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华盛顿特区

1980年12月20日，星期六

 

索尔·拉斯基一动不动地站着观察画中的女孩。女孩也一动不动地盯着索尔，眼睛一眨不眨，仿佛被定住了一般。

索尔·拉斯基一动不动地站着观察画中的女孩。女孩也一动不动地盯着索尔，眼睛一眨不眨，仿佛被定住了一般。她戴着一顶草帽，在头上微微后倾，白色的宽松衣服上系着灰色的围裙。她金发碧眼，手臂伸直，双手交叠，放在身前，带着与年龄不相称的女性的优雅。

有人走到他和那幅画中间。索尔后退两步，向旁边挪动，以便更好地看画。戴草帽的女孩继续盯着他空出来的地方。索尔说不清这幅画是哪里打动了他。玛丽·卡萨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彩色粉笔勾勒出柔和而模糊的轮廓，给人多愁善感的感觉。但差不多二十年前，他第一次造访国家美术馆时，就被这幅画深深地吸引了。从此之后，每次到华盛顿，他都会如同朝圣一般来瞻仰这幅《戴草帽的女孩》。他觉得，也许是女孩圆嘟嘟的面庞和深邃的目光让他想起了妹妹斯特法——妹妹在二战中死于斑疹伤寒——不过斯特法的头发要黑得多，眼睛也不是蓝色的。

索尔从画前转身离开。每次他到美术馆来都告诫自己，这次必须去看看别的地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欣赏当代作品上，但每次他都在这里长时间地注视这个女孩。下次一定得改，他想。

下午一点，索尔来到美术馆餐厅门口，扫视了一圈餐桌。餐厅里已经没几个人了。他很快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一张小桌旁的艾伦，身后是一盆高高的盆栽。索尔朝他挥了挥手，朝年轻人走去。

“你好，索尔舅舅。”

“你好，艾伦。”

他的外甥站起身，给了索尔一个拥抱。索尔笑逐颜开，抓住男孩的手臂，打量着对方。这孩子已经长大了。三月份艾伦就二十六岁了，但他依然消瘦。艾伦笑起来的样子像极了戴维，黑色卷发和眼镜背后的大眼睛明显继承自丽贝卡，深深的肤色和高高的颧骨则是戴维的特征——这是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的独特遗传。“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艾伦和他的孪生哥哥才十三岁，身材比同龄人矮小。战争结束五个小时后，索尔才乘飞机来到特拉维夫，无缘作为医务人员参战。但艾伦和艾萨克对舅舅反复讲述了他们的哥哥——空军上尉阿夫纳的丰功伟绩。索尔还详细了解了艾伦和艾萨克的表哥柴姆在戈兰高地率领部队英勇战斗的事迹。两年后，年轻的阿夫纳阵亡了——他驾驶的飞机在埃以消耗战中被埃及发射的地对空导弹击中。第二年八月，柴姆也牺牲了——在赎罪日战争中死于错误安放的以色列地雷。那年夏天，艾伦十八岁。他从小就患有哮喘，身体虚弱，尽管他几次三番请求参军，但他的父亲戴维就是不同意。

艾伦坚持要像他哥哥艾萨克那样，成为突击队员或者伞兵。但因为哮喘病和近视眼，他被军队拒之门外。艾伦大学毕业后，想出了最后一招。他找到父亲，请求——应该是恳求——父亲托情报部门的熟人为他谋一个职位。1974年6月，艾伦加入了摩萨德。

他没有接受户外行动的训练。摩萨德里有一大批特工曾是突击队员和战斗英雄，不需要让这个瘦小而聪明、总是病恹恹的年轻人去从事高风险的工作。艾伦接受过标准的自卫训练，掌握了武器的操作技巧，甚至精于使用点22口径伯莱塔手枪——这种小手枪当时广受摩萨德特工喜爱。不过，他的本职工作是与密码打交道。在特拉维夫干了三年情报联络，再在西奈半岛干了一年的战场通信后，艾伦来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加入了一个特别工作组。虽然他是戴维·艾希科尔的儿子，但他完全是凭自己的能力才得到这次工作机会的。

