都不得不说普通话，不得不学习和普及几乎所有形式的人际交往方面的礼仪和沟通方法，这就极大地润滑了“陌生人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包括性的交往在内。
这样解释也仍然不够，因为无论人口怎么流动，熟人之间如果发生性行为，总还是可能带来某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于是互联网应运而生。一切基于上网而产生的人际交往，其实都是一种表现为虚拟状态的人口流动，而且更加隐秘与安全。
可是这还不够，如果治理者严加管束，那么性方面的任何变化也不会大规模地发生。可是，中国人自己创造了作为社会空间而存在的“私领域”的概念与实践，迫使治理者不得不逐步接受之，“公权力”日益退出私人活动的时空。也就是说，人口流动闯出了新天地。
总之，“树挪死，人挪活”古已有之，于今更甚。人口流动为中国的性革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