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金钱关系

真的是经济决定一切吗？

在随后的章节，我们将重新审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或用卡莱尔的话说，金钱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失败上，也存在于英美资本主义模式表面的胜利中。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新书中言称：“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历史“朝着明确的方向发展进步”。他所谓的“自由化民主”作为“科技发达社会的唯一选择”应运而生了。借用基因学术语，资本主义和民主果真是现代世界的“双重螺旋线”吗？抑或这两者之间是否仍存在不容我们忽视的摩擦因子呢？

首先要作一点说明。我不妨借用DNA来对人的天性作个简单而重要的提示：正如生物进化论学者所证实的，人类并不是经济人。亦如卡莱尔所知，人类并非仅受利润最大化驱使，“金钱很重要，但无论在天堂还是在俗世，它都不是万能的……金钱买卖关系并不是人类活动的唯一关系”。

经济理论在个人行为方面存在许多不同假设。新古典主义模型假设个人预期是理性的，即人们能够根据所掌握的信息作出经济最优决策。而其他模型则认为，个人预期很难作出快速调整，未来存在不定因素。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即使获得了足够清晰的信息，或有足够的时间研习，也很难对自身的经济利益作出妥善的评估。在面对简单的经济问题时，人们往往会受“有限理性”约束作出错误决定（即受成见和感情因素的误导），或者在基本的计算上出现错误（不会计算概率和贴现率）。心理学家还发现一种“短视贴现”的现象：人们在近期的低额收益和远期的高额收益之间，会倾向选择后者，然而当人们对收益急不可待时，他们会转而选择近期的低收益。远景研究学者发现人们有规避风险的天性，在确定的低额收益与不确定的高额收益之间，人们会选择前者；而在确定的小额损失和不确定的大额损失之间，人们会选择后者。

如果多数经济体制依靠信贷，那么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依赖信誉，但信誉可能建立于简单的轻信上。19世纪后期的法国，特丽莎·亨伯尔靠着一个小匣子度过了一段很是风光的日子。据说这个匣子里装有1亿法郎的持票人债券，而她是一个叫克罗夫的神秘的葡萄牙富翁（后又说是美国人）的私生女，她从生父那里继承了这笔财富。亨伯尔以这笔债券作抵押来借款，和她的丈夫在大军街上购置了一处豪华旅馆，又买下了一家巴黎报纸的控股权，并策划了让她丈夫当选为社会党派议员。1902年5月，当这个匣子最终被打开时，有1万人聚集在她家四周，但人们发现匣子里“除了一张旧报纸、一枚意大利硬币和一粒裤子纽扣外，别无他物”。

即使没有像亨伯尔的债主们那样失算，我们在作经济筹算时也常会受制于我们诸多的生理欲望：比如（根据新达尔文理论）根植于我们自身基因中的渴望繁衍的天性，我们在争夺配偶和食物时的暴力倾向，更不用说弗洛伊德所提出来的那些无法用生物进化论解释的情欲及各种病态行为。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他的行为动机无法脱离他身处的文化环境。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即便是追求利润的原动力也无法达到无欲的纯理性的境界。那种为工作而工作的渴望既出于经济需求，也是一种生活信仰。而在另一种文化环境下，人们可能会更偏好享受。又或者会为了赢得他人的尊崇而做出些“非理性”的经济行为，这是由于社会地位通常并不简单等同于购买力。

此外，人也是一种政治性动物。人们常以血缘、部落、信仰、国籍、阶级以及党派（也别忘了行业）为划分标准，将自己纳入某个群体中去，以满足人类两个基本需求：寻求安全感（群体可为个体提供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安全保障），以及尼采所称的权力欲（它来自于统治弱势群体的满足感）。尚没有哪种理论对这种现象进行过充分的阐述，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可以维持多种的、重叠的身份，也因为人们通常可以容忍与其迥异的群体的存在，并且能与之合作互利。只有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人们才会接受一种排外的群体身份，而群体之间的竞争有时也会升级为暴力冲突。

本书的首要假设即为这些相互抵触的欲望——我们简单称之为性欲、暴力欲和权力欲——单独地或共同地压制着金钱动机（或称经济动机）。在某些情况下，政治事件和体制往往主宰了经济的发展，它们也是导致经济起伏不稳的主因（请注意我用了“往往”一词，因为经济动机有时也会占上风，或成为其他欲望的一个补充因素）。经济学家们对此心知肚明，却又讳莫如深。他们将这些干扰他们精心构筑的经济学模型的因素笼统地称做“外部冲击”，试图将其排除在外。但是将一场人为战争视为天灾地害显然无法让史学家们满意，作为任重道远的学者，他们既要研究市场关系，也要把这些“外部冲击”剖析明白。