“你过得怎么样，索尔舅舅？”艾伦用希伯来语问。

“很好。”索尔说，“请说英语。”

“好的。”艾伦的英语纯正而自然。

“你父亲和你哥哥现在怎样了？”

“比我们上次谈话时好多了。”艾伦说，“医生认为父亲今年夏天可以在农场里待一段时间。艾萨克已经被提拔为上校。”

“很好，很好。”索尔说。他低头看着外甥摆出来的三份材料，心里盘算着如何才能既获取艾伦可以的提供情报，又避免将外甥牵扯进来。

就像看穿了他的心思似的，艾伦探过身子，压低声音，急切地问：“索尔舅舅，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

索尔眨眨眼。六天前，他给艾打电话，问他能否打探到威廉·波登的信息，或者弗朗西斯·哈灵顿的下落。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么多年来，索尔都竭力避免与亲人见面或发生联系，但他一想到年轻的哈灵顿无缘无故消失了就心急如焚，而他去查尔斯顿之后，很可能会漏掉关于波登，也就是上校的关键信息。艾伦用加密电话打过来说：“索尔舅舅，你是想查那个德国上校，对吧？”索尔未加否认。家族中的每个人都知道，索尔二战时在集中营遇到了一个纳粹军官，此人战后逍遥法外，索尔对此耿耿于怀。“摩萨德绝不会在美国展开行动，这个你应该很清楚吧？”艾伦补充道。索尔用沉默回答了一切。当伊尔贡和哈伽拿还是活跃的非法武装时，他就同艾伦的父亲一起工作，购买美国武器和兵工厂，将其拆卸后分装运回巴勒斯坦组装起来，装备给犹太军人，以应对以色列建国之初阿拉伯军队的入侵。“好吧。”艾伦读懂了舅舅的沉默，“我尽量想办法。”

索尔又眨了眨眼，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

“唔，你是什么意思？”艾伦问。

“我对那个叫波登的人很感兴趣。弗朗西斯是我的学生，他去洛杉矶调查这个人。也许是离婚之类的官司，谁知道呢？弗朗西斯没有按时回来，我听说波登先生也死了。我的一个朋友托我帮忙查查。我就想到了你，艾伦。”

“嗯。”艾伦说。他静静地注视着自己的舅舅，最终摇了摇头，发出一声叹息。他打量四周，确认没有人在近旁偷听或偷窥。然后他打开了第一份材料。“我星期一飞去了洛杉矶。”艾伦说。

“你去了！”索尔吃了一惊。他本以为外甥只会在华盛顿打几个电话，动用以色列大使馆里的电脑搜索——特别是摩萨德特工所在的六个房间的电脑——调阅以色列或者美国的秘密档案。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孩子居然第二天就亲自乘飞机飞去了西海岸。

艾伦挥了挥手，“这没什么。”他说，“我累积了好几个星期的假期呢。你什么时候开口求过我们，索尔舅舅？从我小时候起，你就不停地帮助我们，不求回报。你从纽约寄回来的钱供我在海法读完了大学。你只是请我帮一个小忙，我怎么会说不呢？”

索尔揉了揉额头，“你不是詹姆斯·邦德，莫迪。”他说，提到了艾伦的小名，“何况，摩萨德是不能在美国工作的。”

艾伦对此置若罔闻，“我只是去度假，索尔舅舅。”他说，“你想不想听我在度假期间做了什么？”

