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战略

参政是马克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选择。甚至在革命爆发前，德意志帝国政权就争取进行宪法改革，虽然改革姗姗来迟并且失败。最后一任帝国首相巴登亲王马克斯请沃伯格出任财政部长一职，但被他拒绝。一个月后，亲王马克斯再次邀请，示意沃伯格做他的经济部长，甚至有意聘他作为德国唯一的代表参加和谈。沃伯格拒绝所有这些邀请的理由说明，他知道激进的右翼已经对他的处境构成威胁：“民主和社会民主目前的结合正在出现。”他写道：“但不应该被染成资本主义和犹太式的。”他后来回忆：“我了解德国人，知道他们永远不会接受一个犹太财政部长。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将视我为资本主义的代表。”1917年，汉堡参议院选举，他以微弱劣势落败（显然在意料之外），未保住席位，这反映出在战争期间，反犹主义依然顽固。尽管被参议院提名为第一人选，他的提名遭到下议院否决。带着这个经历，他拒绝作为战后下议院选举的候选人，并从可能的德国人民党候选人名单上把自己的名字撤下，该党候选人是为了参加1920年举行的共和国国民议会选举，这是前一年在魏玛（因此得名“魏玛共和国”）制定《宪法》后的第一次选举。然而，沃伯格愿意在幕后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缄默”是他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口号，虽然他苦恼于不得不保持低调。“啊，老天！”凡尔赛和谈后不久，他去信给妻子惊呼：“如果我不是犹太人，那我现在真可以大显身手！”

在马克斯·沃伯格的眼中，《宪法》改革是次要的。像他经常说的，根据停战协议，德国是“一个对象，而不是一个主题”。因此，首要问题是合约将以什么形式出现。带着这种想法，他不但同意以德国财政代表团财务顾问的身份参加凡尔赛会议，而且还请他的生意伙伴、杰出的卡尔·梅尔基奥担任其中一位德国官方代表。马克斯和梅尔基奥对德国如何以弱者的处境向协约国施压有精明的想法，他们在凡尔赛提出的论据具有说服力、令人信服。他们争论道，如果协约国没收德国在海外的资产和商船，同时又施加开放式的赔款负担，将不可能使德国货币稳定。货币贬值的结果将导致德国出口的倾销，协约国的措施会造成社会动荡，将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进入德国。这些论据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作为战时英国财政部一名公职人员出席会议）的影响，在他极具影响力的小册子《和约的经济后果》里清晰可见。1919~1923年，马克斯·沃伯格和梅尔基奥不断地重申他们的立场，1921年规定的全部赔款为1320亿马克，只有把赔款数额降下来，并允许德国在美国发债，德国货币才能稳定。那些年里，马克斯的重要性经常被历史学家低估，原因就是他在公开场合保持沉默。虽然他在德国国际立场的观点与莱德纳的观点相同点很多，但他强调德国可以通过货币贬值施加财务杠杆的观点既有开创性，又具影响力。他的修正主义观点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此外，他发扬了他在战时对国际机制的信奉：

这是未来50年的（主要）问题。如何设计各种国际经济协议，最终使种族和国界变得次等重要，并在国际联盟的主导下，使单个国家议会可以派代表参加“超级议会”，在那里，基本的全球问题可以以寻求一种比现在更有广泛共识的方式加以解决？……用这种（方式）……我希望我们将能够消灭私下斡旋、军国主义和海军至上主义……

反映马克斯愿景的一个非同寻常的例子，是他对未来世界性银行的勾画，那种银行不受金本位制限制地管理国际信贷——这一想法还要经过另一次世界大战才能得以实现。

然而，马克斯·沃伯格的战略有严重的瑕疵。他认为，货币贬值可以作为修正主义的杠杆，这种观点不仅在经济上是错误的（德国货币政策宽松不但没有增加德国的出口，反而加速了进口）。货币贬值在延续1920年以后德国通货膨胀的问题上，也至少起了一些不好的作用。虽然马克斯反对他的汉堡商界同行威廉·坤诺在1922年年底成为首相，但他支持坤诺用拖欠赔款的方法要法国摊牌的决定——此举直接导致法国出兵占领鲁尔区——马克斯继续教条地抵制实行稳定的货币政策，直到1923年10月。尽管马克斯的论据具有说服力，但这些论据严重低估了一个彻底崩盘的货币给德国经济带来的危险。直到赔款被降低，德国才能有平衡的预算或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的话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它鼓励了德国政治人物增加政府开支，却没有让他们认真地去尝试提高相应的税收。早期，历届魏玛政府欣然把德国所有的问题归咎于赔款，在政府开支上惊人的草率，它们印发越来越多的钞票为日益扩大的赤字埋单。马克斯希望，即将到来的混乱会导致对《凡尔赛和约》进行重大修改，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德国在外交上的收益微乎其微，而由适度进入滞胀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成本远远更高。

这些失算可以部分地追溯到经济和政治的区别，它是马克斯·沃伯格的思想核心。“目前所有国家都在经历政治灾难。”他在1921年年初写道：“这表明，未来需要将经济政策与纯粹的政治分离。”他认为，经济力量对德国有利，但被政治人物的优柔寡断和无能所羁绊。虽然沃伯格在1918年不是一个民主派，但他的自由主义或“自由的保守主义”（他倾向后者）可以与魏玛体系真心地达成协议。当他在凡尔赛代表德国提条件时，他明确坚持“在最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建立帝国和各个联邦州（并）……创造一个依照宪法办事的议会”。这位所谓“德皇身边的犹太人”在君主交接时也没有显露出太多悔意。首任社会党首相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显然相比威廉二世来说是一位更亲和的国家领导人，马克斯在战争期间与他结识。马克斯对政治反应不屑一顾，并认为1920年极保守的沃尔夫冈·卡普领导的武力暴动流产是“愚蠢的”。但他对经济学原理的信念意味着，他对魏玛共和国的支持是有所保留的。他对1919年煤炭行业国有化的提议持怀疑态度：“为了把工人和职工的要求降到一个可以容忍的程度，也许有必要请（他们的）代表看一眼账目……当然，国有化不能阻碍实干精神。”很明显，当历任魏玛政府试图扩大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恰好可能阻碍这种精神时，他对此大加批评：

受传统西方和现代东方世界观的夹击，我们的使命是为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找到正确的基础（他在1920年10月写道）。但今天实验议会制度，明天实验社会主义化，同时又通过税收搞去资本主义化，没人可以以这种方式成功。

马克斯逐渐并毫无根据地相信，魏玛体系在社会政策上造成的公共开支不但浪费，而且对经济不利，这意味着，整个20世纪20年代，沃伯格都在考虑进行宪法改革，旨在限制议会对经济的影响。1919年，他短暂地考虑帝国实行全面中央集权，限制联邦各州过度支出。1923年8月，他和实业家雨果·斯坦尼斯讨论了“财政指挥部”的可能性——一个三人领导小组，在财政上有专政权——目的是“在货币供应上去政治化，以使经济（可以）运行，独立于当前的国家形式和掌权者”。“这种形式的议会制度，”他3个月后评价：“在艰难时期不是正确的办法。”总之，马克斯接受魏玛自由的核心，但他把经济放在首位的思想，使他批评魏玛的社会主义和社会福利元素，并使他愿意支持宪法改革。这低估了一场更激进的宪法改革所带来的危险，那样的改革也许不但会葬送议会制度，而且会使独裁乘虚而入，独裁的目的是将经济置于过度膨胀的民族主义目标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