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书收集了我在1995年到2017年6月期间有关中国经济的78篇文章，可以看作是我在2003年出版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续集。那本书收集的是我在1987年到2003年期间的18篇文章。两本书加在一起一共96篇，都是我用中文发表的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的文章。

本书按照内容的主题分为三编十章。在每一章中，文章均注明发表时间，并按此排列。这样便于读者还原文章当时的情景，并展示改革演进的动态感。

开卷第一篇“理解经济学研究”是我在2016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获奖讲话。我的获奖理由是“对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所做出的贡献”。这篇文章以我的部分获奖研究工作为例，来讲述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对象、方法、结果和意义。这为理解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依据实例的解读。文章最后还就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定位、研究中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科学探索中动机的意义谈了我的感悟。应该说，这篇文章所讨论的经济学研究态度和方法适用于全书的所有文章，是全书的一个导读。

第一编“改革与发展”共六章。

第一章“理解改革开放”共四篇。2008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周年，二是发生了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起始于1978年底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是20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何概括和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本质，如何看待和分析当今世界经济中的问题，找准中国自己的定位，是这一章中几篇文章的主题。也可以说，这一章呈现的是我对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大势的一个整体判断。

第二章“透视经济增长”中有九篇文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中最为突出的特征。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中国人应该引以为豪。不过，如果我们用历史的和比较的视角来分析，就会发现这样的高速增长既不空前，也不绝后，而是与其他若干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增长形态完全一致。本章的第二个关注点是中国经济近年来的增速下行以及相关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同样用历史的和比较的视角来分析，我们就会看到增速下降也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并且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历说明，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是完全有可能的，尽管进入中等收入后经济增速下降不可避免。本章的第三个关注点是提出了分析经济增长不能用“三驾马车”的需求方模型，而必须用现代经济学中普遍使用的供给方的增长模型。这与后来政府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思路相一致。

第三章“解析结构问题”中的五篇文章涉及所谓“结构问题”。“结构问题”既有真实存在的问题，也有计划经济思想的遗产，就是人们的头脑中总是以一个理想的结构比例作为思考基准。这一章中的第二至四篇，或者通过对数据的分析，或者通过论理，来甄别真实的经济结构问题。这些文章与当时经济学界的一些主流判断并不一致。在投资与消费的结构上，经济学界的主流声音是中国的投资太多了。但是基于对数据的仔细分析，特别是用投资回报率作为标准，我的研究发现在2005年之前中国并没有过度投资，因此投资与消费结构问题并不存在或并不严重。在产业结构上，我的研究发现，由于服务业被统计遗漏很大，所以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统计数据不准确而夸大了。本章第一篇和最后一篇涉及收入分配问题，这是一个大题目，值得关注并深入研究。

第四章“创新、创业、企业家”中的11篇文章是有关市场经济供给方的主要推手——企业家和创新创业的。长期以来，企业家在中国艰难成长，而创新又被禁锢在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框架中。直到2015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终于成为政府的政策导向。这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以及解读自下而上的创新（包括通过创业来创新）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走出思维误区，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活力的真正动力。

第五章“全球经济中的中国经济”中有五篇文章，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从来都是与开放连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崛起的重大差别之一是中国经济的体量。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世界眼光看中国经济，把中国经济放到世界经济中加以分析，对中国经济学家和世界经济学家来说都是一个新课题。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情了，世界经济也不再是与中国关系不大的事情了。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时候，也必须要讨论世界经济“新常态”。这正是本章中第四篇文章探讨的问题。本章最后一篇文章提出未来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六大趋势，以及在此环境中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和企业家的责任。

第六章“改革进行时”中的13篇文章有关改革的操作层面。改革有一个渐进过程，其中包含很多方面。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更要有坚定的执行。改革的操作层面牵涉宏观和微观、金融和实体、政府与市场等多方面，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经济学的分析有助于改革者在操作中减少改革成本，也有助于使改革获得更多人的支持，以减少改革阻力。

第二编“制度与转轨”中有两章。

第七章“转轨中的过渡性制度”中的四篇文章分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些制度安排现象。中国的一些经济现象令经济学家困惑，比如乡镇企业、国有企业、财政承包制等。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这些都被认为是低效率的，应该是改革对象，但在中国却被说成是经济成功的原因。这一章中的文章试图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解释，在改革进程中，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出现了一些并非规范，但是能够在现有条件下改进经济效率的“过渡性制度”安排。这个理论既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制度相对于过去能够提高效率，也能说明它们并非最优安排，因为当市场制度健全之后，它们的过渡性效率优势将随之减小。

第八章“市场、政府、法治”中的七篇文章围绕的主题是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论说这一关系有助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是法治。我从2000年开始思考政府、市场、法治的关系，并把法治看作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这一思想延续了科斯、诺思、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洞见，用这个视角来看中国经济转轨的方向和转轨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成熟的市场经济基于非人格化的交易，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护产权、执行合同、提供公共品等。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有重大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的转轨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三编“学理与中国”中有两章。

第九章“经济学家的思想”中有16篇文章，介绍了16位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和贡献，包括15位与中国经济改革密切相关的国外经济学家哈特、米尔格罗姆、罗伯茨、斯蒂格利茨、马斯金、科尔奈、威廉姆森、科斯、哈耶克、麦金农、诺思、青木昌彦、拉丰、霍姆斯特朗、阿罗，以及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这些国外经济学家中，马斯金和科尔奈是我在哈佛大学时的博士论文导师；阿罗、斯蒂格利茨、麦金农、青木昌彦、米尔格罗姆、罗伯茨是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期间的同事；威廉姆森是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期间的同事；哈特、霍姆斯特朗、科斯和诺思是与我有过交往，与我的研究密切相关的师长；拉丰在法国推动经济学教育改革一直是激励我的榜样；哈耶克是我唯一没有见过的。除哈耶克之外的这些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经济改革具有浓厚的兴趣。除哈耶克和科斯之外，他们都在过去这些年中访问过中国。他们的学术贡献对现代经济学都举足轻重，除此而外，他们的学术思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在多种层次上有重要影响。我于1983年在耶鲁大学结识吴敬琏教授，他是我投身研究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启蒙老师。

第十章“连接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有三篇访谈，围绕我这些年来试图连接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努力，内容包括了前面九章的所有话题。由于是采访中的对话，所以这三篇在风格上与其他篇不同。但是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我如何把现代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相结合的心路历程。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近39年的历程。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者是伴随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成长的。我们的一生都在学习现代经济学，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经济问题，并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促使中国经济崛起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推动改革开放的现代经济学，就没有这本书。

2017年7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