索尔点点头。

“这是哈灵顿先生待的地方。”艾伦说，将贝弗利山的一家酒店的黑白照片推过桌子。索尔没有拿起照片，看了一眼就又推了回去。

“我掌握的消息非常有限。”艾伦说，“哈灵顿先生是十二月八号入住酒店的。有女服务员记得，九号早上，一个与哈灵顿容貌近似的红发年轻人在酒店咖啡馆用过早餐。有搬运工记得，那个星期二的下午三点，有人驾驶黄色达特桑汽车离开了酒店停车场，哈灵顿租借的也是同一款车。但搬运工说他不能完全确认开车的就是哈灵顿。”艾伦递过来两张纸，“这是报纸上的报道的影印本——只有一段话——还有警察的报告。十号，也就是星期三，黄色达特桑被发现时，停在机场的赫兹租车行附近。租车行找不到车主，只好将账单寄给了哈灵顿的母亲。十五号，也就是星期一，我到洛杉矶的当天，哈灵顿的母亲收到一张匿名汇票，要求支付329.48美元的房费。汇票的信封上盖着纽约的邮戳。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索尔舅舅？”

索尔看着他。

“我猜你不知道。”艾伦说，合上文件夹。“但真正诡异的是，就在同一周，哈灵顿先生业余侦探事务所的两个兼职助手——丹尼斯·利兰和塞尔比·怀特——死于交通事故。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五，接到一通长途电话之后，他们驾车从纽约前往波士顿……你怎么了，索尔舅舅？”

“没什么。”

“你刚才似乎很不舒服。你认识这两个人吗？怀特是哈灵顿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他来自海安尼斯港的怀特家族。”

“我之前见过他们一次。”索尔说，“你接着说吧。”

艾伦微微眯眼看着舅舅。索尔记得，艾伦小时候听他讲离奇的睡前故事时，也曾露出过同样怀疑的表情。“无论发生了什么，看上去都是职业杀手所为。”艾伦说，“像是美国黑道家族——新黑手党——干的勾当。出手干净利落。撞死利兰和怀特的卡车至今下落不明。哈灵顿则永远失踪了。但问题是，弗朗西斯·哈灵顿在加利福尼亚究竟干了什么，惹怒了职业杀手——如果杀他们的是黑手党的话——以至于不惜采用古老的方式斩草除根？为什么要将三个人都杀掉？利兰和怀特都有正式工作。他们之所以掺和到哈灵顿的半吊子侦探事务所里，纯粹是为了给自己在周末找点儿乐子。”哈灵顿去年就接了三个案子，其中两个是帮朋友处理离婚；第三个案子是为一个又老又穷的蠢货寻找四十八年前遗弃他的亲生父母。”

“这些信息你都是怎么查出来的？”索尔轻声问。

“星期三我回来之后同弗朗西斯的兼职秘书谈过，然后在一天晚上去了趟侦探事务所。”

“我收回之前说过的话，莫迪。你确实有几分像詹姆斯·邦德。”

“嗯。”艾伦说。他扫了一圈餐厅，发现这里已经不提供午餐了，顾客也越来越少。还有些吃得慢的人留在座位上，索尔和艾伦并没有显得非常可疑。所有顾客离他们都有十五英尺以上。餐厅外的地下室走廊里，一个孩子正放声大哭。“我还没说完，索尔舅舅。”他竭力模仿牛仔拉长调子说话。

“继续吧。”

“秘书说，哈灵顿经常接到一个从未表露自己身份的人的电话。”艾伦说，“警察想知道那人是谁。她告诉警察她不知道……哈灵顿没有留下关于这个案子的任何记录，除了差旅费之类。不论这个新客户是谁，他委托的案子都让弗朗西斯忙得不可开交，不得不请大学同学来帮忙。”

“嗯。”索尔说。

艾伦啜了口咖啡，“你说哈灵顿是你的一个学生，索尔舅舅。但哥伦比亚大学的档案室里找不到他的成绩单。”

“他旁听了两门课。”索尔说，“战争和人类行为，以及侵害心理学。弗朗西斯没有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不是因为他迟钝——他很聪明，但他厌学。不过我的课他爱听。继续说吧，莫迪。”

艾伦抿着嘴，神情坚定，索尔忍不住联想到艾伦的父亲戴维·艾希科尔。在特拉维夫郊外的农场里，索尔同戴维曾就游击队的道德问题争论到深夜，当时戴维的表情也是如此倔强。“秘书告诉警察，哈灵顿的客户听上去像个犹太人。”艾伦说，“她说她仅凭口音就能判断对方是不是犹太人。这个人说话带着外国口音，也许是来自德国或匈牙利。”