诚然，政治学家们曾试图构筑一种政治变革的模型，本书在感谢经济学家们的贡献之外，也为这些政治学家们献上一份敬意。但是在史学家们看来，试图构筑并验证某个公式，以便解释战争的发生、民主的发展、选举的结果，其想法虽可敬，其可行性却让人怀疑。若能构建一些假说，并接受经验数据的检验，我们自然不会反对，它毕竟是揭示人类行为“定律”的最优途径。但是这种虚拟模型是否能经受得起经验数据的检验，我们深表怀疑。人类终究不是物理原子，他们有自由的意志，而这些自由意志并不总是理性的。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嘲笑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行为皆出于自身利益的假设，讽刺了人类行为先定论的观念：

你们好像肯定人会自主地放弃错误念头……肯定宇宙中存在自然规律，无论人的遭际如何，都与他的自由意志无关……人的一切行为都好像排列在对数表里，然后转到时间表中……这些对数表登记着详细的计算和对未来一切的精确预报……但是人们因为无聊，什么都干得出来……因为人……愿意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行事，而不是按理性和自身利益的指令行事……人那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选择，不管是多么荒诞不经的奇思，有时那近乎疯狂的幻想——就是最有利的自身利益，它无法归纳到任何表格中去……一个人可能会故意地、有意识地去做对自己有害的、愚蠢的甚至白痴的事……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最愚蠢的事。

历史也许是“宏伟的”、“多彩的”，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历史的鲜明特征就是非理性的暴力：“他们斗啊，斗啊，斗啊；他们此刻在斗，从前在斗，将来也还会斗……所以你看，关于世界历史你说什么都行……但除了一件事，你不能说世界历史是理性的。”

本书的核心结论是，金钱并没有推动世界的运转，就如《罪与罚》中的人物不会按照对数表行事一样。而是政治事件，尤其是战争，造就了诸如税收机构、中央银行、证券市场、股票交易所等现代经济生活体系。此外国内政治冲突——不仅局限于开支、税收和信贷这类经济问题，也涉及宗教、民族等非经济问题——推动了现代政治体制的演变，尤其是议会和政党的演变。虽然经济增长能够促进民主化进程，但大量的历史数据表明，民主体制下的政策有时会损害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危机（如战争引发的经济危机）有时却能促进民主化发展。

本书分为14章，每章就经济学与政治学相关联的某个具体方面进行阐述。全书分为四大部分：开支与税收、偿债承诺、政治经济学、全球力量。前三章讲述与开支和税收相关的基本财政体制的政治起源。第1章论述了战争如何推动近代国家的财政体制的发展。人们普遍认为战争成本从长期来看呈上升趋势，这一章将提出不同观点，另外这章会着重阐述军事开支是财政革新的主要诱因这一观点。第2章回顾了税收及其他形式的财政收入是如何为了应对军事开支而发展起来的，以及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比重是如何在不同的时期及不同的国家里发生改变的。第3章阐述了税收和代议制之间的关系。税收的提高往往关系着代议制的发展和民主化的进程，而税收征收的紧迫性也扩大了征税机构的规模。第一部分最后将对国家福利保障制度的演变作个简要概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资源再分配，而不是国土防御。

本书第二部分探讨了公债体制的演变。第4章论述了国债发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接下来的一章讨论了处理债务过重问题的各种方法，并从中针对债务拖欠和通货膨胀作了进一步详述，此外还会细述中央银行作为公债发行机构和货币管理机构的演变。第6章讨论了利率，特别是公债收益率，并分析了各国的公债利率产生波动与差异的原因。

经济学者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从道格拉斯·斯诺以及其他研究政治体制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学者那里借鉴的痕迹。我把基本体制框架设想成一个四方形，简单来说就是，18世纪，在急需战争经费的压力下，四大机构演进而成了一个最优组合。首先，如图1左上角所示，是一个专业的征税官僚机构。相比那些把大部分税金留归自己的当地资产所有者和税款包收人，食俸的税吏无疑更有利于国家财政收入的提高。其次，在代议制下，纳税人允许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议政，这也能够提高国家的税收收入，在这种体制下，纳税人代表可以用纳税来换取立法权，并要求国家预算需经他们同意才具备合法性。再次，国债体系使国家在开支需求骤增的危急情况下（如战争），在取得税收收入之前，先行筹足经费。借债的有利之处在于，它使战争成本平摊到一段时间内，从而抚平税收波动。最后，中央银行不仅管理国债发行，还会从它所垄断的纸币发行中征收铸币税。

