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河

紫禁城建造于北京中心，动用了100多万民工，建材来自中国各地。接近1000栋悉心布置、建造及装潢的建筑物，彰显着明朝的强大国力。紫禁城不仅是世界上曾经最伟大文明的历史遗迹，而且还告诉世人，没有任何文明能永远持续。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仍然将中国称为“全球最富裕、最有文化、最勤劳和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比欧洲任何地区都富多了”。然而，斯密也认为中国“长期处于静止状态”或者说“停滞不前”。他的这种看法显然是正确的。紫禁城的建造从1406年持续到1420年，在这不到一个世纪的建造期间内，东方（相对西方）的衰败可以说已经开始了。战火不断、实力衰竭的西欧小公国，自此踏上了长达500年左右的、几乎无可阻挡的扩张之路。与此同时，东方的那些强大帝国却止步不前，后来便屈居于欧洲主导地位之下了。

为什么中国那时磕磕绊绊、徘徊不前，而欧洲却稳步前进呢？斯密给出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鼓励对外商业活动，因此失去了比较优势和国际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优势。但是，也可能有其他原因。孟德斯鸠男爵在18世纪40年代写作的著作中，曾将之归咎为“既定的专制模式”，并将其根源归结为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而这又是东亚的气候所造就的：

我是这么推断的：亚洲缺少温带气候，一个极冷的地方往往与一个极热的地方毗邻，比如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朝鲜和日本。在欧洲，情形截然相反，温带气候覆盖面很广……所以，一个国家与其邻国的气候相似，这些国家之间因而也不存在重大差异……结果呢，在亚洲，强国与弱国并存；尚武、英勇而勤劳上进的民族与那些懒惰、柔弱、怯懦的民族紧紧毗邻；所以，必定有一方会赢，而另一方也必然被征服。欧洲的情形恰好相反，强国与强国并存，彼此相邻的民族具有同样的勇气。这是亚洲实力弱、欧洲强大的最大原因，是欧洲诞生民主、亚洲产生奴隶制的最大原因，这是一个我记得此前我从未听闻的原因。

后来，欧洲历史编修者认为，是西方科技使西方战胜了东方，尤其是持续推动工业革命的科技。1793年马戛尔尼伯爵出使中国，他显然对这次清帝国宫廷之行相当失望，毫无疑问，情形似乎正是如此。在20世纪流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儒家哲学妨碍了创新。然而，对东方成就不足的这些当代解释都是错误的。前述6种西方具备而东方缺乏的显著的杀手级应用程序中，第一个与商业无关，也不是气候、技术和哲学方面的原因。如斯密所洞悉的，最重要的是体制方面的原因。

如果你在1420年沿着两条河（泰晤士河和长江）分别进行一次旅行，沿途所见的反差之大，会令人格外震惊。

长江是一个宏大的水路系统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该系统从南京与北方800多公里外的北京贯通，又与南边的杭州相连。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京杭大运河，在鼎盛时期超过1600公里。大运河的建设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7世纪，早在公元10世纪时便已应用船闸系统及诸如多拱宝带桥这样匠心独运的桥梁，在明朝永乐（1402～1424）年间，大运河重建、大修，得到进一步改善。当其水利专家白英完成筑坝和黄河引水工程时，接近12000艘运粮驳船沿运河南北航行已经成为可能。雇来维护该运河的人力接近50000人。毫无疑问，西方最宏大的运河系统非威尼斯的水运系统莫属。当坚忍不拔的威尼斯旅行者马可·波罗于13世纪70年代到达中国后，连他也为长江上的交通运输量所叹服：

覆盖这条伟大河流的船只如此之多，对于读到或听闻这种描述的任何人来说都不会相信。经由此河南北运送的货物如此之多，这是任何人都不敢想象的。事实上，其交通之繁荣，以至于看来这根本就不像河，而是大海。

中国的大运河不仅发挥着国内贸易大动脉的作用。它还使帝国政府通过五大粮仓，以丰收后购进粮食、物价过高时售出粮食为手段，起到平抑粮食价格的作用。

1420年，南京十之八九是全球最大的城市，人口规模在50万～100万。数世纪来，南京一直是繁荣的丝绸和棉纺业中心。在永乐皇帝治下，南京还成了学识中心。“永乐”的意思是“永远快乐”；或许，“永远的运动”本可能是更佳的解释。这位最伟大的明朝皇帝做事从不半途而废。他启动的中国学问编修工程集合了2000多位学者之力，编纂完成了11000多册。作为全球最大规模的百科全书，此后几乎整整600年后，才于2007年被维基百科所超越。