“哦？”

“你不打算对我说实话吗，索尔舅舅？”

“现在还不能说，莫迪。我自己都还没有彻底弄清楚。”

艾伦继续抿着嘴。他拍了拍另外两个文件夹。这两个比第一个更厚。“虽然哈灵顿这条线没查出什么，但这里的材料可劲爆得多。”他说，“我觉得这笔交易划得来。”

索尔眉毛微抬：“不是说帮我的忙吗？怎么变成交易了？”

艾伦叹了口气，打开了第二个文件夹。“威廉·D.波登，1906年8月8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的哈巴德。我查到了他1906年的出生证，但此后四十年里，他竟然没有留下任何档案，而到1946年，社保卡、驾照等身份证明却一股脑儿全冒出来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脑常会注意到这种异常，但对威廉的问题却没有人质疑。我猜，如果我们去哈巴德的墓地走一趟，就会发现夭折的比利·波登的小墓碑——愿天使守护他安息。然而，1946年初，在新泽西州的纽华克，成人后的波登先生却突然从天而降，并在第二年搬到纽约。不管这个人是谁，他都相当有钱。他是1948和1949年百老汇演出的幕后赞助者，但他同他赞助的大演员们很少交往，至少我在专栏中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他的闲话。当年曾参加演出、如今已成了老太太的演员也不记得有他这个人。

“1950年，波登去了洛杉矶，并于同一年投资拍摄了第一部电影，从此干上了制片人这一行。六十年代，他名声渐起。好莱坞内部人士称他为‘德国佬’或‘比尔·波登大哥’。他时常召开派对，但并不大张旗鼓，没有引起警察的注意。那家伙简直是个圣人——没有交通违章，甚至没有乱穿马路——什么不良记录都没有。但也有可能他权势极大，以至于将所有不良记录都抹除了。你怎么看，索尔舅舅？”

“你还查到了什么？”

“没有了。”艾伦说，“除了一些电影公司的广告，还有波登先生在贝沙湾的宅邸前门的照片——上面看不到房子——还有《洛杉矶时报》和《综艺》杂志对他上周六遭遇空难的报道。”

“我能看看这些材料吗？”索尔问。

索尔看完之后，艾伦静静地说：“他是你追踪的那个德国人吗，索尔舅舅？是那个上校吗？”

“很可能是。”索尔说，“我想弄个明白。”

“所以，波登所乘坐的飞机遭遇炸弹袭击的同一周，你就派弗朗西斯·哈灵顿去调查他？”

“是的。”

“你的学生和他的两个助手都在随后三天死了。”

“在你告诉我之前，我不知道丹尼斯和塞尔比死了。”索尔说，“我真的没有意识到他们可能遭遇危险。”

“什么危险？”艾伦追问。

“现在我真的不知道。”索尔说。

“告诉我你知道些什么，索尔舅舅。也许我们能帮你。”

“我们？”

“利瓦伊、丹、杰克·科恩和伯格曼先生。”

“大使馆的人？”

“杰克是我上司，但也是我朋友。”艾伦说，“把实情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帮你。”

“不。”索尔说。

“是不能告诉我还是不想告诉我？”

索尔回头张望，“餐厅马上就要关门了。”他说，“我们能去别的地方吗？”

艾伦嘴角的肌肉松弛下来，“那边的三个人——门口的一对男女，还有离你最近的小伙子——都是我们的人。如果我们需要掩护的话，他们可以一直留在这里。”

“你把掌握的情况都告诉他们了？”

“没有。只有利瓦伊知道。他毕竟是负责拍照的。”

“拍什么照？”

艾伦从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文件夹中取出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个黑头发的矮个子男人，穿着领口敞开的衬衫，眼皮耷拉在黑色的眼睛上，嘴角露出狰狞的曲线。此人正在过一条狭窄的街道，大衣的下摆在身后飘舞。“他是谁？”索尔问。