虽然这四个体制各自都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源，但直到光荣革命之后，英国才将它们的联合潜能发挥出来，当然汉诺威时期对这四角机制的运用还尚欠完美，但是当时英国的货物税税收署、议会、国债体制、英格兰银行所构成的某种程度上的四角机制，已比其他任何机制都要优越，尤其是优于法国当时的体制，法国当时的体制构成是：建立在出售官爵和税款包收基础上的私营化的财政收入体制，以最高法院为形式的代议制，散乱昂贵的国债体制，缺少中央货币管理机构。

英国的四角机制不仅在筹措财政收入方面优于其他机制，同时也为私营经济带来了始料未及的派生利益。概括来说，首先，若要建立有效的征收机构，必先开展正规的教育体系，以保证能提供充足的既能读写又能计算的公务员。其次，议会体制无疑有助于完善私人产权方面的法律制度。再次，以长期国债为基础的政府借贷体制的发展能促进私营部门的金融创新。政府大量发行债券非但不会排挤私人投资，反而可以拓宽和深化资本市场，为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流通创造了新的机遇，尤其是在国家不再需要借债的和平时期更是如此。最后，中央银行基于对纸币发行和政府经常性项目的垄断，发展出新的职能，比如汇率管理和最终贷款人，这些职能降低了金融危机的风险和银行恐慌，从而稳定了整个信贷体制。如此一来，那些起初以战争融资为目的的体制也随之促进了整体经济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提高、法治的完善（尤其在财产方面）、金融市场的扩张以及信贷体制的稳定，这些都是工业革命在体制上的先决条件。

本书的第二部分探讨了三个假说，这三个假说把上文提到的财政体制与政治联系起来。第一个假说是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现代社会的根本社会矛盾存在于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他们的收入分别来自于地租、利润和工资）。第7章对社会矛盾提出另外两种假说：一种假说认为现代社会的矛盾存在于不同的财政属别之间（国家雇员、纳税人、债券持有人、福利受益人）；另一种假说认为现代社会的矛盾存在于不同世代的各代人之间。而上文提到的实行四角机制的国家，它的一个明显的薄弱点就是这些不同群体将发生冲突。如果一个国家累积的债务过高，而又主要通过征收间接税来偿还债务的话，它很有可能面临较穷的消费者的政治反对，原因是它的财政政策产生了累退性的分配效应。而如果这个国家想通过债务拖欠或通货膨胀来削减债务，而它的国债持有人人数又较多的话，它同样也将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第8章着重论述了四角机制的国家第二个薄弱点：当权者总试图通过操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它掌握货币政策控制权的话），来提高自己的民众支持率。民主政府的支持率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经济表现？当权者真能操控商业周期以增加再次当选的机会吗？第8章对政治支持率和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细致的分析，并驳斥了那种简单地认为当选与经济成功存在必然联系的观念。但显然，政客们仍抱着这种观念。

第9章从公共财政转向论述政党财政，这一章探讨了日益增长的竞选费用所带来的后果。政党，这个民主制度的关键构成，无法再依靠广大党员的会费，继而越来越依赖富有的个人或纳税人，这事关重大吗？腐败现象——“行为不端”——能从经济角度而不是从道德角度解释吗？在这一章中我将再次展示四角机制是如何遭受内部破坏的，这次是处于四角机制边缘但仍相当重要的机体——政党，一方面它的竞选机制是民主制度的体现；而另一方面，它的腐败也对四角机制造成了损害。

行文至此，我们主要探讨的都是国家内部的体制发展。本书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把讨论提升到国际层面。第10章从历史视角对金融全球化进行考察，着重分析了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是如何将四角机制模式推广到别的国家的。从理论上讲，资本市场的自由化，若配以相应的国际商品、劳务市场的自由化，将促进三者的综合提高。但是以往的全球化经验表明，资本的自由流动常由于政治事件的影响而发生剧烈波动，而商品和劳务的自由流动则可能引起国内的政治反应。

第11章探讨了限制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两种方法：固定汇率和国际货币联盟。这一章特别提出了以下这个问题：在各个成员国仍然对自己的财政政策保留着自由决定权的情况下，这种金融联盟还能维持多久？

第12章转而考察民主全球化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经济增长和民主制度的普及之间的关系。如我们所见，人们往往认为经济增长和民主化是相辅相成的。但两者的关系真的比“双螺旋”模式更明晰吗？这个问题引入到四角机制里就是，议会这一角的民主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角的体制乃至整个机制模型。