但永乐皇帝对南京不满意。在他登基不久后，他决意要在北边建造更加壮观的新首都：北京。1420年紫禁城完工时，明朝便无可争议地宣称是全球最为发达的文明之地。

与长江相比，15世纪早期的泰晤士河所经之处，是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不错，伦敦是英国与欧洲大陆展开贸易的重要中心，港口业务繁忙。伦敦最知名的市长理查德·惠廷顿是一位重要的布匹商人，他是靠英国不断增加的羊毛出口业务而发家致富的。英国首都的造船工业因为英国与法国不断爆发的战争带动了运输人力和物资的需要而得到推动。在沙德维尔和拉特克利夫，船只可以被拖上软泥泊位进行装配。此外可以肯定的是，伦敦塔比（禁止入内的）紫禁城更可怕。

但是，若有中国旅行者来此，所有这一切几乎都不会让他叹服。与紫禁城的层层厅堂相比，伦敦塔本身就是一个很粗糙的建筑工程。与中国的玉带桥相比，伦敦大桥不过是用支柱撑起的难看的杂货店罢了。而且，原始的航行技术将英国水手限制在狭窄的小水域中，即泰晤士河和英吉利海峡，熟悉的河岸和海岸线举目可见。而想从伦敦驶抵长江，不论对于英国人还是中国人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

与南京相比，那时的伦敦几乎还不能叫做一个城镇。当时，亨利八世对法战争取得胜利（在阿金库特进行的最知名战役）后于1421年返回伦敦。伦敦补补修修的老城墙，长约3英里，而这和南京城墙不可同日而语。明朝的开国皇帝花了20多年时间，围绕其首都建造了城墙，延绵数英里，城门异常雄伟，每个藏兵洞都能驻3000士兵。而且，城墙是基于长期使用而建造的。所以，城墙主体至今犹存，而伦敦中世纪的城墙几乎没有一处留存至今。

以15世纪的标准看，在中国明朝生活相对比较惬意。明朝之初，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因为国内贸易的萌发而开始松动。今天去苏州游玩的人，仍然可以从荫凉的运河，从古城雅致的步行街中，见证那时繁荣的建筑成果。而英国的城市生活却截然不同。虱子传播的鼠疫耶尔森氏菌引发的腹股沟腺炎瘟疫，即黑死病，于1349年传播至英国，致使英国人口的数量减少到约40000人，不到当时南京人口的1/10。除了黑死病瘟疫外，斑疹伤寒、痢疾和天花也肆虐流行。而且，即使没有了流行病，恶劣的卫生条件也使英国沦为死亡陷阱。没有任何形式的排水系统，伦敦各街道散发着无可忍受的恶臭，而在当时的中国城市，人类排泄物都会被有计划地收集，作为肥料铺撒在稻田上。在迪克·惠廷顿担任市长大人的时期（从1397年到他1426年离世4次担任市长），铺满伦敦街道的，全然不是什么黄金。

中小学过去常给学生教的是，与昏庸之君理查二世相反，亨利八世被视为英雄人物。说来悲哀的是，他们的王国远非莎士比亚在《理查二世》中的“君权之岛”，而更像是化粪池岛。这部喜剧亲昵地称之为“另外一个伊甸园，半个天堂，这个大自然本身所建造的堡垒，抵御一切污染”。但1540～1800年，英国人在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仅37岁，寿命低得可怜；伦敦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是二十几岁。大约有20%的英国孩子在出生后的头一年便夭折了；在伦敦，每三个孩子中几乎就有一个夭折。亨利八世自己在26岁成为国王，在35岁时死于痢疾——这也提醒我们，直到相对最近的时期，大多数历史都是非常年轻而又短寿的人所谱写的。

暴力在这个地区泛滥。英国与法国几乎永远处于战争状态。没有与法国作战时，英国人又与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人打仗。没有与凯尔特人打仗时，他们彼此又因为觊觎、争夺王位控制权，接二连三地打起了内战。亨利八世之父是通过暴力手段登上王位的，而亨利八世又因为玫瑰战争的爆发，以类似的方式失去了王位。玫瑰战争期间，先后有4位国王失去了王位，死于战争或者死于断头台的成年贵族多达40人。1330～1479年，英国贵族3/4的死亡都是暴力致死。而且，普通杀人致死更是司空见惯。14世纪的相关数据显示，牛津居民所面临的年杀人致死率高于0.1%。伦敦稍微安全点，其杀人致死率大约为0.05%。当今全球谋杀率最高的地区在南非（0.069%）、哥伦比亚（0.053%）、牙买加（0.034%）。在底特律情形最糟糕的20世纪80年代，其谋杀率也只有0.045%。