“哈罗德，”艾伦说，“托尼·哈罗德。”

“威廉·波登的搭档。”索尔说，“《综艺》登了他的名字。”

艾伦又从文件夹中取出两张照片。照片中，哈罗德站在车库门口，手拿信用卡，明显正要将卡插入砖墙里的小装置中。索尔之前见过这种保险锁。“这是在哪儿拍的？”他问。

“乔治敦，四天之前。”

“这里的乔治敦？”索尔问，“他在华盛顿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拍他的照？”

“是利瓦伊拍的。”艾伦微笑道，“我星期一参加了在森林草地公墓举行的波登先生的葬礼。托尼·哈罗德发表了悼词。我简单查了查他的背景就得知，哈罗德先生同波登先生关系密切。所以星期二哈罗德飞到华盛顿后，我就跟着他飞了过来。反正当时已到回家的时间了。”

索尔摇了摇头，“你一直跟踪他到乔治敦？”

“不必我亲自去做，索尔舅舅。我给利瓦伊打了电话，他从机场一路跟踪哈罗德。我后来才同他会合，然后拍了照片。在把照片给丹或伯格曼先生看之前，我想先同你谈谈。”

索尔对着两张照片皱起眉，“我没看出这两张照片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说，“难道是这个地址重要？”

“不。”艾伦说，“这是HRL集团的子公司租的一座联排房屋。”

索尔耸耸肩，“这有什么意义？”

“没有。”艾伦说，“但这些照片就有意义了。”他把五张照片从桌面上推到索尔面前。“利瓦伊开的是一辆贝尔电话公司的厢式货车。”艾伦略带得意地说，“他顺着电话杆爬上了三十英尺，拍下了这批人离开的照片。这是一条极其隐蔽的小巷，豪华轿车就停在巷子里。这批人沿着这里的房后便道出来，打开大门，直接上车。邻居都发现不了他们。从巷子两端也看不到他们。天衣无缝。”

黑白照片拍下了每一个人从门口进入轿车的瞬间。图像因为被放大了许多而显得有些模糊。索尔逐个仔细看过，说：“我不认识他们，莫迪。”

艾伦双手捧着脑袋，“你在这个国家生活多久了，索尔舅舅？”见索尔一言不发，艾伦用指头戳着一个小眼睛、宽下巴、一头白色卷发的男人的照片，“这是詹姆斯·韦恩·萨特，在他的信徒中，他有个更熟悉的名字：‘吉米·韦恩牧师’。有点儿印象吗？”

“没有。”索尔说。

“一个通过电视传教的福音传教士。”艾伦说，“最初发迹于阿拉巴马州多森的一个露天电影教堂，现在他拥有卫星和有线电视频道，公司利润每年七千八百万美元，还不用交税。他的政治思想比匈奴王阿提拉还右倾。如果吉米·韦恩牧师宣告苏联是撒旦的傀儡——他在电视上天天都这么说——就会有一千二百万人欢呼‘哈利路亚’。就连贝京总理也要对这个混蛋表示友好。教徒的捐款有一部分被用于购买武器，运到了以色列。这一切都是为了拯救圣地。”

“以色列同激进的右翼分子有联系，这并不是什么新闻。”索尔说，“你和你的朋友利瓦伊忙活了半天就查到了这个？也许哈罗德先生是韦恩的信徒。”

艾伦扭了扭身子，将哈罗德和萨特的照片放进文件夹，对过来加咖啡的女服务员露出微笑。餐厅里现在基本没人了。女服务员走后，艾伦略带激动地说：“在这批人里，吉米·韦恩·萨特是我们最不需要担心的，索尔舅舅。你认识这个人吗？”他指着一个面容消瘦、眼窝深陷的黑发男人问。

“不认识。”

“他是聂曼·特拉斯科，”艾伦说，“来自缅因州的凯洛格参议员的资深顾问，想起来了吗？去年夏天，他在党内投票中差点儿被提名为副总统。”

“真的？”索尔说，“哪个党？”

艾伦摇摇头，“索尔舅舅，你这样两耳不闻窗外事，还能做成什么事呢？”