第13章探讨了种族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一个问题：世界是通过超国家联盟走向统一，还是根据国家的自决原则走向分裂？

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议题带回到开始之处，即战争。这一章把军事力量和财力联系起来。这里对经济资源和利用这些资源达到政治目的的财政机构作了区别。相比独裁政权，议会制政权的财政体制更具优势，尤其是四角机制，这也让议会制政权在国力潜能上领先于独裁政权。然而，民主国家往往缺少政治意志来充分调用国家实力。在没有外来紧急威胁的情况下，民主国家将资源从军事用途上转离，财政体制更多地被用于国内资源再分配（即建设福利国家，而不是战争国家）。民主国家这种非军事化的倾向使它更易受到生产率较低但短期摧毁力较大的专制国家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衰落以及当前美国地位的脆弱，其原因在于军事扩张不足，而不是军事扩张过度。

让我把我的论点简化为考试风格的问题吧，你将从书中的每一章找到对它们的解答。

1．现代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是战争的产物？

2．是否存在税收的最佳结构？

3．议会化和官僚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4．国债对国家起到怎样的作用，是削弱还是加强？

5．为什么国家债务过高会导致债务拖欠和通货膨胀？

6．国家借款时，是什么决定了借款利率？

7．对于资源分配的矛盾，是从阶级的角度理解好呢，还是从世代的角度理解好？

8．经济繁荣能够提高政府的支持率吗？

9．政党应如何筹资？

10．金融全球化意味着什么？

11．汇率体制和货币联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增进国际金融稳定？

12．经济增长会导致民主化或相反的结果吗？

13．世界在政治上变得更为分裂还是更加统一？

14．民主强国是否会因为军事扩张不足而变得脆弱？

最后一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为什么美国不太像100年前的英国？因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若没有一只帝国之手对经济全球化实行引导控制，任其发展下去是危险的，总有一天会因为放任自由而受到惩罚。

在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解答上，本书质疑了新的和旧的经济决定论。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但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尤其是认为从资本主义到民主有着简单的因果链的想法是错误的。这种关系的一个形式确实产生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幸运结果，即西方的双螺旋发展。但是金钱关系也像DNA一样能发生突变：民主有时也能遏制经济增长；一场经济危机有时能削弱独裁政权；有时即使经济陷入困境，民主依然繁荣；有时经济的增长会加强专制统治。

不应把生物学的类比扯得太远。由于人类意识的复杂性，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不像自然世界，它几乎不存在线性的因果关系。正如卡莱尔所说：“真实的历史……是个始终存在、时刻运转着的混沌状态，而一个又一个混沌体从无数元素中显化出来，而这种混沌体……就是历史学家要进行描述并做出科学测量的东西！”我仍然相信，历史是一个混沌的进程，用科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在一个决定论的系统中随机运动”。经济与政治的因果关系确实存在，但这些关系如此复杂，任何想把它简化为具有可靠预测功能的模型的尝试都注定是要失败的。我应该强调，图1介绍的四角机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模型，它并不提出预言，它只是本书所描述的体制结构的简化版，整个现代历史就是在这个结构中产生的，但这个历史也是由有着自由顽强意志的个人创造的。英国在18世纪衍生出这套官僚机构、议会、国债和银行的独特综合体制，从而一举建立了帝国、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英国的强盛程度却是取决于一些可能会犯错的男人（最近也有女人）是如何使用或滥用这一体制。萨缪尔对此一如既往地表述精准：

历史学家们犯的普遍错误……就是以为在政治中也和在物理中一样，每个结果都有其相应的起因。在物质对物质的相互作用中，所产生的动能等于推动力的大小；但在生活运转中，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这条定律都无法成立。自由意志的无常表现无法用数学来计算。

“nexus”（关系）一词来自于拉丁文“nectere”，为捆绑之意。这似乎是本书最理想的标题。说来也怪，本书缘起于研究国际债券市场。在研究过程中，我认识到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只是我需要考虑的诸多关系之一；而在许多方面，债券市场之所以有意义，恰好是因为它与这些关系有关，其中最重要的关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候选人和选举人之间不明言的契约关系，以及国家之间契约关系。这些关系的弱化通常反映为债券市场走低，因为政治的不确定性会降低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彼此的信心。

假如本书能让读者有一点受益，我希望他能够认识到，即使在债券收益率这么“干涩”的领域中，也能看出卡莱尔的“始终运转着的混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