那个时期英国人的生活，正如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后来在论及的（他所言称的“自然状态”，确实是“孤立的、贫穷的、残暴的、短寿的”）。即便对于诸如帕斯顿这样富裕的诺福克家族，也几乎没有什么安全可言。约翰·帕斯顿的妻子玛格丽特，在设法捍卫其合法继承的格雷沙姆庄园的产权时，被驱逐出庄园。凯斯特城堡此前是约翰·法斯托尔夫爵士遗留给帕斯顿家族的，但在约翰·帕斯顿死后不久便遭到诺福克公爵的围攻，并占据长达17年之久。要提及的是，英格兰是当时欧洲更为富裕、暴力更少的国家。法国人的生活甚至更为险恶、更残暴，寿命也更短——越是向欧洲东方行进，其情形也就更为恶劣。即使是在18世纪早期，普通法国人的平均日热量摄入也仅为1660卡，这只是勉强维持人类生命所需的最低热量标准，大约只有当今西方国家平均标准的一半。革命前法国人的平均身高只有164厘米。此外，在中世纪有数据可查询的所有欧洲大陆国家中，其杀人致死率都比英国高，而以艺术家和刺客闻名的意大利，情形一直最为糟糕。

有人认为，正是西欧的危急情形，反而具备了某种不为人知的优势。因为高死亡率在穷人群体尤为常见，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死去的人帮助富人更富了。可以肯定的是，黑死病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提高了欧洲人的人均收入；那些逃过此劫的人可能会挣更高的工资，因为劳工是如此稀缺。还有一点也是确实的：英格兰富人的孩子比穷人孩子长大成年的概率要高很多。然而，以欧洲人口规模遭遇的突发状况来解释东西方大分流，似乎是不太靠谱的。在当今世界的有些地方，生活几乎同中世纪的英国一样悲惨：瘟疫、饥饿、战争和谋杀导致其人均预期寿命低得令人扼腕，只有富人能够活得长久。阿富汗、海地和索马里亚的情形表明，它们没有因为这些非常状况而获益。我们即将看到，尽管欧洲在人口锐减之后疾速前进，走向繁荣，积聚了雄厚实力，但其原因却并不是人口的减少。

需要提请现代学者和读者注意的是，死亡在过去是什么情形。佛兰德艺术家老彼得·勃鲁盖尔（约1525～1569年）富有想象力的杰作《死亡的胜利》虽然不是现实主义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勃鲁盖尔也不必全靠想象，来为我们刻画一个胃绞痛般痛苦的死亡和毁灭场面。在一片由大批骷髅统治的土地上，一个国王躺在那里，慢慢地死去，他的财宝帮不上一点忙，同时，一只狗在不断撕咬着旁边的尸体。在远方，我们看见绞刑架上有两个被绞死的人，车轮上有四个身形扭曲的人，另一个人即将被砍头。军队正战斗，房屋被烧，战舰沉海。在前景中，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军队和平民，都被混乱地驱赶进一条狭小的长方形坑道中，无一幸免。即使是那个给他的情妇唱情歌的抒情诗人，无疑也将难逃此劫。这位艺术家在其40岁之初便离开人世，比本书作者年轻。

一个世纪后，意大利艺术家萨尔瓦多·罗萨的一幅名为“人之脆弱”的画，或许是表现死亡的最感人的作品。这幅画是在1655年那场瘟疫肆虐其在那不勒斯的故乡，夺走了他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罗萨瓦，他的兄弟，他的姐姐、姐夫及他们的5个孩子后，受到启发所创作的。死亡天使丑陋地咧着嘴，还在罗萨开始试图写点什么的时候，从他妻子背后的暗处逼近，来取他们儿子的性命。这位心碎的艺术家的痛苦，仅从这幅画布上所写下的字便完全概括，令世人过目难忘。

“结合是罪，出生是痛，生活是苦，死亡是必然归宿。”在那个时期的欧洲，还能想出什么更为简洁的描述来反映其时的状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