索尔微笑道：“我对时政了解不多。我每星期都要负责三门大学本科课程，还要被迫担任指导教授。我在诊所里的研究日程也排得满满的。我的第二本书计划在一月六日出版……”

“好吧……”艾伦说。

“每周我在诊所至少要亲自从事十二小时心理咨询。十二月份我参加了四个研讨会，两个在欧洲；还在四本刊物上发表论文……”

“嗯。”艾伦说。

“上周之所以比较清闲，是因为我只需要主持大学里的一次小组讨论。”索尔说，“一般情况下，我每周都有两个晚上要花在市长委员会和州顾问委员会的事务上。现在，请你告诉我，莫迪，为什么特拉斯科先生很重要？就因为他是凯洛格参议员的顾问？”

“他是最重要的顾问。”艾伦说，“据说，凯洛格就连去不去上厕所都要咨询聂曼·特拉斯科。上一轮竞选时，特拉斯科还给了一大笔赞助。传说他出现的地方就一定会砸钱。”“阔绰。”索尔说，“这位绅士又是谁？”他敲了敲另一张照片中同查尔顿·赫斯顿有点儿像的人的额头。

“约瑟夫·菲利普·开普勒。”艾伦说，“曾担任林登·约翰逊总统任期内中央情报局的三号人物，国务院的纠纷调解人。现在他是美国公共电视网的媒体顾问和评论员。”

“不错。”索尔说，“我觉得他有点儿眼熟。他是不是在主持星期天晚上的节目？”

“叫作《快速问答》。”艾伦说，“请政府官僚上节目加以羞辱。这个人——”艾伦沉着脸，敲了敲一个光头矮个子男人的照片，“是查尔斯·C.科尔本，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特别助理。”

“有趣的头衔。”索尔说，“可能有用，也可能完全没用。”

“这个人的出现意义重大。”艾伦说，“在所有参与水门事件的嫌疑人中，科尔本是唯一一个没有遭到惩罚的中层干部。他是白宫在联邦调查局中的联络人。有人说戈登·利迪的那些匪夷所思的行为也出自他的策划。他不但没有遭到指控，在其他人滚蛋之后，他反而更加重要了。”

“这些到底都意味着什么，莫迪？”

“少安毋躁，索尔舅舅。我最后介绍的这位才是最重要的人物。”艾伦把其他照片都收了起来，单独留下一张，上面的老人身材瘦削，衣着精致，看上去六十出头，一头惹眼的白发，发型完美无缺。尽管被放大的黑白照片不甚清晰，但索尔仍能看出，微黑的肤色、高雅的穿着和潜在的气场背后，是巨大的财富在做支撑。

“C.阿诺德·巴伦特。”艾伦说，顿了顿，接着道，“他被称为‘总统的朋友’。从艾森豪威尔开始，每位总统都带着家人至少去过一次巴伦特的隐蔽庄园度假。巴伦特的父亲C.阿诺德一世是做钢铁和铁路生意的百万富翁，但同巴伦特的数十亿身家比起来，他父亲简直就是穷光蛋。曼哈顿的每一座摩天大楼顶楼中，都有至少一个公司的母公司隶属于C.阿诺德·巴伦特控制的财团所管理的企业集团。从媒体、芯片、电影到石油、艺术品，乃至婴儿食品，只要是赚钱的领域，巴伦特都有涉足。”

“他姓名中的‘C’代表什么？”索尔问。

“没有人知道。”艾伦说，“C.阿诺德一世从没透露过，他的儿子也对此缄口不提。反正每次总统全家去拜访巴伦特的庄园时，特勤局的人都很开心。巴伦特的那些大房子通常都在岛上——他拥有的岛屿遍布全球，索尔舅舅——那里的陈设、安保、直升机升降场、卫星通信甚至比白宫都高级。

“每年，通常在六月，巴伦特的西方传统基金会都会举行‘夏令营’——西半球最有权势的人将狂欢一个星期。这个活动纯粹是邀请制的，你想得到邀请，必须至少是内阁成员，或者即将入阁，或者曾经叱咤风云。过去几年曾有传言说，德国前总理同美国前国务卿和前总统围着篝火唱歌跳舞，歌词淫秽不堪。领导人到了那里，就能无所顾忌地展露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索尔看着艾伦将最后一张照片收起来。“告诉我，这些意味着什么，艾伦。为什么来自好莱坞的托尼·哈罗德会同这五个我应该认识但实际上不认识的五个人秘密会面呢？”

艾伦将文件夹放进公文包，十指交叉，嘴角的线条紧绷起来。“这个应该我问你，索尔舅舅。一个电影制片人——你认为他是你一直追踪的那个纳粹上校——死于炸弹导致的空难。你让你的一个有钱的大学学生充当业余侦探，去好莱坞调查这个制片人的历史，结果你的学生遭到绑架——很可能已被杀害——同时他的两名助手也死了。一个星期后，那个纳粹制片人的搭档——据说既行骗也猥亵儿童——飞到华盛顿同一群权威人士和幕后的权力掮客会面，而这群人堪称亚西尔·阿拉法特的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之后最奇怪的组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索尔舅舅？”

索尔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他有整整一分钟都没说话。艾伦在一旁静候。“莫迪，”索尔终于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只对上校感兴趣——我相信上校就是威廉·D.波登。今天之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些人。我不知道波登是谁。直到看到星期天《纽约时报》上他的照片，我才断定他就是党卫军的威廉·冯·伯夏特上校……”索尔停下，戴上眼镜，手指颤抖着抚摸额头。他知道，在外甥眼中，自己看上去肯定是一个受惊而困惑的老人。在那一刻，他没有丝毫伪装。

“索尔舅舅，你可以告诉我背后的秘密。”艾伦用希伯来语说，“让我帮你。”

索尔点点头。他感觉眼中涌出了泪水，立即把头别向一边。

“如果这个秘密对于以色列很重要，或者构成了威胁，”艾伦迫切地说，“我们需要携手合作，索尔舅舅。”

索尔坐直身子。威胁……他的眼前突然浮现出切姆诺集中营中的场景——父亲带着小约瑟夫，排在一列肤色苍白的裸体男人和男孩之间。他的脸颊又感到被掌掴后火辣辣的刺疼。他知道，正如他父亲当年所深知的一样，拯救家人有时候是最优先的考量，乃至唯一的考量。他双手握住艾伦的手。“莫迪……你必须相信我。我认为这些事彼此之间并无关联。波登很有可能并不是我在集中营中认识的那个上校。弗朗西斯·哈灵顿很聪明，但情绪不稳定——他总是半途而废，所以三年前从普林斯顿大学辍学了。我给了他一大笔预付金，资助他调查威廉·波登的背景。我肯定弗朗西斯的母亲，或者秘书，或者女朋友会收到他寄的明信片，地址是波拉岛之类的地方，时间是将来的任何一天——”

“索尔舅舅——”

“请听我说，莫迪。弗朗西斯的朋友……他们死于交通事故。总会有人死于事故，你不知道吗？你的表哥柴姆就是从戈兰高地开着吉普去见一个跟妓女差不多的女孩的时候——”

“索尔舅舅——”

“听着，莫迪，你又在扮演詹姆斯·邦德了，就像你小时候扮演超人一样，你记得吗？我来你家的夏天，你九岁，本来早就过了将毛巾缠在脖子上从阳台往下跳的年纪，但你还是乐此不疲。结果整个夏天你都不能同你最喜欢的舅舅玩，因为你左腿上打着石膏。”

艾伦脸红了，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你们拍的照片很有趣，莫迪。但它们意味着什么？针对耶路撒冷的阴谋？阿拉法特的法塔赫小分队打算将炸弹运到边境上？莫迪，你看到的是几个有钱有势的人在纸醉金迷的城市中同一个色情片制作人见了一面。你觉得这是一场秘密会议？你自己说过，C.阿诺德·巴伦特拥有的岛屿和宅邸比白宫都安全。他们之所以偷偷摸摸，是因为他们干的事见不得光。谁知道这些人在交易什么肮脏的小电影，或者福音派的韦恩·吉姆牧师资助了什么肮脏的小电影。”

“是吉米·韦恩。”艾伦说。

“管他叫什么。”索尔说，“你真的觉得，为了这个讨论色情电影的愚蠢会议，你犯得着去打扰大使馆的上司，正式派出特工参与调查，甚至让病中的戴维烦心？”

艾伦瘦削的面庞涨得通红，索尔觉得这个年轻人就要哭出来了。

“这么说，索尔舅舅，你什么都不想告诉我？”

索尔子又摸着外甥的手说：“我以你去世母亲的名义起誓，莫迪，我已经把合理的解释告诉了你。我还会在华盛顿待上一两天，说不准会再来看你和黛博拉，同你谈谈。你家在河对岸，对不对？”

“亚历山大。”艾伦说，“今晚怎么样？”

“我有个会要开。”索尔说，“但明天……我很期待能吃一顿家庭风味的菜肴。”索尔回头看着餐厅里的三个以色列人，现在他们是除索尔和艾伦之外这里唯一的客人。“我们怎么给他们说？”

艾伦扶了扶眼镜，“只有利瓦伊知道为什么我们来这儿。我们反正要出来吃午饭……”艾伦忽然正色道，“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吧，索尔舅舅？”

“当然。”索尔说，“我现在想尽量少做点儿事，趁剩余的假期好好放松一下，为一月份的教学工作做点儿准备。莫迪，你不会让他们——”索尔偏了偏脑袋，“跟踪我吧？我打算今晚同一个女同事吃饭，他们跟在后面会让我很尴尬。”

艾伦咧嘴笑道：“我们反正腾不出人手。只有利瓦伊是负责外勤的。哈利和芭芭拉同我一样做密码方面的工作。”两人站起来，“那就明天吧，索尔舅舅？我来接你。”

“不用，我租了辆车。”索尔说，“六点如何？”

“尽量早点儿吧。”艾伦说，“晚饭前还可以同我的双胞胎孩子玩一会儿。”

“那就四点半。”索尔说。

“你会和我谈谈？”

“我保证。”索尔说。

两人沿着楼梯来到美术馆穹顶之下，互相拥抱，然后分头离开。索尔留在礼品店，直到看见哈里、芭芭拉和那个名叫利瓦伊的皮肤黝黑的男人离开之后，他才慢慢走上楼，来到印象派画作展区。

戴草帽的女孩仍在那里等着他，抬头望着画外的他，带着一丝惊讶、迷惑和悲伤，索尔不禁为之着迷。他长时间站在那儿，家庭、复仇、恐惧……思绪纷杂。把两个非犹太人卷入本不属于他们的战斗，这疯狂的行为是否道德？他暗暗自问。

他决定返回酒店，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读点儿莫蒂默·阿德勒的书。然后给查尔斯顿打电话，同娜塔莉和治安官谈谈。他会告诉他们，他同艾伦的会面很顺利，他现在知道，那个遇难航班上的制片人不是他噩梦中挥之不去的德国上校。他会承认，自己最近压力极大，他们得自己去思考尼娜·德雷顿和查尔斯顿凶杀案是怎么回事。

索尔站在戴草帽的女孩的画像前，陷入沉思。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冷不防从背后传来：“这幅画真漂亮是吧？但可悲的是，当年给画家做模特的女孩早已化作枯骨了。”

索尔连忙转身。弗朗西斯·哈灵顿站在那里，眼里放射着怪异的光芒，长着雀斑的脸面如死灰，毫无生气。然后，他松弛的嘴角如同被钩子勾起似的向上一挑，露出一排牙齿，像是在大笑，却又无比痛苦。他抬起双臂，仿佛要给索尔一个熊抱。

“好久不见，老朋友。”那个已不是弗朗西斯·哈灵顿的怪物用德语说，“你还好吗，我钟爱的小兵？”